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四口像一群冰山，在台美之間的太平洋上漂流，彼此追逐、磕碰，難以靠近。
心理學家族治療大師薩提爾（Virginia Satir）有個著名理論，他以「冰山」比喻人的行為，人與人之間會溝通不順，是因為隱藏的情緒、價值觀和自我感知過於龐大，外在行為卻像冰山一角只露出些許端倪，他人無法理解水面下真正想說的話，誤解於焉而生。
《美國女孩》主角少女芳儀在與媽媽爭執時，我彷彿就看到了薩提爾理論的那幅冰山。芳儀一家四口擠在老公寓的侷促空間內，母女言談隨時要迸出火星，生活劇變的熾熱表象下，這家人反而成了一群冰山，在台美之間的太平洋上漂流，彼此追逐、磕碰，難以靠近。
一、
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頒給了《美國女孩》的導演阮鳳儀，她以自身小留學生的經驗為本拍下這部自傳式家庭片，敘述少女芳儀自美返台的不適應，以及和罹癌母親莉莉彼此的不解與衝突，爸爸宗輝與妹妹芳安夾在中間無所適從，死亡陰影籠罩的家再不能安頓身心，屬於美國的美好記憶還在不斷提醒現實的苦，讓小小家庭更難招架。
電影最明顯的優點在於場景無可挑剔。背景設定於2003年SARS流行期間的台北，噴酒精、戴口罩乍看還以為才去年的事，但80後、90後初期的觀眾一定一秒就認出，片中環繞女孩的《玩偶遊戲》漫畫、周杰倫與蔡依林早期歌曲及5566等偶像團體，是屬於我這一代青年的集體記憶。
文化icon容易重現，生活則不。此片另一處值得讚嘆的功夫在於家庭什物的精準歸位——玄關狹長，陽台是公寓最明亮的一片，鐵窗則又禁錮視線；藤椅沙發的凹洞紀錄臀型，讓人感到「刺刺的」卻始終沒被換去，一切果真復刻了台灣普通人家居的身體記憶。據說大部分物件都是劇組人員自己提供，作為散景，沒有喧賓奪主的意圖，既平實又對味。
對白也節制。台灣影劇近年的劇情、演技、特效等不斷進步，唯獨台詞與發音常常令人出戲。本片語言雖是中英交雜卻毫無冗詞，演員口條也順耳生動，沒有一絲唸稿跡象。台詞少了說明式的過多資訊，壓抑與爆發反而更在節奏上，情感收放合理合宜，更符合自傳故事的味道。
於是，這下子，就沒有任何理由從揪心的劇情分心了。場景與對白的自然堆疊烘托出故事勁道，真誠的鏡頭裡，觀眾每每忍不住內心驚呼：「這就是我的家！」「這就是我家人會吵的架……」自第一幕到最後，我也自然而然被拉入這家人的掙扎和爭執，就算沒有類似經驗，仍能跟著芳儀體會成績落後又被同儕嘲笑的怨，也跟著莉莉感受抱病怕死、被孩子衝撞的怒，在熟悉感包裹下，家庭內的高張力時刻被放到最大，最溫暖的家成了最難待的地方，親情的矛盾羈絆因而完美重建。
當頂燈亮起，整個影廳滿是窸窸窣窣抽著面紙（或鼻子）的聲音，足見觀眾入戲之深，金馬如有一個「反差衝擊獎」，《美國女孩》十拿九穩。
二、
正處叛逆期的芳儀被迫遠離好友與熱愛的生活，又從資優生「淪落」至班上倒數，青少年融入同儕的需求已經夠沉重，成年後可能受人欣羨的海歸身份，只平添了她被排擠的焦慮；而在媽媽患病、生離死別的恐懼之外，身為長姐還可能提早肩負照顧妹妹的責任，無疑也令15歲少女窒息。
芳儀所不能接受的是，落到這一步並非她自己選擇的，從出生、赴美、返台到就讀的學校，孩子幾乎沒有絲毫選擇權，生活被剝奪卻得不到引導與同理。因此張口流露出的不是挫折，僅能以憤怒的質問排解不安。還有餘裕溫柔的日子裡，母女談心當然容易，偏偏在挫折填滿胸臆時，僅剩的字句都如利刃割心。
——像這樣的反問，華人家庭的孩子應該都不陌生，本片每個角色都有「表達」，卻少有幾幕說出不帶刺的心聲。
臨床心理學家盧森堡（Marshall Rosenberg）在《非暴力溝通：愛的語言》剖析，他稱這類帶有預設立場的詰問是「暴力型言語」，也是人際溝通最大的阻礙，因為聽者只會迷失在無端被攻擊後的創痛裡，接收不了情緒與資訊，長此以往，還會習得同樣的傷人姿態，將隱性暴力傳遞下去。
可以說，不幸的家庭最相似之處不僅是「缺乏表達」，更是「好好說話」的教育之缺席。暴力式言語可以暫時武裝焦慮的心，但最後解救了困境的，還是因為孩子看見了莉莉洶湧的無助，兩人才有和解可能。美國女孩最終是幸運的，或許也滿足了許多觀眾渴望被理解的傷。
三、
沒有選擇無疑痛苦，可是身為成人，選擇之後，責任更是沉重。
媽媽莉莉因癌症而返台，努力打拼的美國夢化為泡影，與丈夫團聚後的生活分歧更襯出暗潮下的懊悔與不甘。儘管作者可能無意指控，我們卻不能不認出，這家人的不適應和社會的性別角色期待脫不了關係。
華人說父親是一家之主，但「家」應該是什麼樣貌，實際的形塑責任全落在母親頭上。從婆媳關係、孩子教育到家庭整潔，母職的評量標準有太多太多，連丈夫穿錯了襪子、女兒忘了帶便當，都有可能成為「不好的媽媽」的證據。如此嚴酷觀念餵養了多數媽媽的焦慮——但凡是渴望扮演（所有人眼中的）好人妻與好人母的女性，都不免養成盯前顧後的碎念習慣。莉莉一心赴美追求更好人生，以及患病後日益挑剔、緊張的性格轉變，大抵也是「過度努力」的展現。
另一方面，爸爸宗輝則完美展示了此輩中年男人的幸與不幸。他被妻子批評邋遢及不知道女兒飲食喜好，凸顯出男性很少被要求注重細節和形象；可是不拘小節的好處之一，就是父親往往更有心情搞笑、打圓場，對比嘮叨的母親，這樣的爸爸令孩子更願意親近。社會也期待父親能供養家庭「最好」的生活，但好生活是什麼樣子？從七零八落的屋況來看，宗輝顯然沒有太多想法，全憑妻子指引，偏偏癌症是人生最惡意的安排，喚回全家團聚，也提醒宗輝唯一的人生目標可能逝去，而留下的將是他並不擅長的親職責任，也讓人不忍苛責他在劇中對待女兒的行徑。
整部戲裡最討喜的，是戲份不多卻至為關鍵的妹妹芳安。國小年紀的芳安，帶著軟萌在父母和姊姊之間穿梭，每次出現（或出事）都是推動一家人前進的轉轍器。在母親與姊姊互動愈發惡化的時刻，一句稚氣的「媽媽會死嗎？」直接敲碎房子裡的大象，也擊潰觀眾的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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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著芳安，同樣身為成長在高張力家庭的次子，我也感到深深不安。她的純真是魔鏡，映出母姊潛藏的愛，是劇中最重要的潤滑劑。這也註定了她在家庭舞台上的位置——身為最小又最體貼的孩子，她會受盡憐愛，卻永遠不會成為焦點C位，因為家的中心早已被媽媽與姊姊的衝突佔滿。
芳安也令我不禁想起《陽光普照》裡的大兒子阿豪，品學兼優的阿豪是家人的強心針，但在弟弟阿和與家人屢屢的叛逆衝撞背後，阿豪的內心世界也是一片荒蕪。不需被擔心的孩子，實際上很可能是真正被忽略的孩子。（不過我絕無意思比較這兩部電影，它們從故事到調性都沒有可比之處）
人的性格除了天生特質，更多是在關係成長時互相形塑。當家裡已經有了兩位執拗、故作堅毅又脾氣衝的女性，尚在成長中的么女，幾乎必定會長成芳安的模樣，若把她的柔軟視為理所當然的禮物，只怕那些感人肺腑的和解都是濫用了小女孩的善意。我能明白故事裡必須要有平衡性格的安排，本片也並未過度誇張地予以溫情教育，但仍想多嘴提醒的是，無論成熟的形式是獨立優秀、或溫柔同理，所有過早的成熟都代表與年齡不相稱的傷，因為戰火從來不只殃及交戰雙方。
儘管如此，《美國女孩》的好還是彌足珍貴，它真誠且自制地述說了一個很平常的故事，因而才能讓每一位觀眾都投射出各自的傷痛和治癒。電影的美好不就是這樣嗎？看的是戲，但也是沒能宣洩、言明、完整的自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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