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抄襲在現今的高等教育界是人人喊打的對象，論文抄襲雖然不一定意謂著研究造假（抄襲的研究不一定是假的），但這次能抄襲就與下次造假不遠了，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要成為學者，抄襲為人痛惡的原因更在於它與道德瑕疵的連結，不勞而獲，既然自己的論文都不寫了，以後工作會不會自己做，欺騙，拿別人的東西當成是自己的那之後會不會也是直接把其他人的工作成功當成是自己的。
數位時代訊息的流通讓抄襲的成本無限的降低，過往要抄襲也得有功力有資源能接觸到被抄襲的材料，現在是ctrl-c加上ctrl-v就完成了。高等的抄襲是學術搬運工，把英文的翻成中文的，這種抄襲普遍存在，特別是在社會科學仍處於殖民地的台灣，不過這種抄襲跟一般人的世界比較遠，大眾興趣不大。大家感興趣的是像林智堅這樣的事件，一個前途光明，外貌良好，能言善道的政治明星和第一大學當權學閥與同門師兄弟的關係。
根據中央圖書館碩博士論文資料庫，陳明通是近二十或三十年來政治（或者社會科學）學類指導學生最多的教授之一，從1995年到2021年間，陳明通一共指導了173篇碩博士論文，平均一年大概指導6篇碩博士論文，考量國發所在職專班的學術水分，似乎不算太誇張，不過細看每年指導論文的分佈就會發現，在2009年前陳明通一年最多畢業8位研究生（2005，2009），2010年後陳指導的研究生數量大幅增長，2010年最多畢業了15位研究生，之後每年一直穩定的維持在10位研究生以上的驚人產量，林智堅也是這個高產世代的一員。我們可以這樣推測，2008年政黨輪替後，陳就含辛茹苦的利用在台大的位置，盡心盡力的為民進黨培養人才，年輕著如林智堅，中生代如潘孟安等。
相比之下，學術地位比陳高之不少的政治學者如朱雲漢，出道至今只指導了37本論文，吳玉山指導了43位，即使是研究生數量較多的公共行政類的學者如蘇彩足也只指導了117位，唯一可以稍稍跟陳明通相提並論的是石之瑜，然而石是台灣社會科學者中的異類，其學生的性質與陳的大大不同。
既然陳指導的研究生數量笑傲江湖，自然在國發所內也傲視同儕，一般說來，以我在新加坡國大和香港工作的經驗，資深教授的確會被期待多帶一些研究生，而研究生也多半希望能跟比較有名或是研究水平較高的教授。即便如此，系所也會規定一位老師最多能指導的數量，雖然數字沒有一定的標準，但同時指導超過10位甚至是20位的在任何單位都是不可想象的多。陳的研究生可能會說看不上其他老師，這個理由也比較牽強，國發所中生代還是新生代的老師都是海外名校學歷，資歷上唯一比不上陳的就是當過官和與民進黨的關係。陳找到了他的流量密碼，把有前途的政治明星成為自己的學生，把自己煉成了一代國師。
與之前的中山大學國民黨籍的李眉蓁相比，李身敗名裂，指導老師提前退休，中山大學聲譽掃地。陳與林鍥而不捨的透過媒體重新定義抄襲，雖然學界人士看的明白（綠營的美國訓練學者如范雲等繼續裝聾做啞），但一般民眾看了大概覺得有權聲音就大，連抄襲都可以講的這麼清新脫俗，優雅漂亮。（註：李眉蓁在市長補選結束後，重新考進正修科大碩士班，重修研究生課業同時再寫論文）
在新加坡和香港，抄襲是大忌，從大一開始學生就被耳提面命，千萬不能抄襲，抄襲的懲罰輕則整門課當掉，重則退學。學校更是要求任課老師在批改學生小論文前必須使用查重軟體，一般說來只要重複度超過15%就必須要求學生解釋，去掉引用數目，資料來源的重複度不得超過10%。在中國大陸，北大等高校幾年前就要求研究生提交論文前必須通過查重軟件，超過30%的直接打回，沒有什麼解釋的空間。防止抄襲要能奏效，有兩個前提，第一，研究成果數位化，第二，一個開放的數據庫盡可能的收錄越多的論文和資料。
而在台灣，雖然碩博士論文需要收錄在央圖的資料庫中，但研究生可以選擇是否要提供電子檔，沒有電子檔的論文就意味著即使有查重軟體，也沒有辦法進行比對，無疑減低了論文抄襲的成本和被發現的可能，如果不是林的論文從標題開始就跟余正煌的太相似，估計外界發現的時間還會再晚一點。只要將林的論文和余的論文瀏覽一遍，即使不是社會科學背景，也會輕易的發現兩者異常的相似，只是余的論文是研究林為什麼勝選，而林的論文是研究為什麼第三方候選人起了幫助林勝選的效果。
回歸到論文最初寫作的目的上，如果林已經知道余正在以同樣的數據做分析，那從正常學術研究的角度，指導老師通常不希望自己的學生拿一模一樣的數據做分析，在林和余的例子中，雖然兩者的研究對象不同，處理的好可能不至於陷入完全抄襲的問題，但不能無法避免在細節上的雷同之處，更何況，林的論文中的確有許多文句是直接與余的論文相同。
綠營御用假名學者翁達瑞在李眉蓁事件時是這樣評論的：『諷刺的是，李眉蓁的論文抄襲曝露了台灣學界的歪風：指導教授對洗學歷的政治人物放水。在此歪風下，投機政客更可能洗學歷。於是政治人物的學歷成為一個「反向」的品質訊號：學歷越顯赫的政治人物，他們的行為就越投機。』，翁的理論在林智堅和陳明通身上得到了驗證，相較於李眉蓁（中山大學碩士，議員），林的學歷和政治資歷豈不更為顯赫，而陳明通更是遠勝無官在身的李眉蓁導師，翁說的事情很少是對的，但這次必須讚同他的「反向信號」理論。
回到論文抄襲的問題上，從其他社會的例子，防止研究作假有一定難度，但防止論文抄襲其實不是太難，但為什麼台灣沒辦法做到強制要求論文電子化以及經過查重軟體，甚至還有立法委員以及學者要求唯一的論文資料庫不得收錄他們的文章，兩者之間不一定有因果關係，但一旦強制要求，恐怕是斷了後人的國師之路。
＊作者為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曾任新加坡國大社會系助理教授，哈佛肯尼迪學院博士後，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