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失敗者回憶錄149：告別《九十年代》
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的《李怡語粹》一書中，有一章「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錄了我主編這本雜誌28年4個月共十一篇自述編輯心路歷程的文章，從「發刊詞」到「休刊詞」，最後一篇是「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在1998年5月號的「休刊詞」中，我說創刊不久交的朋友，許多那時都還是大學生或資淺學者，現在不少人已經是名醫、銀行家、大學教授以至大學校長了，而我28年來沒有升職，仍然每月組稿、看稿、寫稿、採訪、整理談話記錄，做的都是同樣的事。
「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少年頭確是白了，有沒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說：沒有！因為這28年多，是非常充實的人生。表面上每個月都做同樣的事，但實際上每個月都有新鮮感。
跟著下來這段話，我至今仍然在胸中迴盪：「我們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時光，去經歷過去兩岸三地翻天覆地的變化。翻閱28年多的刊物，上面記載著時代的變化，也記載著自己過去的歲月，更記載了我們在時代變化面前的思考。這些變化與思考，已經壓縮成了一小塊，被置於我們的腦子裡，使我們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僅是讀者、作者、編者共同創造了這本雜誌，而且是這本雜誌也創造了我們。」
如果曾經是我們生命中那麼有價值的雜誌，為什麼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儘管我對九七後言論自由的空間不樂觀，但那時主權轉移未滿一年，司法獨立仍然對言論自由有足夠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經濟因素。因為我們在財政上雖不寬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於社會現實的因素。
過去在兩岸三地都存在極大變數的時代，《七十》《九十》都會接到許多來自讀者的尖銳、深刻的文章，編輯部同仁也會廣收資訊寫出深入報導。而在海峽兩岸的言論封閉時代，或在九七問題雖有定論卻仍有議價的期間，這些文章不僅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大量讀者，也會「外轉內」對台灣和大陸發生影響。
1998年，台灣民主體制已經建立，自由媒體已經到了有點氾濫的程度；香港主權轉移後社會似乎沒有大變化，人民的法律權利仍然維持；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與專權政治並行的局面，就看不到會有改變。在兩岸三地都處於凝固狀態之下，媒體主流若非教人賺錢就是教人花錢，煽色腥與扒糞文化爭輝。我個人並不反對這些社會文化狀態。坦白說，我自己有時也會看這類圖文。畢竟政商娛也確實有他們竭力要掩蓋的糞坑。不過，這樣的社會氛圍，就使嚴肅政論刊物的生存空間難以擴大，只會缩小。
28年多，我們雜誌刊登了許多好文章，產生了不少新寫手，一些具寫作和思想潛能的知識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他們也許未必會想到，從接到來稿到刊登在雜誌上的過程中，背後的編輯人員和營運人員的辛勞。一本嚴肅月刊和一本娛樂週刊不一樣，即使看的人再多，據說商戶也不會認為適合在這樣的雜誌登廣告，每月一次的銷售量也養不起較多的工作人員。因此，我們一向以來都只有幾個員工。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不能武斷不加思索地認為 統一就是天經地義 ｜ 更多文章 ）
憑著共同理念，自1981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些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