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武俠時代，中國人真的不喜歡武俠。就像美國開拓西部的時代如果有電影，相信也沒什麼人願意把鏡頭對準那些蔑視法紀、信奉槍桿子裡面出安全，和中國的闖關東沒有本質區別的農民亡命之徒。
俠客的祖師爺墨子，當年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位，雖然也名列幾大家之中，但若論後世影響力，則是遠不如儒法道兵幾家，和儒家鬥了百十年，人家最後登堂入室，自己卻煙消雲散，法家韓非更是一句「俠以武犯禁」就把俠打入了恐怖分子之列。漢代，武帝把最後的俠客組織予以消滅，此後中國基本只有利益至上的幫派，而沒有墨家這樣理想至上的俠客組織。同樣被漢武帝“滅”了下半身的史家司馬遷寫《遊俠列傳》，更像是一種祭奠和寄託。
在整個國家文明強健向上的時代，不務正業的遊俠其意義與浪蕩子無異，唐代是進取的朝代，所謂「若個書生萬戶侯」。所以一心想建功立業的王昌齡寫下「莫學遊俠兒，矜誇紫騮好」。俠客，基本被貶得一錢不值。著名的唐傳奇往往也與時代掛鉤，如唐末創作的《虯髯客傳》常被看作武俠小說的始祖，但其真正主角卻是大敗突厥的唐代名將李靖。
武俠文化的真正興起應在元明。元朝取消了科舉，文人們一下失去了飯碗，於是小說評書開始創作，《水滸傳》屬於寫實主義，小說的武功在現實中基本都有出處，可以印證，正如其中的人物，百分之九十九以現代文明標準來看都算不得好人，但卻是真實江湖（廟堂與黑社會）的寫照。再沒有那種舍利而求義（墨家標準）的俠客，有的只是好勇鬥狠，見了宋江等英雄納頭便拜，見了小民便板斧排頭砍去的江湖豪強。這也並非武俠，而是世俗層面的強者崇拜。
每逢亂世之中，反而有對武俠文化的嚮往。明清交際之時，武俠小說發達，清末民國之間，劍仙小說與電影一齊上陣。這些武俠本質上是一種對超人的嚮往，正如瞿秋白寫下「濟貧自有飛仙劍，爾且安心做奴才」，著名的共產黨人導演蔡楚生初見電影界前輩鄭正秋，也痛陳神怪武俠的不良影響。
但也有另一種有識之士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因為武俠小說向上能成為神話，向下也能成為寫實。武俠小說家之一的平江不肖生，本身是一位技擊家；韓慕俠等武術家教練過的西北軍，也成為了近代以來世界上唯一一支在冷兵器上打敗日本軍的軍隊。
孫中山在民國時代便宣導武術，曾說「自火器輸入中國之後，國人多棄體育技擊之術而不講，以至整個社會積弱愈甚，卻不知最後五分鐘之決勝，常在對面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時」。意思是說武術雖然不能敵槍炮，但卻可以強化一個民族的尚武精神。同樣的，當時的青年毛澤東為國家開出的藥方是「野蠻其體魄，文明其精神」，是同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