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傘裡傘外》選摘（1）：獅子山下的經濟困局

《地產霸權》

2010年，一本名為《地產霸權》的書籍在香港書市造成轟動，目前該書仍以第十三版的姿態高懸於香港各書店的暢銷書排行榜上。該書作者潘慧嫻最重要的資歷，是曾經擔任香港六大地產商之一、新鴻基地產集團創辦人郭得勝的私人助理8年，熟悉香港地產業的運作。

這些不滿包括了貧富差距加大、房價過高、房地產商買賣屢屢爆發爭議、開放自由行導致獨立小店關門、土地徵收，以及中港經濟融合下，香港民眾對於自主性的憂慮。這本書指控，香港的經濟並非大家所熟悉的自由經濟市場，而是由六大地產商所壟斷、操控。這種成功操控的背後是因為以現行的政治制度可以讓他們實際的操縱或影響政策，從中牟利。

除了土地與房屋之外，作者更告訴一般香港市民，在你們周遭生活的公共設施，有許多都是由地產商的附屬公司所操控，像是電訊設備、公眾交通設施、能源，除此之外，一般生活機能的超市、連鎖快餐店、商場，等各種生活層面，多數已經遭到壟斷。

該書指出，地產商的壟斷行為，不僅是影響香港的政治制度發展，在生活面上，由於地產商不同面向的收購壟斷，形成一種獨大的經濟體系，對消費者與供應商予取予求，更讓傳統的商家經濟生活遭受困難。

這本暢銷書同樣引起很大的爭議，它回應了以80後為主的年輕人，希望香港有不同經濟發展思維的願望，也挑戰了香港傳統的發展觀念與經濟市場主流想法，尤其許多經濟學者與商人，對於「地產商是否成為霸權」，很有不同意見。

我對地產霸權議題非常關心。這項議題不僅相當實際地影響到香港人民的生活，也帶動了香港不同世代、不同階層，對香港未來發展的思索，進而引發新型態的公民、社會運動。更重要的是，它所累積的情緒與動能，已經超越經濟民生面的層次，與香港的政制發展、中港融合、自由行、新移民等等政治社會議題相互參雜，讓力量與聲音都綑綁在一起。

我也想要藉著了解這個議題，來理解傳統、典型的香港發展思維──他們是見證了香港繁榮、組成當前香港政經階層的主要力量，聽他們的故事、理解他們的思維，對於瞭解香港問題與背後的文化，有直接的幫助。

為一解內心疑惑，我決定拜訪在香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雷鼎鳴教授。他是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的資深教授，擔任過商學院的副院長、經濟系主任，並且長期參與香港政府相關諮詢組織，像是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就業專責小組成員，固定在香港報章上撰寫時評，無論在學術、實務或者個人經驗上，無不俱足。許多不同的香港朋友都跟我說，雷鼎鳴的思維，很有香港一代人的代表性。

《香港科技大學，李兆基大樓》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並不是雷先生接受我的邀訪，而是他願意在復活節連續假期間跟我碰面。我一時疏忽，選擇在香港法定假日的復活節見面，內心感到很不好意思。

從坑口地鐵站出來，搭上科大校巴上山，很快地就到了商學院大樓。科技大學雖然才成立二十年左右，但是表現優異，尤其商學院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其中商學院的EMBA全世界排名第一，MBA排名第八，雷鼎鳴從創校開始，就待在這裡。

校區在山上，氣候與風景皆宜人，從山上往下眺望，可以看見有一處美麗的海灣，雷鼎鳴跟我說，那是他認為香港最美麗的「牛尾灣」。科大商學院所處的大樓名為「李兆基大樓」，李兆基是香港著名的商人，在他眾多頭銜裡，最常被引用的就是恆基地產主席。在李兆基大樓訪問雷教授、談論地產霸權，也許是最合適，也或許是最諷刺的地點了。

（香港知名經濟學者雷鼎鳴。資料照／中評社）

雷鼎鳴講話直率風趣、也很有耐心，我們整整聊了超過四小時，他都不顯疲倦與厭煩。他曾自稱是「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透過這次訪談，我更可以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這是一本我覺得很爛的書。」

我們剛坐定，正要提到地產霸權，他看到我從包包裡拿出這本書，他就這樣跟我說。「懂經濟的人都覺得這是一本很爛的書，這位作者當過新鴻基地產老闆的助理而已，而且已經移民很久，別說經濟學者專家，連經濟評論員都談不上。」他不帶情緒地說，這本書的內容有對有錯，整體來說參差不齊，他並自嘲的講，「我好後悔花錢買了這本書。」

雷鼎鳴的談話善用比喻，有經濟學者的風趣。他告訴我，地產商的幾項特質：有錢、想要賺錢、用許多辦法壟斷來賺錢，這些都是真的，批評這些沒有問題。「我自己都想要買便宜的房子啊，」但，「超越真理一步就是謬誤了。」

雷鼎鳴認為，不存在所謂的地產霸權。港人所感受到的地產霸權，首先跟房價與房屋大小有關。此時，他表情就是一位不容挑戰的經濟權威：「但我們要了解，到底為什麼房價會推高，不能只靠感受阿，地產商當然想推高房價，但他們有能力嗎？我不這麼認為。」

雷鼎鳴說：「我們可以從幾個角度分析，第一香港樓宇買賣分別有一手市場和二手市場，二手市場交投量通常是一手市場的六、七倍以上，這是香港長期平均數值。譬如『新鴻基地產』的交投量僅佔市場佔有率4%左右，這樣如何壟斷呢？」

「地產業佔GDP比重是多大？如果是『地產霸權』應該是節節上升，大約十多年前地產佔香港GDP約11%，但現在卻一直萎縮，僅佔約6%，曾經低至5%。近年新建樓盤較多，所以GDP比重有所上升，萎縮原因主要是新樓盤數量較少，正因地產業是一個萎縮的行業，所以政府根本不認為是四大工業支柱之一。」

他舉出另外一項數據來證明自己的立論，從股價上來看，97年許多地產股股價比今天還要高，例如新鴻基地產當時股價是116左右，現在也差不多，可知，新鴻基地產股價上升有限。市民只看見地產商富有、貧富差距明顯加大，因而誤以為香港樓價貴，是地產商壟斷市場所造成的。

那，房價問題的根源到底出在哪呢？簡言之，是土地與政策。

別看香港現在的房市那麼高，其實97年到03年間，香港的經濟不好、房地產泡沫化，許多市民的財產都縮水；經過亞洲金融風暴，也沒有人願意花錢入市。雷鼎鳴告訴我，假設97年的香港房地產指數是100，03年時只剩下37，房價掉得可怕。

要了解這個問題，必須對香港的土地有基本的概念。香港由港島、九龍跟新界組成，其中新界是租約，其他兩地是割讓。因此港島與九龍的土地一開始屬於皇家，後來屬於現在的港府，新界由於是租的，加上當地民風剽悍，土地大多屬於「原居民」，即早在新界被租借給英國人之前，就在斯土定居的老香港人。

過去，香港政府每年會將部份土地釋出到市場上，由地產商收購、興建房屋，這些土地被作為公屋（民眾可用廉價租的）、居屋（民眾可用廉價買的），以及私營房屋（符合市場價格的房屋，包括豪宅、住商混合房屋）。

雷鼎鳴表示，1997年，特首董建華推出八萬五政策，表示政府將每年提供八萬五千戶房屋，其中三萬五千戶用作公屋與居屋。然而，這項政策被認為由於數量過多，造成房市下跌，緊接著亞洲金融風暴來襲，市場需求與交易都下降很多，導致房地產供需失衡、價格下跌、民眾財產縮水。

因此，2003年，政府調整土地政策，改用「勾地表」的方式，用意在於縮緊土地的供應。雷鼎鳴當時正是長遠房屋政策委員會的一員，他說，當時大家都認為，要將房價給拉起來才行。

不斷緊縮的後果，自然造成物以稀為貴，最後香港的土地出現供應量不足，房屋的供需自然再度失衡。所以，即使2009年金融風暴又起，香港的房價還是持續上漲，源頭就是這項政策。

雷老師下了一個小結論：「地產商不是不想壟斷，不是不想成為霸權，《地產霸權》裡面一些批評是對的，但根本上來說地產商不具備裡面所說的力量，真正造成房價問題的是香港政府過度的回應97到03年房地產的泡沫導致。」

我繼續發問，為什麼政府不在合適的時間恢復過往政策，達到房價平衡呢？

雷鼎鳴用鼓勵的眼神看著我說，這是一個好問題。他認為，在經過政府縮緊土地買賣後，香港的房地產價格在2005年時已屬合理，應該做政策調整。「但，全世界政府都有一個特點，假設他們做對了什麼事情，他們就會持續幹下去，不會停止，直到出現新的問題。」

現在，政府想要重新開放土地，但是2010年後的香港，在政治社會的氣氛與形勢上，已有很大的不同。香港基本上並不缺乏土地，雷鼎鳴給我了一排數據：香港的總面積為1,108平方公里，私人住宅佔地只得25平方公里，公屋、居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

當前，政府徵收新界的農地，希望在房屋與基礎交通建設項目外，也能規劃出經濟發展，蓋商場等等，希望可以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過往，香港新界的北方有一處叫作天水圍的地方，除了房屋、沒有任何商業建設，住在那裡的都是年紀長，或者無法工作的港人，是香港的「悲情城市」，香港導演許鞍華更將天水圍的故事拍成了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與《天水圍的夜與霧》。

雷鼎鳴認為，問題在於建屋太少，不是土地不夠，而要蓋房屋，就需要有不同的商業設施來配合。但是目前的狀況是，香港新界北方要進行開發，作為土地擁有者的原居民本身很樂意賣地，而反對的都是目前用租賃方式在上面生活的民眾(多數是二戰之後陸續從大陸逃難來的香港人)，因為他們只會得到搬遷費用，真正得到大筆金錢的是原居民。

（香港反高鐵群眾聚集在立法會前。2010年。WiNG攝／維基百科）

以反高鐵運動為例，爆發點來自高鐵路線行經一個名為菜園村的非原居民村，由此展開一連串各面向的社會抗爭。最後，菜園村民還是被迫搬遷，其中過程讓人揪心，而他們每一戶最多只得到六十萬元港幣的搬遷費。

我問雷鼎鳴，你覺得六十萬元港幣，以現在的香港來說是合理的嗎？他回答我，其實許多抗爭居民都不是抗拒搬遷，只是想用將事情鬧大的方式，來爭取更多的補償；而香港政府也不是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只是覺得這些居民不是地主，要補償也依法無據。

雷鼎鳴更指出，大家都認為要發展，也知道天水圍就是一個發展失敗的例子，要增加住屋，必須要有商場進駐、有經濟活動；但現在的社會氛圍傾向反對地產霸權，蓋商場就會被激進的人說，這會吸引大陸來的「蝗蟲」。

《自由行的經濟貢獻有限》

自由行是另一個導致香港民眾普遍不滿的政策。根據統計，2003年開始的內地遊客自由行，每年不斷擴充開通的城市數量，2009年更開放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政策，可以在一年內無限次數進入香港。

這對香港就像是兩面刃。根據統計，到2013年為止，總共有1.29億大陸人透過自由行到港，2012年自由行為香港帶來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的1.3%，創造了超過11萬個職位，佔本地整體就業的3.1%，在去年（2013年），大陸訪港人數更達到一年4千萬人。

但自由行衍生出來的問題更是繁多，首先是各類資源被佔用：陸客大量購買奶粉、雙非(即父母皆不是港人)孕婦佔用香港醫療設施，並讓小孩取得身分證，跨境求學等問題。在港人忍無可忍，於香港報章刊登廣告，以蝗蟲入境的圖畫來譬喻到港的大陸人，引起軒然大波後，香港政府才祭出了禁止雙非孕婦來港生產，以及限奶令的應對政策。

但，來港的大陸遊客仍然不斷增加，由習慣不同所造成的對立，不但衝擊港人生活，更引起部分港人驅趕「蝗蟲」的行動。而除了生活空間改變，大量陸客及爆發戶式的消費模式，使許多生活周遭的小店因為租金大漲而結業，改換國際商品進駐，最引起港人的憤怒。這些問題從橫跨經濟、社會、政治，也連帶挑起香港民眾對近年從大陸來港定居的新移民（非遊客）的不滿，讓彼此的生活更加緊繃。

我請教雷鼎鳴經濟專業上的看法，他跟我說，自由行對香港經濟的貢獻是有限的，尤其以陸客在香港自由行的消費行為來看更是如此。他認為，有人說自由行挽救香港經濟是一個錯誤的迷思，來的人的確是很多，陸客買一個LV包，幾萬元，但這不代表香港賺了幾萬元。但他不反對自由行。他照樣先講了數據給我聽，自由行的經濟貢獻佔本地生產總值的1.3%，受自由行直接相關的工作人口在比例上約6%。

這樣的數據在雷鼎鳴看來並不高，但是他提醒我，這6%都是第一技術勞工，如果自由行沒了，會造成這些人生計上的問題。而且，「全世界有誰不歡迎遊客的嗎？」

雷鼎鳴認為，問題出在香港政府沒有準備好。他認為，問題依然回到土地政策，因為沒有足夠的開發，所以遊客都擠到中環、尖沙咀跟銅鑼灣；同樣的，旅遊景點的設置不足，讓香港旅遊內容單調，只有購物，直接影響到的，就是這些地區的小店生計。如果說天水圍是一個失敗的案例，他認為同樣位在新界的「沙田」，就是一個開發與保留並存，並吸引到許多內地遊客的好地點。他覺得，上上之策不是減少遊客，而是要擴充自身的容量。

我知道，他要強調的是，香港不是沒有土地。

《CEPA的問題來自開放不夠　貧富差距沒有惡化》

跟自由行一起來到香港的，還有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雷鼎鳴認為，在這方面香港與台灣的狀況不同，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他跟我說，CEPA主要的性質，是內地增加對港的開放程度，而不是香港本身對內地更加開放（因早已相當開放）。

「既然如此，我們當然很難找到理據，說CEPA對港不利。我們總不能說，內地對港不少產品不再徵收關稅，或港人可與內地合拍電影，進入到其龐大市場等等，都會拖累香港。」

他強調，CEPA是一種最優惠待遇，我們能批評的，主要還是某些開放仍未足夠，港人得益尚不多，而不是開放優惠本身是壞事。我問他，難道香港對大陸開放，都是得利的嗎？

雷鼎鳴表示，開放是必然的；CEPA中，香港對內地開放約三百多項，誰得利要一項一項去看，一些行業沒有得利，大體上是因為出口不足例如律師、醫師，其中醫師的數量是連香港都十分不足。金融服務獲利最好，因為中國大陸的金融服務品質還是沒香港跟台灣好。香港可以有高人均的GDP是因為向全世界開放，其中也包括跟中國大陸的經貿地理關係，如果沒有中國大陸，香港要有這樣的成績是比較困難的。

那貧富差距惡化的原因是怎樣來的呢？雷鼎鳴聽到我這個問題，彷彿是準備大顯身手的樣子，但受限我的經濟學水準太差，他只能約略地說，所謂貧富差距惡化，通常由基尼係數跟家庭收入比較來看，但一樣的數據，在排除與增加一些變數後，並不支持回歸之後，貧富差距惡化的說法，而是維持一樣的狀態。尤其，對照統計處日前公布的「本港的住戶收入分布」主題性報告，雷鼎鳴更確認他的研究結論無誤。

但他隨即強調：「維持一樣的意思是仍然很糟糕。」

雷鼎鳴對此有過深入研究，他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社會的流動性相較過往變得慢了，貧者無法翻身，社會階層流動停滯、或可說非常緩慢，這也是在感受上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

相較於過去港英時代，貧窮與貧富差距問題實質上同樣突出；但從前「我覺得自己可以翻身」與「我怎樣都爬不上去了」，是最主要的差異。原因何在呢？他認為最重要的，是香港的整體經濟成長出現了問題，這也是他為什麼認為不能取消自由行，以及CEPA應該要更開放的原因。

他強調，如果沒有自由行與CEPA，香港的經濟活水會更少，狀況會更差。

《世代差異下的經濟思維》

雷鼎鳴是一位關心社會發展的經濟系教授，他的文章深入淺出，並不是關在象牙塔裡的學者。我與他所談到的房屋問題、自由行、貧富差距等經濟民生議題中都有兩個關鍵，一是土地如何使用，二是怎樣面對中國大陸。

這當中，世代差異造成的經濟思維分歧顯而易見。

雷鼎鳴分析香港的土地狀況時說，「香港的總面積為1,108平方公里，私人住宅佔地只得25平方公里，公屋、居屋16平方公里，鄉郊居所35平方公里。私人住宅用地這麼少，樓價不高才奇怪。」

他認為應該要大量徵收農地，「香港要發展農業來幹嘛呢？農地總共有50平方公里啊！」；在我訪問行程表上，跟雷鼎鳴見面後，隔日我便要去元朗訪問一位年輕的農夫朋友，跟他一起下田生活，聽聽他們的生活哲學以及對香港發展的看法。聽到雷鼎鳴這樣直率的意見，當下除了有些莞爾，更直接的感受到世代的思維差異。

雷鼎鳴這代人講求投資報酬率，注重量化數據，身為經濟學者的他更是箇中翹楚。農地以外，他提到郊野公園。他說，香港土地有百分之三十九是郊野公園，每一年的前往的人次是一千三百萬，香港七百萬人，平均七個月去一趟，去一趟就是幾個小時。為了平均每七個月才去幾個小時的綠地，讓房子變得那麼貴，是不是不太合算的？

「不過現在還不需要動到郊野公園，我們有很多農地，也可以填海。我也希望要有郊野公園，只是是否需要那麼大的面積而已。」

雷鼎鳴自己同樣意識到，香港已出現了世代交替所造成的差異。我們談到農地開發與自由行問題時，他同樣評論現時搞運動的年輕人。在他看來，這群人不僅是少數，更是社會上處於邊緣的年輕人。

他認為這些人是所謂的「宅男」。雷鼎鳴做了香港勞動力下降的研究，他發現以2011年的數據，25至29歲的男性人口為22.95萬人，但其中的6.8％，即1.56萬人並無參與勞動市場；他們並不屬於失業人口，而是不願意找工作，每天在家裡上網當啃老族。

他將這個研究發現講給民主黨的前主席何俊仁聽，雷鼎鳴說，對方反應是嚇了一跳，「怎麼人數這麼多？」並說：「每次遊行都是這些人在罵我們。」何俊仁的反應讓他將這些社會背景的年輕人跟政治活動行為產生了連結。

他認為，這種連結是很合理的，這些人基本上不關心社會經濟的變化，每天都待在家裡，「他們的道德標準跟我們也不一樣，他們講粗口都覺得沒關係，在網路上都是這樣的，他們的政治態度就是反對中間的，所以像是何俊仁的民主黨就會很傷腦筋。」

在雷鼎鳴的眼中，這些年輕人不是真的關心整體的經濟發展，卻又覺得自己是在做公義的事情，但若真去分析他們的行為，又不見得真的符合公義的標準。他舉例，像是有些人去街上對人罵粗口（指反蝗蟲運動），這根本無法稱得上公義；反對新界發展、東北發展的年輕人也自稱公義，但若他們的公義論點讓普通的一般人繼續去購買很貴的房子；只要這樣往下分析下去，也很難說他們完全都是公義。雷鼎鳴無奈地說，就算這樣講，他們也不會認同，因為他們多數都住家裡，沒有租屋，不用交稅，並沒有實際的去承擔現實生活。

以我的了解，雷鼎鳴的講法自然是以偏概全，帶著許多成見，但我知道和他爭論這些並不會有結果。我嘗試更進一步釐清他的看法，請教他說，你覺得反蝗蟲、反東北的人，跟幾年前反高鐵的年輕人是一樣的嗎？雷鼎鳴說，基本上差不多，反高鐵的有一些退休了，他笑著說，退休是因為他們要三十了，得面臨生活壓力。

聽完，我忽然有個感觸，就像是得到一個結論：對於雷鼎鳴這一代的多數人來說，香港當前社會抗爭的左右之分，其實都是同一件事情。

雷鼎鳴強調，這些都是少數。他跟我說，他在學校教書，面對最多80後與90後，多數人跟抗爭青年是不同的，「我舉個例子來證明我的立論吧。」

雷鼎鳴說，這些抗爭的學生多數都屬於「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的這個組織。之前，他的同事去嶺南大學擔任校長，引起少部分學生抗議，說大學校長應該由學生遴選，學聯因此辦了一個座談，主題大意是「大學誰是老闆」，而他也受邀參與座談。

他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邀請我，其他的座談對象還有立法會議員之類的，他們宣傳很多，科大有很多海報，我們的學生跟教職員都收到電郵通知。我看到如此宣傳，想說應該很盛大，就花了一天的時間好好準備，總不能在一千幾百人的場子上說不出有內容的東西。」

雷鼎鳴問我：「你猜最後多少人去？十九人，早知道我就不去了。」

我毫無惡意的笑了出來；其實，我當然相信這是少數，在全世界的反抗者都是少數，保守者都是多數。我真正覺得有趣的是，終於理解什麼是他自稱的「徹頭徹尾的經濟動物。」

《雷鼎鳴與這一代香港人》

在這場如馬拉松一般的談話中，雷鼎鳴提出許多讓我印象深刻的看法，其中一句話是這樣說的：「我們這一代人靠什麼成功？讀書與企業家精神。」

會談到這個，是因為我請問他，如何改善停滯的社會階級流動，除了中國大陸應該對香港更開放之外，他認為香港的年輕人在唸書上，因為經濟條件好，沒有過去他們老一輩那樣認真，由於對中國大陸普遍負面的想法，也不願意去爭取機會，造成競爭力下降。我跟雷鼎鳴說，你是很典型的香港成功的一代，我請他分享他的成長故事。

雷鼎鳴五歲從廣州跟家人到香港，一家住在非常窄小的房屋，家中靠著借高利貸過生活，而他從中學就懂得用知識賺錢。雷鼎鳴說，他在中五(台灣的國三)開始正式幫別人補習賺錢，一個月最高可得300港幣，當時政府文員的起薪360元；後來得到獎學金出國念書，沒錢買機票跟衣服，他去當推銷員賣計算機，一台2500港幣，佣金5 %，一個月可賺1000多元。

雷鼎鳴的努力不但成就自己，也幫助家裡脫困。當時家中借高利貸生活，一個月10 %的利息，是一個惡性循環，但由於他成績優秀，可向銀行借最多5000作為出國唸書經費，一年才利息才8 %，而他又早已自己準備了出國旅費，因此向銀行借貸的5000元，家人拿了4000元去還債，最後終於脫困。

他在美國時，跟台灣拿國民黨獎學金的學生一起打工，大家都勤奮唸書；在雷鼎鳴的青春記憶裡，現在從大陸來香港唸書的學生就像當時香港留學生的翻版。他說：「他們許多人都是靠著村子的集資來香港唸書，因此有許多獎學金的提供者，都是指名要給大陸學生。」

雷鼎鳴一方面表達他對香港年輕人的憂慮，另外一方面以他的經驗告訴我說，那時候的他們就懂得一件事情：靠自己賺錢脫貧，從不會想要靠政府的福利過活。

雷鼎鳴最後到芝加哥大學讀書，在明尼蘇達大學拿到博士，在紐約州立大學任職十年，最後回港參與科技大學的建立。科大商學院名揚國際，雷鼎鳴也成為香港最知名的經濟學者，香港政府經常向他諮詢，甚至是特首拉攏親近的對象。

這就是典型的獅子山精神，白手起家、從無到有的香港成功故事。我問他，對你這樣背景的人來說，民主是一個怎樣價值？你認為爭取「真普選」是個實際的議題嗎？

雷鼎鳴的說法讓我更理解他那一代香港人。他說，民主肯定是當代最好的政治制度，但他的專業訓練讓他知道，民主並不完美，有其侷限。他跟我說，「真普選」是一個假議題。

在他看來，香港這部於1990年制定的基本法，內容對港人很有利。雷鼎鳴是這樣評價的：「1990年，香港的GDP總值是全中國的25 %，現在是2.3 %。我們可以問，如果當初新界租期不是99年，在多個20年，我們香港是否有可以爭取到這樣條件的基本法。」

他同時也說，現在香港特首的認受性很低，做起事情來很難，普選是提高特首認受性的最好方式。我反問他，如果沒有真普選，那投票率肯定還是會很低啊。他說，這不一定，你看我們的地區直選也沒有提名篩選，但投票率仍低。他說，這兩者中間有差異，但他提醒我別那麼樂觀。他提到，全世界曾經有30多個民主國家推動強制投票，簡單說就是不投票是犯法的，但是罰則很低，像是澳洲、新加坡跟比利時都是。

但雷鼎鳴覺得這不是最好的辦法，以香港的民情，應用獎勵型的投票，讓每位投票者可拿500元港幣；他說經過計算，才花20幾個億就可以對民主有貢獻，這不是很好嗎？

投資報酬率是一種判斷的準則，耗損率同樣也是。雷鼎鳴認為，佔領中環是一件很不道德的行為，經過計算，假如癱瘓中環，每天會損失16億港幣。這項數據雷鼎鳴在他的專欄發表過，引起許多討論；發起者戴耀廷被迫回應說，他認為不會損失那麼多，以及如果可以爭取民主，這是值得的。雷鼎鳴笑說，誰有辦法去判斷值不值得？他認為，可行的方式是去佔領維多利亞公園，或者是讓參與者共同分擔損失金額，但他也知道，這項建議絕對不會被採納。

我試著猜想雷鼎鳴的感受：香港繁榮的過程，就是他個人成長與奮鬥的過程，對他們這一代人來說，中環的繁華是他們的成就之一，對於癱瘓中環，他們肯定非常敏感，甚至感覺自己的財產被侵犯。

這一代人到底是哪一代人呢？

《四代香港人》

香港知名的社會學學者呂大樂說：香港有四代人。第一代不是香港土生，他們在二戰前後陸續來到香港避難定居，他們帶來的小孩，或者在這出生的孩子，是被稱為戰後嬰兒潮，的第二代人，也就是雷鼎鳴這一代。根據呂大樂的分析，第三代人是1976年到1990年出生，經歷過殖民地的後期，理解「回歸」的感受，並且至今仍受到前一代的人支配到現在，第四代人則是90後出生的一代。

（與雷鼎鳴屬同一代人的社會學者呂大樂。Alfredoko攝／維基百科）

呂大樂跟雷鼎鳴是同一代人。身為社會學者的呂大樂描述這代人有三項特點。一是人數眾多，因此他們給整個社會制定議程，界定問題焦點。這一代思考的問題，永遠是「我們的問題」。

第二，這代人在擁擠的、競爭激烈的環境下長大。他們通過以淘汰考試為主導的教育制度考驗，他們的人生哲理是要懂得駕馭遊戲，懂得取分，不要反被考試支配，就算考試制度不合理也沒關係，重點是要通過。他們真心相信、擁護競爭，但強調競爭的同時，常常忘了競爭的過程應該公開與透明。

第三，這代人是上一代人既害怕、但又寄託了未來的希望的對象，他們年少有成，有一種捨我其誰的的心態，是典型的「先鋒黨」人格。呂大樂認為，這代人大多有一種「眾人皆醉」，覺得異己跟不上他們的主張、落後於形勢的想法，他們過去是捨我其誰，現在則是放心不下交棒。

這樣的觀察非常深刻。拿來對照當前香港檯面上的人物，無論是體制內，親北京或者認同市場規則的主流力量，或者是泛民政黨中，以及佔領中環的主要領導力量，都可以察覺得到他們在立場相異之外，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共同的性格。

這種性格的成就與失誤，另外一位這代人－－香港的知名作家陳冠中，在所著《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同樣有精彩的自我剖析。陳冠中1952年於上海出生，四歲到了香港，他到長大之後，才知道自己被歸類成嬰兒潮世代。二戰結束時，香港的人口是五十萬，1953年時達到兩百五十萬，陳冠中形容，那時的人口結構是舊式可樂瓶，一開始窄，後來就膨脹了。

他認為，嬰兒潮世代算是運氣好的一代。70年代，香港政府換了總督麥理浩，開啟了所謂的「黃金十年」，政府建公屋、倡廉政，經濟開始發達。陳冠中說：「人口結構都偏幫我們這代人：我們前面沒人。」「歷史的大環境在背後成就我們。香港是最走進入二戰後建立的世界貿易體系，在日本之後就輪到我們了，比台灣還要早。」

陳冠中的這篇文章中，幾段自我性格剖析，透徹帶些省思：

「我想強調的是：這一代是名副其實的香港人，成功所在，也是我們現在的問題所在。香港的好與壞我們都要負上絕大責任。我們是受過教育的一代，可訓練性高，能做點事，講點工作倫理，掌握了某些專業的局部遊戲規則，比周邊地區先富裕起來，卻以為自己特別能幹。我們從小知道用小的投資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

「我這代人在相對安穩的社會長大，不算很壞，我們有做慈善的習俗，不過底子裡是比較自利和計算的，如以前在學校考試，最終是自己得分過關。是的，我們愛錢。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後，我們想像力就被綁架了，很甘心的受吸引，從賺辛苦錢，進化到想同時賺更多更容易的錢。」「不在公共領域集體爭權益，只做私下的安排，也是本代人的特點。」

這些剖析不見得每一個同代人都同意，但陳冠中提到這些，其實要面對的是這代人的失誤。「愛國與民主都是香港這場實驗早該完成卻未完成的部分，是自利的我這一代人遲遲交不出的功課。」

他反思，在80年代，中英談判香港未來的那段時間，英國想要加入香港代表，被稱為所謂的三角蹬（中英港），北京反對，聲稱自己可以代表香港。那時候的香港人是怎樣的想法呢？

「如果嬰兒潮一代當時(80年代)空群而出要求民主，如2003年的五十萬人上街，基本法都怕要改寫，事實大部分我這代經濟動物根本沒有去爭取－－少數已成既得利益的同代人，竟有反對普選等普世價值的。同時，我這代人仍普遍保留了之前對大陸的畏和疑，而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更嚴重拖慢了港人學習的愛國進程。」

《他們都是香港人》

引用呂大樂與陳冠中，一方面希望能以更深厚的文化與歷史視野做為背景，去理解雷鼎鳴這一代人的性格，與他們面對當前香港問題時的可能思維，也理解他們的人生旅程，如何造就了現代的香港。同時，香港正在蛻變，新一代港人出現了，他們如同第二代港人受第一代港人影響一樣，有性格的延續，也有他們的反叛，他們的自主意見。

呂大樂、雷鼎鳴、陳冠中，他們是同一代人，有許多共同的經驗，內在性格也因類似的生命背景而有相似之處，但我們同樣可以理解他們彼此間的諸多差異。這些差異沒有道德判斷上的好與壞，差異既是自然的，也是真實存在的。

個體差異與世代差異，鉅觀來看是同樣的，生命的延續與變化，造就不同的個體與不同代人。在訪問完雷鼎鳴先生後，我內心感受飽滿，有一種見識到了典型的香港性格、始見廬山真面目的滿足。我聯想到這代人的成功，想到同屬這代人的其他人物，以及世代各異的抗爭者們。

我從中確認了，他們之間有所差異，卻都是香港的一部分，都是香港人。理解香港，得暫且放下自己有限的見識與意識型態，從歷史與文化去理解這塊土地，才有機會真正了解這片土壤滋養了什麼。

此時的香港正在歷史的轉折點上，該怎麼走，爭執與鬥爭讓許多港人都感到心煩。但這段過程，也像是被迫打開了更大的公共辯論空間，推演下去，自由與法治等價值恰恰會因為如此而得以鞏固。更何況，這樣公共辯論空間，讓香港人更有機會有所省思，共同面對的問題。

就像呂大樂與陳冠中對嬰兒潮一代的客觀描述－－人口眾多。雷鼎鳴談土地發展時，帶點憂心的提到，未來人口老化速度加快，勞力缺乏外，醫院的需要根據計算，還要多十座才行，每座醫院又都需要一定面積的土地。面對這樣的情形與發展，相信他多少會感到焦慮。而雷鼎鳴的問題，不僅是這個問題，不應該歸類成是哪一代人的問題，而是全體香港人都需要一起面對自己的問題。

「軟著陸」世代之爭，避免惡性循環最好的方式，以我的理解，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可以保障不同意見者，以及不同階級世代的權利，在這樣的平台下，大家身體力行地去學習什麼是互相尊重與制衡。

＊作者任職於網路媒體，喜愛閱讀、新聞寫作，偏好政治、歷史、棒球、本土文學。本文選自《傘裡傘外》（水牛出版）第七章，作者在書中訪談18人香港性人物，追索四代香港人的民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