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專文：對台和戰，取決於中國內部政治需要和國際形勢判斷

「如果我做了毛主席，這條村子的大糞就全是我的了！」

失敗者回憶錄135：與黃永玉的交往

「如果我做了毛主席，這條村子的大糞就全是我的了！」這是知名畫家黃永玉引述他在中國下放農村時聽到一個農民說他的人生夢想：做毛主席就是做皇帝，種田最重要就是有大糞作肥料，所以擁有整條村子的大糞就是他的人生目標。

有朋友說，香港的近況讓她想到我告訴過她的這句話。朋友是搞創作的，能夠理解這句話的深層意義，不就是意味著有小農基因的人當上皇帝後的「理想」嗎？香港已經正式掌握在這樣的農人手上了。

黃永玉1924年出生於湖南鳳凰縣，土家族人，是當代中國最富盛名的藝術家之一。他作品的價格近年來一直在上漲，2019年已經超過100萬人民幣一平方尺了。他現住北京，比我大12歲，接近百歲了，不知道他身體情況怎樣？時刻惦念著。

跟黃永玉往來較多是在1989年六四後。他先是發表了含悲帶憤的畫作，其後感情就轉深沉，畫了屈原伏地哀痛、全文抄下屈大夫《哀郢》全詩的大畫。我在89年底給他做了一個訪問，略講了他的生平：1946年來香港、1953年去北京擔任中央美術學院講師、1988年又重回香港定居。來港後仍然常回中國。六四後他說他不知道怎麼辦了：「外國我不願意去，祖國我不想回，吾將焉赴？」

這之後，他常邀我去他家吃飯聊天。我帶一兩個朋友去見見這位大師，他也很樂意。黎智英似乎也是我介紹他們認識的。他們來往更多。後來黎智英和黃永玉的兒子黃黑蠻還成為連襟。黎智英收藏很多他的畫作，在壹傳媒大樓，或他家中，都有黃老的傑作。

黃永玉除有畫名之外，他的書法、文章也非常精彩。我甚至覺得他的文采更勝於他的畫作。他嗜煙斗，養狗，看書，聽音樂，繪事中常有自娛而不供發表的諷世之作。他健談風趣，博學多聞，談話時多用比喻。比如談到九七後的香港，他說屆時也許是「隨地吐痰的人抓捕不隨地吐痰的人」。跟他聊天是一件賞心樂事。

89年，他用了25分鐘畫了我的一幅速寫像。我裱起來裝鏡框，一直放在家裡的客廳中。1990舊曆年前，他為馬年畫了一幅「馬踏兇奴」給《九十年代》賀年，並寫上「西安有漢將軍霍去病墓基前石雕馬踏匈奴，極飛揚神俊，余每不能忘。今年馬年，不能無馬且不能無所作為，姑以兇奴為蹬而踏之，祝禱平安亦否極泰來之謂也。」

其後每年過年，他都給我們雜誌的封面畫一幅當年的生肖圖。最有趣的是1992年猴年他畫的三非禮圖，並寫道：「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要知道，這兩千多年來，這個禮字變化多端，狼有狼的禮，虎有虎的禮，反正『勿』的對象只是庶人，和禮的發明者和追隨者，是沒有關係的。東方讓猴子來擔當執行禮的象徵，十分不公。適逢猴年，畫其敢看，敢聽，敢罵聲勢，以平其反。」

一直畫到1998年虎年，《九十年代》停刊。後來，黃老終於受邀再到北京定居。我們來往就少了。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他們叫他「講英文的毛澤東」，他賭中國會變─輸了 ｜ 更多文章 ）

2009年四月，我在加拿大接到黃老電話，說回港幾天，未能和我見面。我表示八月他過生日時去北京看他。那年，就跟蔣芸等一起去了北京。他見到我很高興，我們之間似乎有說不完的話。他講了許多文革時下放勞動的事，說用手去掏大糞，之後洗手，怎麼洗都覺得有臭味。

那天晚宴，吃得很豐盛。最後來了一碗麵。黃老看著麵說，這麼好的麵，不吃對不起它，吃下去就對不起自己。他終於選擇了對不起自己。我問他，如果文革下放有人捧這碗麵給你，你會怎麼反應？他說，我會哭！

這是我意想不到的回答。一碗麵，就喜極而泣，可見當年是怎樣困頓的生活啊！

我們又連續幾年在他生日前後去北京，從他居住的萬荷堂，到他新遷入的太陽城。2014年後，我們就沒有再去了。

2007年，我開始為《蘋果》寫社論。那年是豬年，我走進壹傳媒大樓，見大堂掛著黃永玉新近贈壹傳媒的畫，畫中是一隻獠牙剛鬣、兇猛神威的野豬，並寫有「野豬精神」四字。於是我在社論中寫：「甚麼是野豬精神？野豬善於奔跑，成語中有『豬奔豨突』，豨特指勇猛的大野豬，豬奔豨突是形容沛然莫之能禦的銳利勇猛之勢。野豬精神，代表的是剛勇、不馴，敢於闖蕩，不依常規，能顛覆傳統。說得不好聽是叛逆，說得好聽是自由自在，是個性解放。古人造字，毅、豪、蒙，都與『豕』相關，說明野豬精神，在古代是具正面意義的。」黃永玉那時已經身在北京，但他仍然以這種剛勇、自由的闖蕩精神向壹傳媒贈畫鼓勵。

實際上，野豬精神也就是香港在充分自由時代的創新精神。香港過去一直以保育政策與野豬共存，但在2021年，卻因野豬咬傷輔警而突然改為對野豬獵殺政策。或許這是一個含有象徵意義的改變：意味著香港過去的自由闖蕩的野豬精神宣告滅絕。

失敗者回憶錄136：真有「九二共識」嗎？

要統一，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不講地位平等，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沒有和平保障，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近十多年來，台灣政黨輪替，在兩岸關係上一直爭論「九二共識」問題。中共不停要台灣堅守「九二共識」，台灣政界對「九二共識」有的說有，有的說沒有。說有的人講「九二共識」的內容大都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台灣的表述是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大陸的表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共就只說「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從來不講。

1996年8月，《九十年代》發表了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三次談話紀要，跨度自1990年12月至1992年1月，全文五萬字。那時沈擔任國家統一委員會研究委員。他也證實了這個談話的真實性。

在談話記錄中，沈君山就江澤民一再強調「一個中國」的「統一」，向江詳細解釋台灣的政治現實和民主化後的形勢：台灣民眾極少關切「統一」，他們關心的是安全和經濟繁榮，而政府施政必須顧民意。要統一，首先兩岸要建立平等而穩定的關係。不講地位平等，不讓台灣有國際空間，沒有和平保障，台灣是不能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

沈君山雖表示自己不是台灣的官方代表，但他表示會把談話寫成報告交給李登輝總統。因此，他實際上是當時高層的溝通渠道。最後一次談話在1992年，沈江二人都沒有提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他們叫他「講英文的毛澤東」，他賭中國會變─輸了 ｜ 更多文章 ）

八十年代末，台灣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旅遊後，因應民間往來所衍生的事務性問題，1991年在台灣成立了由政府指定的民間機構執行公權力，叫「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同年，中國大陸也成立了一個相應機構「海峽兩岸交流協會」，簡稱海協會。名義上雖說民間機構，實際上負責人都能夠直達兩岸最高領導人，而負責人也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海基會由辜振甫任董事長，海協會由汪道涵任會長。1992年，時在兩會成立之初，都只是秘書長級的接觸，而所談的基本上也只是兩岸文書查證、走私、犯罪等事務性問題。1993年4月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才有第一次辜汪會談。這次會談簽署了兩岸事務性和兩會聯繫的協議，但也象徵兩岸關係解凍，引起國際社會矚目。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若有「共識」，那麼最早也應該是在1993年辜汪會談的時候。

1994年，我給辜振甫先生作了一次專訪。他談到辜汪會上與汪道涵坐下來喝茶的「政策性對話」。他對汪說，「台灣過去半個世紀的發展，是一個歷史事實。希望大陸方面不要不承認這個事實。若承認這事實，就會了解到台灣有自己發展出來的體制，有自己的道路，這樣中共就不會說『我是中央，你是地方』。」

談到一個中國的認知時，辜振甫強調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不形成文字。在各說各的一個中國之下，先著手談兩岸之間的溝通管道。

所謂「彼此可以各說各的」，也就是「各自表述」。如果辜振甫與汪道涵的這個談話是「共識」的話，那麼應稱之為「九三共識」。因為九二年並沒有這個層級的會談，而九三年訂明這個共識「不形成文字」，即不成文的共識。只能說是辜汪二人的共識。

但1993年國共都確實在兩岸政策上有所調整。中共在當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不再提武力統一，而是說海峽「雙方應該為促進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台灣方面也不再要求中共對台放棄武力，不再講「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政策。很明顯，至少「不接觸」已經不復存在。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稱，1992年海基、海協兩會在香港的秘書長會議中，台灣方面曾經提過「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回應。後來大陸以電文回覆稱，對台方提出的「一個中國」原則可以接受，但沒有提及「各自表述」。

中共在九十年代對台政策從強硬變得較柔軟，主要原因是中國發展經濟，需要與美國及西方國家搞好關係，需要台商對大陸投資，更因面對香港主權轉移須建立港人與國際的信心。不過，在江澤民同沈君山的談話中，他一直堅持「一國兩制」，對聯邦、邦聯的建議都不接受，說統一「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中央」。

那時候中國對台政策較溫和的另一原因，就是還沒有向台灣動武的國力。即使是胡耀邦，在1985年接受記者陸鏗訪問時，被問到會不會對台動武，他快人快語地說，「國際上誰都知道我們暫時沒有力量，這個暫時可能是四、五年，也可能是七、八年。我們把經濟搞上去了，力量自然就有了。軍事力量是要經濟力量作基礎的。經濟上強大了，國防現代化就有辦法了……對台灣，就要帶點強制性了。」

因此，中國對台要戰要和，不取決於台灣是否接受似有似無的「九二共識」，而是取決於中國內部的政治需要，和對國際形勢的判斷。 （相關報導： 李怡專文：他們叫他「講英文的毛澤東」，他賭中國會變─輸了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