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光輝的10月，今年的10月有兩件事令筆者心情激盪。一是台北故宮十年一度的三幅北宋巨幅捲軸畫作展出（范寬〈谿山行旅〉、郭熙〈早春圖〉和李唐〈萬壑松風〉故宮「鎮院三寶」），筆者上次看到這三幅巨畫共展，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另一件事就是參與了「臺學聯」發起的「三十年後的臺灣答案就在今日的校園」宣言的連署。
為何筆者看見臺學聯此次的連署活動會如此欣喜？原因當然是國內高等教育的學術環境日漸崩壞，且大學的學生自治型態又蕭條已久，今年10月的這次連署活動又是直指台灣高教沈疴之核心，怎不令筆者悲喜交集。
根據教育部107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概況調查，全國146所大專院校中，就有40校的學生會長當選門檻在10%以下，而且近幾年來學生會長參選組數下降，多數學校常常是只有一組候選人。其結果不是學生會流會，就是當選會長的代表性遭質疑。例如世新大學三年前也有兩組候選人參選，最終投票人數未過當選門檻，整整流會一學年；或如南華大學將直選制改為代表選舉制，但會長資格卻被校方質疑其代表性。何以至此？主要還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大學生對高等教育的漠視與對大學校務的冷感所致。也因此，當筆者聽聞有一群關心高教育的大學生願站出來關心台灣長期低迷的高教現況時，心情激動程度實無法用言語可形容，因為實在許久不曾聽到大學生的改革聲音了！
環顧當前各大學的校園風氣，在教育部主導的畢業流向調查中就不斷強調就業與待遇的重要性（曾幾何時，國家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就業率議題，竟然是由教育部要負起責任）、少子女化後的惡性競爭招致學術交流合作的停滯不前、以及最關鍵的，把大學生「幼體化」後的「保母型」大學林立。
目前高等教育把大學生幼體化的情形，大概已經是歷來最嚴重的狀況了。例如：大學課程的校外教學仍需家長同意書、課堂點名記錄寄家長通知信、各類服務學習課程或畢業門檻……等，在在都充滿了對大學生的不信賴感，以及迎合學生家長的保母心態。
政治大學的黃厚銘教授在＜無關學術標準的畢業條件就是零學分課程＞一文中，就痛指目前各大學巧立各種零學分的畢業門檻已嚴重違反大學的自由精神。試想：這些零學分的畢業門檻，多數都沒有實質課程教學，只是計算服務掃地的時數、設定各種檢定標準（包括中文、英文、資訊等檢定）、或是直接要求不同等級的職業證照數張……等，有些學校要求的畢業門檻甚至達十幾項之多，就連繳交罰款、歸還畢業服、還書、繳交論文等跟學術品質無關的要求納入「離校程序」，之後卻又把「離校程序」當作「取得畢業資格」的條件之一。何以畢業門檻繁瑣至斯？大抵一句話可以涵蓋，那就是家長或保母心態作祟下的「不放心」，如同「北學聯」監事、台大研究生協會副會長謝佩玲所指出的：大學校園排除學生、認為學生不成熟，這樣的權力結構形同將學生「幼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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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儘管《國立台灣大學學生權利大憲章》納入師生共治精神，但實難在校園當中獲得落實。北學聯就此提出四點訴求，要求對《大學法》第7、9、15、33條進行修正，關切公私立學校合併計畫、學生代表選舉公平公開、提高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比例，以及學生自治組織獨立地位等四大方向，期望透過修法完善學生權益保障。
例如今年（2021）4月19日東海大學學生在校園張貼「同學，你是來付錢幫學校免費掃地的嗎？」大字報，校方發現後緊急聯絡各系所撤除海報牆上的大字報，並且對於管理海報牆、許可張貼申請的單位施壓。此舉更引發全校師生的不滿，認為學校長年迫使學生為校方施行名為勞作教育的免費勞動，現在有學生提出異議，竟又透過限制言論自由的方式來干預大學的自治精神。
再例如5月疫情爆發之初，南華大學學生會會長向學校請求參與防疫會議，但校方以南華學生會幹部尚未完整為由婉拒。而後，學生會持續爭取，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組長（各大學的學生會長期處於課外活動組的輔導權責之下，這又是另一項可議之處，似乎只是把學生自治組織當成一般學生社團在管理）口頭承諾會呈報高層審議，但校方依然以「開會時間無法配合學生」、「疫情升溫」等理由拒絕學生會訴求。顯見學生自治組織在校園民主的過程中位階低微、長期不被重視。
走筆至此，不禁令人感慨的是：歷數台灣過去的各項學生運動，從野百合到太陽花，莫不是台灣社會發展的重大轉捩點（野百合廢國民大會、太陽花促政黨輪替），奈何如今學生力量卻被限縮至斯！
「臺學聯」（臺灣學生聯合會（National Students' Union of Taiwan，簡稱NSUT、臺學聯、學聯或臺灣學聯）是2019年4月1日，由35所大專院校的學生會共同發起正式成立的組織，其宗旨就是彰顯學生改變社會之可能性，成為議題設定者並協助學生組織開展校園共治、社會革新、增進民主自由及深化台灣主體性之行動。成立之後，馬上在各大學間造成一股學生自治旋風，例如東華大學校內交通違規罰款未繳而不發給畢業證書一事，臺學聯便極積調查發現：全國至少86間大專院校訂有「交通罰款」，而不發給畢業證書更違反《學位授予法》第5條，屬嚴重侵害學權之舉。
而此次發起的連署內容，更直指不願大學自治繼續成為侵害師生權益的遮羞布，更不願下一代台灣學生處在以自治為名扼殺民主的教育環境，發起連署「2021大學改革聲明：30年後的台灣，答案就在今日的校園」，提出學生賦權、終結專權、高教改革等3項訴求，而且內容言之有物，字字句句都掌握到台灣教育現在的處境，以及未來改革的建議。
一、學生賦權，要求建立真正完整而獨立的學生自治體制，建議：1)修正《大學法》第15條，將《大學法》規定的校內最高決策會議「校務會議」，其中學生代表的比例提升至三分之一（《大學法》第15條規定學生代表不得低於10%及教師代表不得低於50%，但如今各大學的校務會議早已淪為行政主管佔實質多數的假民主式的行政獨裁現況）；2)刪除《大學法》第33條「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中的「應輔導」字樣，以斷絕過去數十年來各校學務處以輔導之名行控制之實，干預學生會之人事、法制、財務、選舉與運作的獨立性，從而確立學生會的法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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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結專權，要求校園民主必須重新設計，建議：1)修正《大學法》第9條的校長遴選制度，主張明定校長遴選委員會之成員，需有至少一名為經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2)修正《大學法》第15條，取消校務會議中的學校當然代表的投票權，主張將一級主管於校務會議之出席改為列席，或明定校務會議非兼任行政職之教師代表佔至少二分之一（現行規範並未排除兼任學術與行政主管擔任教師代表，造成行政主管「混充」教師代表之情形屢見不鮮，甚至有主管在校務會議比例超過二分之一的極端現象），使其權責相符，還給校園正常的民主治理模式；3)修正《大學法》第7條，併校程序應經校務會議通過（現行條文為國立大學之合併須經校務會議同意，私立大學之合併僅須董事會同意）；4)修正《大學法》第33條，保障並擴大學生參與學校各級會議（除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會議外），而非僅「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原條文）。
三、高教改革，要求國家提出「三十年後的校園」藍圖，建議：召開高教國是會議討論，重新思考臺灣需要怎樣的高教環境？我們理想中的高等教育是什麼？也必須重新界定大學之於社會的定位，包括大學與政府的關係與界限、大學與企業的距離如何拿捏、大學對於地方的社會責任，以及如何增進大學內部民主治理？因為唯有結構與體質上的改革，高等教育才能永續發展。
看到這裡，相信讀者都同我一樣，欣喜於當代學生意識的抬頭與力量的凝聚，以這般的教育的視野與改革決心，不論是執政黨或在野諸黨都不可能再以「小孩子有耳無嘴」的輕視口吻等閒視之了。
尤其是以30為期的教育改革藍圖，足見這一代學生的胸襟與氣度，比起任何政治人物或教育決策主管，絲毫不見遜色，或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想想看，為什麼是30年？這是目前那些目光如豆、短視近利的決策者所不敢想像的未來，但為什麼這群年輕學生會以30年為期？
試想，現今二十出頭歲的年輕人，在30年後就會是五十歲左右的社會中堅層，但他們所面對的卻30年前的掌權者當初的教育政策下所形成的社會型態與環境。眾所周知，一個負責任的決策者，其決策目光所及，乃是決策之後的未來結果，但現如今的決策者卻始終只看到眼前的短暫利益而不願思考其更長遠的未來後果。或許這些決策者心中所想的是：反正幾年後我早就不在其位，當然也不必為其決策負責了。所以，莫說30年了，恐怕在現在的決策者心中，連4年或8年後的未來構想都沒有啊！但是，對於30年後必然會面臨這些決策後果的年輕人而言，他們卻不能置身事外，因為這就是與他們切身相關的重大議題。顯見，臺學聯選擇要求政府提出30年的教育改革藍圖，實在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判斷，也正足見這群年輕學子的眼界視野，遠遠高於當前的任何執政者或決策者啊！
面對近20年來的高教崩壞窘境，召開「高教國是會議」討論台灣未來的教育發展方針，已是刻不容緩的要務。在這份連署聲明中清楚地寫著「回顧1994年教育改革後的發展，績效主義和市場價值成為主宰，伴隨來的是官僚化的校務治理、市場化的人才教育，與被財團蠶食鯨吞的學術研究，又點出近年各校校長遴選爭議百出、研究學院成為企業租界、學生自治形同虛設且校務會議淪為校長及其行政團隊的橡皮圖章，師生都將承受高教崩壞的後果；2020年，隨著人口首次出現負成長，在少子化現象下，學校更為存活而推銷學位，搭上市場化列車直到倒閉。」
這是這一代年輕學子對教育敗壞現況的怒吼啊！為什麼那些「大人們」還是無動於衷？蔡英文總統從第一任任期的施政到第二任任期的就職演說，從未提及任何高教政策的藍圖或改革方針，究竟是蔡總統無視於台灣高教的崩壞？還是根本沒有能力對台灣高教現況提出任何改革策略？筆者無從猜測，只知道倘若再放任台灣高教繼續敗壞，且不說禍及教育根本與國家未來發展，現在就連這一代的年輕學子都看不下去了。難道台灣真的還要逼年輕人再度走上街頭，像野百合和或太陽花學運那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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