國內親戚來訪，我們一家人來三藩市玩了幾天。三藩市，我已經是多次到訪了。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來美國，入住洛杉磯，在南加州大學女性主義中心當客座研究員，也是這個季節，我第一次來三藩市，一個美麗如畫的城市。
前同事請客，席間遇見一名退休的移民法官，就聊起了移民相關議題，包括我對當下在川普當政期間對個人及家人未來的擔心。我也講述了自己早年在美國為中國來的同性戀者申請政治庇護，以及近年為中國來的愛滋感染者申請政治庇護提供專家證言的故事。
我説明過的當事人全部得到了政治庇護，而生活在美國。他們的故事也各有精彩、辛酸。
小李在中國受過良好教育，但到了三十歲的年齡，父母和親友不斷來說親，心理壓力特別大。想要投奔自由世界，又不認識人。於是，他給自己發了一封邀請函，用英文起草的，由美國某公司邀請他去公務訪問。然後，翻譯公證，拿到了中國護照。他竟然拿到了美國簽證，買了機票就來了美國。
在入境處，他露餡了。美國紙張和中國紙張尺寸不同，移民官發現了他假冒邀請函。他面臨即刻被遣返。因為英文不好，他需要翻譯。攀談起來後，翻譯竟然是他研究生同學的本科同學，翻譯也對他多了幾份關照。小夥子一表人才，在中國國內也有好的工作，卻為什麼要採取這種極端方法出國？他就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在中國心理壓力大，父母要催結婚。翻譯跟他說，同性戀者在美國可以申請政治避難，如果申請成功，就不會被遣返了。
他提出政治避難申請，被關押在移民監獄裡。拐彎抹角，他的律師找到了我。我正好認識這個人。和大多數政治避難申請者不同，他沒有講述受到政府迫害的故事，說自己就是同性戀者，在中國老是被家人催結婚，心理壓力大。情況是真實的。我提供幫助的前提就是當事人是誠實的。我飛到底特律，親自出庭作證。
半年後，他獲得自由，可以合法居住在美國，而政府也提供他早期生活幫助。他的英語也進步了，監獄裡只能和他人說英語。
我的第二個當事人比較辛苦，在中國期間因為和西方來的同性戀者交往，參加使館舉辦的晚會，曾經被北京國家安全部門抓捕，被懷疑是否給外國人當間諜。我不認識當事人，無法辨別事情的真偽，但他描述的當年參加澳大利亞使館官員舉辦晚會的情況，卻與我瞭解的情況一致，於是，我也提供了專家證言。他也拿到了政治庇護。
找我來作證的人多了起來，包括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有些人明顯是在編造故事，說自己因為同性戀被員警抓捕。也有人明確告訴我，可以給我報酬，希望我理解他編故事的難言之隱。對於編故事和花錢來買的避難者，我都拒絕了。
近年來，因為感染愛滋而在美國等地尋求避難的中國人多了起來，涉及不同性別、不同性傾向和不同民族人士等。只要當事人的律師找我，我都提供了專家證言。看起來，我的證言比較有力，多人拿到了避難，所以去年一年就有多名律師來聯繫我，包括商業律師和公益律師。
在諸多案件中，我比較為難是一名中國某個少數民族人士在西方某國申請政治避難的情況。我不清楚他如何來到這裡，但從他申請避難的理由來看，他應該不屬於任何政治團體成員，更不是恐怖團體成員。但他聲稱自己是某個團體成員，而該團體被中國政府定性為恐怖主義團體，好像也在聯合國黑名單上。
大赦國際的成員找到了我，說明此人在申請避難期間被發現感染愛滋，詢問我關於中國愛滋人權情況。我介紹愛滋感染者在中國遭遇嚴重歧視後表示，大赦國際可以運用我發表過的報告，但我無法為此人避難申請提供專家證言，以避免我在中國出現不利的情況，被人硬把自己和恐怖分子聯繫起來。
儘管我為他人政治避難多次提供專家證言，但我自己出國後卻時刻準備好回國，沒有走避難程式。但是，美國似乎已經不再是我們曾經理解的美國。我告訴這位退休法官，我不喜歡希拉蕊，但我知道，她當總統，我在美國還可以享受自由，是安全的，而現在，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確定的。 （相關報導： 楊建銘專欄：後真相時代的大數據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北京愛知行研究所成員，投入中國河南愛滋防治與公衛研究多年，數年前流亡美國，仍持續關心大陸人權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