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衛天星碼頭到反高鐵〉
「你錯過了反高鐵
你錯過了保衛天星碼頭
你錯過了包圍禮賓府
你錯過了反世貿
宅女，上街吧
這個政府靠得過嗎？
宅女，上街吧
你要未來繼續任由人魚肉嗎？」
這是香港廣受年輕人喜愛的獨立樂團「My Little Airport」的主唱阿P親自譜寫的《宅女，上街吧》中的一段歌詞，提醒不關心政治的香港青年男女應該要關心社會，不能僅依靠主流媒體傳達的「主流價值」。其中，歌詞所提到的，「反高鐵」、「保衛天星碼頭」、「包圍禮賓府（港督府）」就是由外界所稱的「80後青年」，發起的大型社會運動。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與媒體都告訴下一代，香港是經過不斷的努力，過程艱辛，才從小漁村變成金融中心，我們並不是靠政府，而是靠自己不斷的努力，這些訊息背後，是一種主流的價值觀：為了賺錢，什麼苦都得吃，為了發展，多數的事物都可以犧牲。除了這種主流價值觀，其他的價值似乎並不存在，過往許多不同的抗爭故事也被掩蔽，這種功利主義形象，也是構成了刻板印象中的香港人。
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二十三條立法；2005年，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在香港主辦，全世界反對全球化、唯發展價值的抗爭者與受害者，同一時間聚集在香港，他們清晰的訴求與激烈但有層次、經周詳設計的抗議，影響了一群當時二十初頭的香港年輕人。這群年輕人的童年經歷了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香港超過百萬人的街頭抗議、1997年前香港的移民潮、1997回歸當下的複雜情緒。
2006年11月11日，擁有48年歷史的香港中環天星碼頭於深夜12時關閉，15萬人來到港邊，向它道別。中環天星碼頭承載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不僅是港九（港島與九龍）通勤族每日上下班的渡船處，更是幾代香港人的約會之地、療癒失戀之所，跟碼頭同樣面臨拆遷命運的大會堂與鐘樓，更是香港的著名文化地標。搭渡輪、在港邊悠遊，被認為是最能代表香港維多利亞風情的方式。
拆遷是為了填海，填海是為了發展，這似乎是一個不需要爭論的理由。但是忽然，一群不知道從哪裡來的「自發青年」佔領了被封的天星碼頭，喊出了「保衛天星碼頭」的口號。
他們很快面臨失敗，面臨驅逐，有些媒體注意到他們，他們提出了保存集體記憶的重要，與碼頭搬遷過程中的程序問題，但是，他們不很擅於表達自己到底所謂何來。他們很快有了第二次機會，因為政府接著就要拆除另外一個碼頭：中環皇后碼頭。
天星碼頭是香港市民平常使用之所，而皇后碼頭過去則是英國殖民時期，皇室與每任港督到港與離港的地方，也是許多香港電影的拍攝地點。這次，這群年輕人的佔領抗爭持續了98天，不僅引起主流媒體關心，更由於適逢香港回歸十周年，吸引了全球到訪媒體的關注。
這群青年開始被政府稱為「保育人士」。在香港話中，保育與台灣的保存二字同義，但他們認為，這是政府給他們的限制。他們豐富了論述，提出了更深刻的想法，希望將新的價值觀投入這原本只有單一主流聲音的香港社會。
葉寶琳、朱凱迪、陳景輝等人，後來成為廣為社會所知的青年領袖。他們在佔領期間，結合了藝文界人士、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辦集會、導覽、提出專業的替代方案。他們透過媒體傳達，香港政府應該納入人民參與規劃、重新思考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利，同時，更藉由這個過去由英國皇家專用的碼頭，來談香港長期以來迴避、或者說刻意忽視的問題：解殖。
保衛碼頭的行動最終失敗了，這群年輕人感到痛苦，但他們的努力已經種下改變的種子，只是當時，無人並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件事情。
兩年後，一條連接中國廣東省廣州、東莞、深圳地區以及香港的高速鐵路即將撥款興建，為此，位於香港元朗八鄉，一個名為菜園村的小鄉村將被拆除。菜園村的居民開始展開自救，他們沿用過去的方式，成立類似台灣的自救會，向地方議員尋求協助，但是並未收到任何實質的效果。
這群一輩子居住於此的菜園村居民並非原居民—─所謂的原居民，是指在租借英國前就於新界定居的居民，原居民擁有地權、自己的政治代表，而新居民除了少數向原居民購買土地外，多數僅以租借來的土地安頓人生。因此，當政府要拆遷他們唯一的家時，這群居民不同於擁有土地、可以獲得巨額的補償的原居民，僅能獲得微薄的搬遷費用，這樣的不合理迫使他們透過抗爭來爭取自身權益。
一個拍攝這議題的紀錄片導演，把抗爭的訊息帶出了元朗，這群曾保衛天星、皇后碼頭的社運青年再度聚集於此。這次的抗爭得到莫大的關注，葉寶琳、朱凱迪、陳景輝成為香港無人不知的青年抗爭代表。
在菜園村抗爭中，這群青年帶出了居住權益、本土農業發展、地產霸權對香港的惡質影響、政治制度改革，廢除立法會非民選的功能組別席次等等議題也帶出了「中國因素」──亦即，香港的發展已經成為「被中國規劃」的一部分。中港矛盾並非這次抗爭的主要議題，但香港人所尋求的主體意識已經凸顯。
他們不但有論述，更有動人的故事。透過媒體的鏡頭，菜園村不再是符號，而是真實的香港人生活困難的縮影：由陳景輝等人一起發起的80後青年苦行，用手握稻穀，走26步（代表高鐵段的26公里），跪下趴在土地上，再起身走26步的方式，繞行整個香港共五個選區。這個被稱為五區苦行的行動，震撼與感動了整個香港，許多市民、年輕人自動地參加，藉此傳達「對土地、社區網路和生命的尊重」。
這些行動讓更多香港人開始願意靜下來，了解這場反高鐵運動。抗爭者中，也有許多專業人士提出合理的替代方案，並指出政府的造價過高，但全部不被政府理會。
運動讓整個香港開始出現價值觀辯論，傳統主流價值受到嚴重挑戰。參與當時採訪的主流媒體記者回憶道，主流媒體內部，也對反高鐵運動在報導方式和比重上產生了激辯。
而另一名媒體工作者回憶時表示，這場抗爭過程就像是一種集體啟蒙，許多香港人開始對生活有不同想像、對現代化有反思、對自我主體有思考。有人形容，接收這次抗爭帶來的訴求，就像是「被敲了一下頭」。
活動的高潮在立法會撥款審查日，支持者於立法會外集結，透過銀幕轉播審查現場，並且將疑問與訴求傳達給場內的泛民主派議員來質問官員。集會最高峰時，有超過一萬人在立法會外。當時的主持人就是葉寶琳跟朱凱迪，他們既緊張又興奮，內心知道很難扭轉立法會撥款的局勢，但他們放手一搏，當下號召群眾去包圍禮賓府，也就是香港特首官邸。
最後，香港政府靠著立法會的建制派議員（其中包括多數不經過民選的功能組別議員）的人數優勢通過了高鐵撥款。這群年輕人不但要承受失敗的痛苦，更要面對許多社會支持者的批評，其中一種聲音是：他們不該就這樣放棄抗爭。
他們並沒有就此離開，許多人回到菜園村，有人開始種田，希望可以拖延拆遷，向土地學習生活；也有像是現任嶺南大學的副教授陳允中，在撥款後開始幫居民找地，尋求原村搬遷的出路；葉寶琳則是幫助村民向政府爭取更多的權利、更多的拆遷費。
菜園村雖然還是拆了，但是他們成為香港第一個原村搬遷的案例，靠著許多人的協助，辛苦地找到另外一塊地，先弄好臨時屋，然後找到義務建築師設計新屋子。搬遷後，菜園新村會在2014年年底完成，而這段造價昂貴的高鐵路段，則在2014年繼續向立法會追加預算，總金額可能會超過七百一十五億港幣。
若在此時，從「功利」、「結果論」的角度來，審視這群青年所帶領的多次激情抗爭、以及從這些抗爭中發展出的，仍在逐漸成熟階段的論述與新價值觀，其結果都不能算是成功的。不過，葉寶琳等人的努力真實地改變了香港，最直接的展現，就在現在新一代抗爭者身上：無論是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的黃之鋒、保衛東北的何潔泓、還是雨傘抗爭時，身為學聯祕書長的周永康等更年輕的一代，都是從反高鐵運動開始了政治與社會啟蒙，並且願意踏上這條在香港並不好走的路，展開不同的旅程。
葉寶琳等人當時的抗爭，不僅啟蒙了年輕一代，也讓這座功利的城市開始重視保育、本土、弱勢與土地。我們可以在雨傘運動的佔領現場上，看到真普選外的訴求，像是廢除功能組別、新的空間規劃、反對地產、幫襯小店，這些都與過去的抗爭有直接關聯。如果將雨傘佔領運動視為一個里程碑、某種意義上的開花結果，那這群被稱為80後的社運青年，無疑就是重要的播種者。
〈抗爭者是如何煉成的（1）：菜園新村與朱凱迪〉
第一次見到朱凱迪是兩年前在菜園新村，那也是我跟陳允中的第一次見面，陳允中帶我導覽正在興建中的菜園新村，講解房子的設計，以及村民與原居民在土地使用上的種種糾紛。
（菜園村抗爭的靈魂人物朱凱迪。WikiCantona／維基百科）
朱凱迪很瘦，模樣靦腆，笑起來讓人印象深刻，很難將他跟社運領袖聯想在一起。那天晚上，我們在村民家吃飯，村民煮了一桌的道地菜餚，有當地的青菜、豬五花、雞蛋，飯前先喝一碗湯，那美好鮮甜的食物滋味，讓我念念不忘。
那天我跟朱凱迪幾乎沒有交談，但卻聽到了他跟菜園村的一則故事。在反高鐵保衛菜園村時，朱凱迪的太太正懷著孕，由於當時的訴求是「不遷不拆」，凱迪就將還沒出世的女兒取名為朱不遷。之後，每次看到凱迪，他女兒總會在身旁。
朱凱迪的啟蒙很早，但參與社運很晚。他自陳，自己是受六四影響的最後一代，而成長於90年代，則是一段混亂的經驗。「那時候回歸之前中英吵個不停，民間社會很弱，回歸之後舉辦的民主遊行，參與人數寥寥可數。但因為受六四影響，我感覺人民站出來發出自己的聲音是件好事情。」
在高中與大學求學階段，朱凱迪跟社運基本上沒有太多連結，身為基督徒的他，將心力放在教會的活動，但他一直關心香港社會問題。畢業後，他成為了明報的一名記者，但他總有些散漫，似乎總是在等待什麼。
朱凱迪後來一度到伊朗去學波斯話，最後，他將工作辭掉，成為一個獨立記者，專門寫中東消息。雖然如此，他同樣也不斷意識到，自己應該要多為香港做點事情，常常問自己，何時應該成為一名真正的社運者。
2005年香港主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引來世界各國反對世貿組織和反全球化等人士齊集示威，當時，朱凱迪決定加入「獨立媒體（香港）」。這個名稱就叫「獨立媒體」的媒體組織，以推動香港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為宗旨，想為香港形塑不受政權、財團、政黨支配的「公眾空間」，充實公民社會的組織，帶動社會公眾，以不同角度深化社會、政治及文化議題，促進社會關懷……。
那是朱凱迪第一次感覺到，自己在為這塊土地做事情，而他也可說是在這個階段，正式的進入社運圈子。他開始認識葉寶琳、陳景輝跟周思中這一票想法相近、也同樣帶著躁動的同代人。
2005年開始，朱凱迪積極的參與這座城市的相關運動。他跟著學聯的一個外圍組織「八樓」，舉辦社會運動電影節，去利東街了解都市更新的問題，而這些參與就像是熱身一樣，是為了他往後的上場做好準備。
2006年，朱凱迪跟一些藝文團體開始關注天星碼頭拆遷，這個有四十八年歷史的碼頭，陪伴了香港人的常民生活，但政府為了填海施工，準備將碼頭拆掉。朱凱迪與社運夥伴們一直在討論，能否做點什麼。當年的12月份，香港政府的拆遷行動在即，他們當下決定翻牆進入工地，佔領天星碼頭，開始抗爭。
朱凱迪回想首次的抗爭經驗，他說：「我們這群人很想做點什麼，總覺得光是藝術團體的介入，太無力了，無法改變任何事情。」他分析，當時香港的泛民主派專注於政改問題，但沒有獲得進展，在社會議題上不是忽視，就是立場上讓人錯愕，因此，他們更覺得應該要有直接的行動，來為香港做點事情。
天星碼頭的抗爭在僅僅一週之內就結束了。之後他們將目標放在皇后碼頭，這場佔領抗爭持續了九十八天，最終的失敗，讓朱凱迪非常受傷。
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的主要訴求，是保留公共空間，讓市民參與規劃，打破傳統的發展觀。但對朱凱迪來說，佔領皇后碼頭對他們最大的意義，是解殖。他們認為，皇后碼頭作為香港被殖民的重要象徵，如果就這樣被拆遷，那香港就無法去思考被殖民的歷史，理解這些政治符號背後的意義。「你看，現在政府要將皇后碼頭的舊地改成解放軍碼頭，不是很諷刺嗎？」
當時，嶺南大學的學者羅永生提供這群年輕人更深刻的腦力激盪，他們更深入的思考香港被殖民的意義，以及由中英雙方主導的回歸過程。朱凱迪發現，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其實就是一種被殖民體制的繼續延續。
他們藉由皇后碼頭思考過去的歷史，檢視看待歷史的角度，也檢視過去在香港發生的抗爭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檢討公共空間對於市民的意義，對於這塊土地的政治，有種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再委託他人的渴望。
他們邀請過去60年代香港抗爭運動的經歷者，來皇后碼頭講述歷史，因為過去的這些抗爭與天星、皇后碼頭息息相關，讓更多市民了解香港除了發展以外的另一種過去。
「我們在皇后碼頭的抗爭上反思殖民主義，也反思自己啊，我們竟然對過去一無所知。我們不是戀殖，而是要記住歷史，不讓這樣的政治結構繼續延續，而也藉由這個地標去了解香港六十年代在這發生過的抗爭歷史，而這塊公共空間的保留代表著在這裡休憩的市民、外來移工的保障。」
皇后碼頭早已經沒有船來停泊，很多社會邊緣人聚集於此。「在皇后的那段時間，看到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有從蒙古來香港買賣的家庭就睡在這裡，有下棋的小團體，而這也是菲律民某個省移工的聚集地，這些點點滴滴就會讓你有所體悟，如果香港都變成了商場，那很多東西都會消失了。」
現在皇后碼頭變成了馬路，朱凱迪跟他的太太就在這條馬路上拍了結婚照。
「佔領皇后碼頭最後被清場，對我是很大的挫折。我們這群人在皇后碼頭住了幾個月，最後拆掉了，失去了很多，失去了一個生活的群體，這幾個月我們所累積的東西一下子被拆得很散，我們幾位核心的人，像是周思中、景輝、BOBO都受傷很深。除了情感之外，我們缺少清晰的政治議程，知道說這行動失敗後，我們繼續政治鬥爭的路線是什麼？所以被拆了之後，感覺什麼都沒了，只怪自己不成熟，沒想清楚很多事情。」
皇后碼頭最終的失敗帶來的痛苦並沒有白費，朱凱迪在保衛菜園村時，更成熟的去發展論述與政治議程。他認為，除了保護菜園村之外，必須有能力去回應整個政經結構帶來的問題，去告訴市民我們發現政府正透過經濟規劃與基礎建設改變香港，他關心的香港農業也藉由菜園村將高鐵的問題帶入議程。反高鐵運動引起全香港的關注，朱凱迪認為關鍵在於年輕人的認同，而這些認同產生的原因是，「我們深深感覺到自己的命運的無法掌握，小至一個村子，大致整個香港的命運。」
「我們從來沒想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去想像這個城市，過去殖民主義用很善良的面貌在我們面前，我們喪失了想像力，忘記過去的抗爭歷史，也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面對回歸，我們貧乏的剩下維持五十年不變。」
我無法確認這場運動的成功，是否大部分來自這樣的自覺意識，但就是在這場運動之後，反對地產霸權、保護弱勢、廢除功能組別提名、爭取規劃自主權、反對被北京規劃融合等維護主權的本土政治慾望逐漸加深。
〈抗爭者是如何煉成的（2）：葉寶琳〉
我每次看到葉寶琳，她總是很開朗的大叫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我後來才發現，她開朗的笑容背後是一種堅毅，一個女性要選擇走社運、政治的道路非常不容易，除了原本害羞的性格必須克服外，更必須獨立的面對自己肩負的責任，以及許多或者有意義、或者不負責任的批評。
（香港知名社運人士葉寶琳／香港網路大辭典）
葉寶琳家中經濟不寬裕，小時候在屋村長大，家人希望她努力讀書，尋求更好的生活。她讀小學的時候，遭受同學排擠，這讓她很早就懂得邊緣者的感受。她高中時，香港正要回歸，她與同學們開始討論身分問題，其中爭論最多的就是：你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或者是中國香港人？
對一個成長於80到90年代的香港年輕人來說，那是流行文化最豐富，經濟發展代表未來無限可能的年代，從這個年代一下子掉入九七，葉寶琳跟許多香港人一樣，產生了一種莫名的焦慮，不知道未來在哪裡。她開始到圖書館找尋過去的香港歷史，包括六四是怎麼一回事情？她永遠都記得，回歸那一天的陰雨綿綿，那符合當時香港的情緒，陰鬱且壓迫。
葉寶琳考上香港大學社工系，進入社工系後，認識了更多香港這個繁華都會下的邊緣人，她連初戀男友都是有精神情緒障礙的人，典型的社會邊緣者。對葉寶琳來說，這次戀愛經驗讓她更快速地進入的這群人的生活狀態。
「外界覺得他們是傻的，其實不是，他們只是有一個不同於主流社會的邏輯，沒人傾聽罷了。」
畢業之後，她短暫當過記者、立法會議員助理，還參選了03年的區議會選舉。跟朱凱迪一樣，她也在2005年香港主辦世界貿易組織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時，加入「獨立媒體」，原本她只是記者寫稿，後來卻被這群抗爭者感動，成為了其中的一份子，跟他們一起行動。
2006年，葉寶琳跟他的夥伴們參加了天星碼頭的告別晚會，「那時候有一種鬱悶，覺得如果大家都認為這麼捨不得，為什麼不像政府要求保留下來。」
「我還記得那是發生在06年的12月，朱凱迪跟陳景輝他們看到民主黨去碼頭外抗議，抗議完就走，拆遷工程仍在進行，他們覺得非常諷刺，後來林輝打電話給我說，他們跳進去工地了，得快點找人來幫忙聲援。」葉寶琳馬上去蒐集物資、搞集會、聯絡泛民主派議員，向政府表達訴求。此時她的運動天份與善於溝通的人格特質已經開始展現。
保衛皇后碼頭的那段日子，帶給葉寶琳許多快樂的回憶。她週一到週四下班就前往碼頭，週五下班後更是直接住在佔領區內。
「05年韓農在香港的抗議帶給我很多啟發，我們在皇后碼頭時，多了許多直接行動，就是來自他們的理念。我們在那裡佔領搭帳篷，在那裡用流動廁所，一日晚上的守夜，我們在帳篷睡覺，結果被叫醒，周潤發來了。」
周潤發來到佔領區的意義，並不僅是他是大明星而已，而是香港社會主流的代表人物中，有人願意公開的簽名，支持他們的行動，認同這場行動背後的社會價值觀。
葉寶琳回顧這場運動，她認為這場抗爭解決了她從九七後一直存在的問題：「我們香港市民到底能不能說出自己的聲音？」
「羅永生在檢討時說，我們這些行動有三個主題，人民規劃、公共空間、解殖，對我來說，影響最大的是解殖。我們香港人需要提出面對中國，必須表現出我們的主體。當時舉行了一個活動，我們仿照過去英國皇室跟歷任港督在皇后碼頭上岸的情形，只是將上岸的人變成各個階級背景的香港人，包括了幫傭、新移民，傳達出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要做香港的主人，這是一種開放本土的想法。」
在保衛菜園村的抗爭中，因為參與的人多，不同背景的組織共同組成了「反高鐵停撥款大聯盟」，以此為平台，負責舉辦大型集會。葉寶琳是大聯盟的核心成員，也是對外發言人，她居中協調的統籌能力，在這場運動發揮得非常好，媒體也喜歡找她，她因此成為知名人物。不過，立法會最終撥款通過後，他們解散了立法會廣場的集會，這招致許多的批評，知名度最高的葉寶琳，當然也受到了批判。
真正讓葉寶琳難過的，不是部分參與者的批評。政府在一月通過撥款後，立即向菜園村發出最後通牒，必須在2月底之前決定要不要拿拆遷費離開，如果沒有回覆，連拆遷費都沒有。
當時，多數村民與運動幹部都決定要搬遷，拿錢離開原村。葉寶琳卻認為，應該要向政府繼續爭取、繼續抗爭：「至少我們應該去爭取非原居民如果遷村，要用政府的錢與地，我們沒有創造出這樣新的可能性出來。」
她認為，後來單純拿了政府的拆遷費後遷村，根本沒有建立起跟以往不同的新制度，未來其他拆遷案發生時，無法套用在新的模式上進行。
「我那時候就感覺，即便經過了這樣大的反抗運動，但是村民的反抗意識並沒有真正的提升很多。而回顧來看，我們自己也沒有意識到提高民眾反抗意識的重要性。」
葉寶琳很傷心，但是她仍然陪伴菜園村走這最後一段路。政府要村民證明自己是農夫，才能取得賠償，葉寶琳就負責帶著他們去立法會找議員，去政府找官員，幫他們蒐集資料，讓每一戶都爭取到最大的賠償。
葉寶琳事後來看，這場運動對香港最大的意義是，社會上終於開始產生了非物質的討論：「當我們說反對拆遷，其中一個原因是會破壞農業時，我們就自然地要面對一個議題，香港為什麼還需要農業？進而提出香港可以有怎樣不同的發展模式。這些討論我們就產生出一個非物質的討論，就不僅僅是在於金錢或者房屋的補償，而是檢討我們的政治制度與規劃發展，我們自然地、慢慢的，提出另外一種香港願景。」
「現在香港開始有許多人關心農業，甚至是自己去種田是從反高鐵的五區苦行開始的，這不是當初我們規畫這些行動時所能想像到的，它自然地出現不同的意義影響更多人。」
葉寶琳的話讓我想到《宅女，上街吧》的最後一段歌詞：「……現在理想主義已逐漸歸來，但你為何還不變改？你錯過了反高鐵，其實我都錯過了保衛天星碼頭，有時我也會很悔疚，但願你的醒覺，不會是在多年以後。」
透過這群社運青年的努力，香港已經有更多更多的年輕人，在不同的領域上醒覺，這是最大的成就。
〈抗爭者是如何煉成的（3）：陳允中〉
陳允中是一名大學老師，曾經在香港科技大學、浸信會大學教書，現在是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副教授。他是馬來西亞華僑，認識的人都叫他YC，許多人形容他是一名國際本土主義者。他雖然是老師，但也像是個大孩子，講話直率，笑聲爽朗。他關心本土、關心受壓迫的人，這種情懷是放諸四海的，而他的關心不僅僅是情懷，更是身體力行去努力，成為一個在地的抗爭者。他是葉寶琳、朱凱迪等許多香港從事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年輕人的老師兼戰友。
（陳允中（右２）是台大教授夏鑄九的學生，他的政治運動啟蒙在台灣。取自陳允中臉書）
陳允中的政治啟蒙在台灣，他在解嚴一年後來到台灣，念台大機械系。
「我第一次接觸的政治運動是，在台大校園范雲打開男生宿舍的門拜票。過去在馬來西亞，直到高中，即便是一人在家，電視播了國歌，仍會起立，是一個對政治遲鈍，很笨的青年啊。」
「到台灣後，從校園普選開始，校園外有『老賊下台』、『三月學運」，不僅是政治運動，婦女新知、環保運動、原住民正名運動、無殼蝸牛，這些社會運動讓我腦袋打開了，知道國家是壓迫性的體制，開始接觸左派理論。他首先反抗是唱國歌，因為那是一種日常生活的控制，所以他在看電影時，拒絕唱國歌。」
政治啟蒙讓陳允中非常興奮，他尚未完全融入台灣，首先將滿滿的精力投入在重新認識馬來西亞上。到了研究所後，他反過來認為，要理解馬來西亞，首先要理解自己身處的台灣：「因為我覺得所有政治都是本土政治，也接觸了陳光興所講的國際在地主義，國際主義一定是在地的抗爭。」
他開始深入台灣的抗爭脈絡，不讓自己成為過客。後來，他到美國唸博士，第一年就搞移民工的工運，學成之後，他跟他的女朋友司徒葳一起到了香港，那是司徒的故鄉，那年是2004，正是香港一連串社會運動的開始，而陳允中那時三十四歲。
陳允中希望，除了自己參與香港的在地社會運動外，也可以傳承自己的所學給香港年輕人。一開始，參加運動的都是上他課的學生，他知道多數人不會待太久；直到他在保護天星碼頭的抗爭上，看到了一群自發性的香港年輕人，陳允中知道，就是他們了。
一開始，陳允中認為天星碼頭的抗爭太晚，工地建設都架起來了，後來他發現自己的評估完全錯誤。首先是一批藝術家進駐，慢慢吸引市民的注意，後來12月底，葉寶琳、陳景輝、朱凱迪等年輕人出現了。陳允中看到這群年輕人非常興奮，他直覺知道，這群人會是未來香港社運的組織者。「我就像是一個社會運動的人類學者。」
他第一次接觸這群年輕人是在天星碼頭失敗之後，朱凱迪請他來分享如何實行「參與規劃」，地點在獨立媒體的辦公室。他還記得，那時候看到這群人時，覺得這些人像是外太空來的，跳上跳下，非常憤怒。」
而朱凱迪的定靜令他印象深刻，默默的一個人拿著筆記，要大家安靜準備開會，當時他就覺得這位年輕人應該要好好把握。「我不用教授的身分去認識他們，我得花很多心力與時間跟他們在一起。要用是行動者，是跟大家一樣的。」
經驗與論述兼俱的陳允中認為，香港社會運動要成熟，不能只靠抗爭者，而要有組織者：「抗爭者與組織的最大的分別是，除了抗爭之外，組織者要進入社區，要喬很多事情。」
從皇后碼頭到菜園村，陳允中跟這群青年成為戰友，更理解這群香港青年：「陳景輝是一個非常獨立的人，很有自己的主見，演講非常厲害，很有感情，他不受支配，但會自己找到最好的發揮位置；朱凱迪心思縝密，有領導能力，專注力很夠，是一個出色的軍師，但是人際關係不好，容易發脾氣罵人，BOBO（葉寶琳）則不同，她可以將大家從政治到社運串聯在一起，主持大型會議，凝聚不同意見，是很有魅力的人。」
陳允中認為，從事社會運動需要政治溝通，需要議會力量，也需要拉近不同團體，但許多社運人非常排斥政治。朱凱迪跟葉寶琳則理解陳允中的意思：「當時，朱凱迪就會幫忙蒐集資料，葉寶琳則跟我一起去立法院遊說。」
「皇后碼頭到高鐵，是同一批人馬就明顯感受到成熟度完全不同，不僅是衝撞，還有整體的想法與不同的分工。從行動變成運動，從衝擊行動變成個運動，運動要建立群眾，軟化敵人，跟不同團體合作跟長期耕耘。反高鐵就成為這樣一種運動，不僅是衝撞跟悲情，有許多說服的過程，讓市民跟立法會都站在這一邊。」
陳允中認為，皇后碼頭運動對香港的發展很重要，只是更多人記得反高鐵運動的成功：「皇后碼頭是奠立了保育論述，過去報紙在A14版是講地產規劃，現在多了保育，變成了A1新聞。大家至少會說，發展不是硬道理，還要兼顧保育。現在講保育的正當性很高，政府會怕，知道這個議題社會上有很多人支持，會把它當一回事情來看。」
批評者說，你們做的東西都失敗，陳允中回應，是，皇后碼頭沒有保住，但是建立社會一個新的共識、新的價值觀，不是成功嗎？就算政府沒有相信保育，但總會知道那是炸彈，不能說拆就拆。
「反高鐵、護菜園村也是一個保育議題。香港開始思考，我們該不該有鄉村，該不該有農地，還是全部應該城市化，也開始去探索農業過去在香港的發展變化。現在東北，已經有成熟的力量去保護東北，保護鄉村，保護農地。」
陳允中說，這些抗爭者的共同點，就是反發展主義。拚經濟不是唯一重要，但是拚生活也重要。而他最感到欣慰的是，這一代的社運青年，已經非常成熟，並且繼續傳承下去，他說：「現在從行動到了運動，運動是蓋一種建築物，我們做的最大的貢獻，民主的建築建起來，所有社會抗爭都是民主抗爭。有右派的人批評，有老左的人批判我們是資本主義民主，都沒關係，做各自想做的，這個地方就會改變。」
〈抗爭之後〉
反高鐵抗爭之後，香港出現更多願意投身公眾事務的年輕人，無論是政治運動還是社會運動。2012年，當時還是高中生的黃之鋒在網路組成了「學民思潮」，反對政府設立洗腦的國民教育科，他們在努力一年之後，號召了十二萬人，在政府廣場集會抗爭，最終獲得成功。這樣一個年輕孩子，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與政治意識呢？黃之鋒跟我說，他的政治啟蒙就是來自反高鐵運動。
反高鐵抗爭告一段落後，抗爭的價值觀雖然擴散出去，但集結出的力量卻沒有找到根據地，或者成為一個有實質政治影響力的政團組織。在往後中港矛盾加劇時，香港出現了激進的本土主義，而這群早已實踐了本土抗爭的青年卻逐漸失去話語權。
朱凱迪認為，反高鐵時，他們沒有提出清晰的本土概念，讓泛民政黨去吸收，而搞運動的這群人沒有、也無法即時成為政黨，所以香港對本土概念、本土意識的需要就成了真空，讓更激進的力量得以出現、進入。
朱凱迪分析，社會運動通常瀰漫著一股氛圍，強調不需要太嚴密的組織、共識政治、排斥權力與政治；但正是因為這樣的氛圍，當激進的本土力量在2010年崛起後，這群最早關注本土議題的運動者，逐漸喪失了主動權。
朱凱迪以「學民思潮」當作對照：「他們的組織方式跟我們完全不一樣，類似政黨的操作，他們做的運動完全跳脫過去我們所做的社會運動模式。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參照我們的教訓，或者是一種反應式的避免，他們對於爭取權力沒有排斥感，這樣才不會在一場運動結束之後，就失去了社會位置。」
朱凱迪認為，推動本土政治發展不能站在外圍去做。「在香港，我們如果要反思殖民統治，就必須去面對新界，但在香港沒有人講新界，對新界也不瞭解，就像是雙手將這塊地方的政治可能，都送給共產黨。我們的泛民政黨與環保團體站在外面去談新界，以一種很菁英的心態去批判說，你們都是黑社會，都沒有環保意識之類的。」
因此，反高鐵後朱凱迪留在原地，跟著居民一起遷村，他覺得要改變新界的政治就要落地，透過社會運動的方式，跟地方的上的民眾、跟被迫遷的民眾產生信任感。
他不無感慨的說：「一定要在這裡找到盟友，才有可能發展政治力量。」
這段過程需要調適，朱凱迪受無政府主義影響很深，在參選這條路上能走多遠，自己也不太有把握，但知道非走不可。他說：「在保衛菜園村的過程中，許多政治動員都是靠網路媒體，就像是泛民主派用蘋果日報來動員，但當我們實際走進社區後，就會發現已經都是民建聯的了。菜園村的抗爭與皇后、天星碼頭不同，你必須面對許多居民。」
朱凱迪說：「整個八鄉都痛恨菜園村帶來的抗爭，我們可以透過網路在菜園村吸引很多年輕人來支持，可以搞演唱很熱鬧，但是旁邊錦田市的居民都不認同，那我們未來怎麼可能成為力量，阻撓任何一個開發案？雖然許多人認為菜園村的運動很成功，但我的感覺上還是失敗的。」
「在2010年時，我覺得如果要讓地方擺脫對菜園村的恨意，我就得擺脫互聯網，我得落地，所以後來我留了下去，參選了八鄉區議會。」
「參選區議員是一個多面受敵的狀況。不同立場的支持者都有雜音，認為我搞運動結果為了自己參選，也影響到菜園村，因為我涉入地方政治讓菜園村更加擔憂自己的處境。」
投入就會有反響，朱凱迪雖然沒有意外的落選了，但地方上開始慢慢接受他，他之後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做「八鄉報」，讓大家知道他不僅是菜園村抗爭的朱凱迪，而是要做整個八鄉的朱凱迪。矛盾跟疑慮都慢慢化解，雖然離勝選還有一段路，但他已經成為了地方的一份子。朱凱迪希望可以將對於經營社區的想像投入到政治裡面，他也認為現在的佔中運動，運動很多人參與很好、成功很好，但之後要延續就必須投入到政治裡面。
朱凱迪並沒有脫離社會運動，他變成了更符合他性格的軍師角色，只是他選擇了一條更加孤單的路。我每次看著他清瘦的模樣，總有一種感覺，他似乎注定走人煙稀少的路，而我也相信他會走到開花結果那一天。
葉寶琳則在反高鐵告一段落後，繼續在ＮＧＯ上班，而隨著中港矛盾的加劇，她所認同的「開放的本土」的理念，受到許多激進本土派猛烈的攻擊，成為「左膠」[1]的代表。這些攻擊一開始針對的是不同的本土觀，最後上升到人身攻擊，並將葉寶琳指成是社會運動的失敗者。
她所遭受的批判有些可受公評，尤其她已經成為社運界的大姊大，難免樹大招風，很多時候，這些指控變成了汙衊，讓葉寶琳非常傷心，尤其她跟這些重要的社會運動與帶來的價值轉移息息相關。但這也凸顯出，葉寶琳跟他的夥伴們所提出的本土觀，無法針對激烈的中港矛盾情緒做出有效的回應。
葉寶琳覺得，他們無法做到民粹，他們同樣反對大量自由行，但無法針對旅客進行謾罵；他們討厭大陸遊客在街上大便，但卻無法將每一位大陸遊客都當成這樣的人。另外，這股反對力量並沒有成為政黨或者類似政黨的組織，無法有效的回應這些攻擊謾罵，沒有精力針對每一項社會議題做研究，進而有系統性的回答。
「你可以說這是我們天生的限制吧，但我們就無法像右翼的人那樣簡單化問題，我們也無法把所有大陸人都假設成是壞人、蝗蟲、間諜。」
葉寶琳在2002年時，因為失戀所以跑去旅行了大半年，而地點都是在中國大陸。她自嘲，這讓她成為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大中華膠」，因為在這段旅程中，將許多大陸偏鄉居民努力建立家園、充滿人情味的圖像與故事，深深烙印在葉寶琳心裡。
「我多少更了解他們的文化與他們的困難在哪裡，而人民與政權應該要分開來看待的。」
我始終記得，一次在台北的晚上，葉寶琳跟我說著她內心的自我焦慮，擔心自己過去的努力因為這些抹黑的人身攻擊而被大家遺忘，尤其她從小就關心本土與土地認同，現在卻被批判，成為反對香港本土的一方。
我一方面理解她的悲傷，但也清楚明白，歷史不會被遺忘，直到現在，她身邊仍有許多支持她的朋友，我也始終佩服她的勇氣，就算被激烈攻擊，依然積極參與這些重要的社會抗爭。在雨傘運動時，反對者在佔領區貼了許多葉寶琳的負面海報，讓她動輒得咎，但她仍然默默地跟大家一起開會、露宿街頭、與政府相抗衡，而我相信，葉寶琳的故事還很長，並不會因此結束。
（陳允中在菜園村重建區。水牛出版提供）
至於陳允中，在反高鐵抗爭結束後，他成為居民遷村的主要協助者，當菜園新村確定位置後，他便搬到菜園村旁的大窩村，跟居民一起面對未來的生活，陪伴他們面對困難，也鼓勵著他們。菜園村的抗爭讓他清楚了自己的使命，他會繼續為了這些迫遷者奮鬥，無論他們在哪裡。
年輕的抗爭者們一代一代陸續出現，陳允中也繼續用耐心去陪伴、爭取他們的信任、了解他們的想法。在雨傘運動之前，他常常花一整天的時間，參加學聯的活動，希望可以成為這些年輕人的朋友，跟他們一起抗爭。當學生決定罷課時，他同樣組織教師罷課，他所在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停課兩週支持學生，他接著在佔領區開辦「流動民主教室」，主張罷課不罷學。
在佔領期間，我問他，為什麼沒有像朱凱迪他們一樣常跟學生們開會？他的回應讓我印象深刻，他覺得，自己雖然比起很多老人家開放，但是跟年輕人相較，還是很有包袱，他跟學生們說，如果需要我的協助，隨時來找我，而學生們做的決定，他都會支持。
「整個佔領運動有很多地方需要人出力，我可以在外面做更多事情，不要小看年輕人，不要太早定位。我以前很愛判斷人，這人可以，這人不可以，後來證明我都錯誤了。我們要重視每一個人，我想到過去在台灣，我也很邊緣，現在我在香港的社會運動很核心，成為很積極的人。我很喜歡『同行』這兩個字，陪著年輕人一起走。」
「我看到太陽花的范雲、邱毓斌，就更清楚我們的角色。」
我記得某天晚上，陳允中跟我說，再過幾年，他打算回家了。「離家不要超過三十年吧，你難道以後不會想回台東嗎？」
他打算回到馬來西亞，跟當地的原住民在一起抵抗財團的迫遷。他跟我訴說當地原住民長期受到壓迫的情形，情況艱難，而我知道他雖然對香港不捨，但總有一天會回去。
我理解他在香港所做一切的不易，這不僅僅是事情本身的困難，更有一個外來者融入當地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辛苦，這些事情很難對外人道，但陳允中都熬過來，我相信，當他離開香港時，認識他的人一定都會覺得，他像是移民而不是回家，因為在他們心中，陳允中早就是當然的香港人了。
＊作者任職於網路媒體，喜愛閱讀、新聞寫作，偏好政治、歷史、棒球、本土文學。本文選自《傘裡傘外》第八章，作者在書中訪談18人香港性人物，追索四代香港人的民主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