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憑直覺認為資本主義並不等同於市場經濟。在問卷調查中，有48％的德國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落伍」，而認為市場經濟已經落伍者則只有24％。其次，人們往往對市場經濟的評價相當正面，認為市場經濟與進步、自由、成長、責任感等有強大連結。反之，資本主義則與不平等、剝削與貪婪等有較多聯想。
前德意志銀行總裁約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曾經講過一句名言：他期待的投資報酬率為25％。此話一出自然引發眾怒，因為銀行要求這麼高的利潤實在太過分了。然而在一片譁然之中，大家卻忽視了與阿克曼這句話同樣耐人尋味的是，這個投資報酬率是他事前就估算出來的，這一點與自由競爭的理論，以及由此而來對企業風險的迷思等自相矛盾的。在純市場經濟中，雖然每家公司都試圖成為業界最傑出者以追求最高利潤──但它們是否真是最傑出的，卻無法由它們自行決定，必須藉由競爭與市場情況。但阿克曼顯然並不活在自由市場經濟的世界中，因為他能提出獲利要求，彷彿這些要求具有法律效力，而能未卜先知的投資報酬率只存在計畫經濟中。
阿克曼的話揭示了一項虔誠的市場經濟支持者頑強漠視的事實：現代資本主義是一種計畫經濟──儘管它與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絲毫不像。至於這究竟是由某政府部會或是由民營公司所做的估算，兩者自然大有區別，但二者都需要計畫，都必須做好計畫，因為風險──以及隨之而來的利潤──如果無法事先估算，就沒有人想要投資。
未受控制的競爭具有毀滅性，因此從一開始就會遭到排除。而想達成這個目的，不僅是透過各康采恩的經濟力，另一個至少同樣重要又平淡無奇的事實則是：人類是社交動物，「最上面的一萬人」彼此熟識、來往且相互聯姻。
新古典派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就曾對於隨時隨地有人在密謀交易而大感憤慨：「同行者只要聚在一起──即使是在慶典或消遣娛樂的場合上──談論的話題到最後往往是對社會大眾的計謀或提高價格的策略。」
十九世紀時人們發明了股份公司的型態，從此出現了一種連結社會網絡的新工具：人們只需共同坐在監事會上，讓盡少數的人獲得盡可能多的席次即可。1908年時，柏林貿易股份公司（Berliner Handels-Gesellschaft）中的銀行家卡爾．福裕斯滕貝格（Carl Fürstenberg）擁有44席次，德勒斯登銀行的歐伊根．古特曼（Eugen Gutmann）則同時擁有35席。如今這種過分的現象已不復見，但許多經理人依然同時擔任數家公司的監事；就連向來不熱衷社會批判的《商業報》都曾批評這是「監事壟斷」（Kartell der Kontrolleure）。 （相關報導： 沒錯！貿易協議沒有最糟，只有更糟：《不能光說NO》選摘（1） ｜ 更多文章 ）
在此舉幾個例子：曾擔任過安聯（Allianz）集團財務長的保羅．阿喜萊特納（Paul Achleitner）如今擔任德意志銀行的監事會主席，同時也是戴姆勒、發電廠RWE股份公司、漢高公司（Henkel）與拜耳股份公司（Bayer AG）等企業的監事。而他的妻子安—克莉絲汀（Ann-Kristin Achleitner）則為麥德龍集團（Metro AG）、林德股份公司（LindeAG）與慕尼黑再保險公司（Munich Re）等企業的監事。此外，多年來擔任漢高公司總裁的李寧雅（Ulrich Lehner）則為能源公司「Eon」、漢高、保時捷、德國電信（Deutsche Telekom AG）、諾華製藥集團（Novatis）與歐特家博士（Dr. August Oetker KG）等企業的監事，三月間他還被選任為蒂森克虜伯股份公司（Thyssen Krupp AG）的監事會主席，但為此他想放棄在別處的三個席位。至於李寧雅的前一任格哈德．克羅默（Gerhard Cromme），則同時也是蒂森克虜伯與西門子的監事會主席。此外，曾經擔任過拜耳公司董事長的曼弗雷德．施耐德（Manfred Schneider）不久前還是拜耳、林德與RWE等企業的監事會主席。安聯總裁米夏埃爾．迪克曼（Michael Diekmann）另外還擔任巴斯夫（BASFSE）、林德與西門子的監事；而擔任Eon執行長多年的沃爾夫．伯諾泰特（Wulf Bernotat）則同時也參與安聯、德國電信、貝塔斯曼（Bertelsmann）、麥德龍等企業的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