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政黨也改變了方向。當所得與財富開始集中在頂層，且政治競選活動的成本飛增，過去仰賴（向上傳達會員觀點的）州與地方性組織的政黨，開始變形成為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在屈服於競選經費飛增的壓力之前，共和黨早就跟大公司、華爾街、富裕的贊助者的偏好緊密結合，現在連民主黨也變得跟同樣這些有錢利益團體亦步亦趨。民主黨眾議員科埃略（Tony Coelho）洋洋得意地說：「不論企業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自科埃略於一九八〇年代擔任民主黨國會競選活動委員會主席之後，就開始對美國企業敲詐勒索。科埃略的民主黨很快就跟共和黨從企業界與華爾街金庫取得的捐款不相上下，但是，假定大公司得依靠民主黨國會及這些公司對兩黨的慷慨大方，被證明是一種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民主黨仰賴大公司在一九九四年變得明顯，許多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柯林頓總統的醫療保健計畫，因為他們的企業贊助者反對這項計畫，數日後的大選中民主黨遭到選民痛擊。
非商業主張（例如少數民族與女性的權利），在民主黨政府與民主黨國會成功的機會優於共和黨執政，但商業利益團體在兩黨中任何一黨執政時期的表現都很好。例如，在柯林頓總統在位的頭兩年，當時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立法，接著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對大企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兩大項目。柯林頓也承諾降低聯邦財政赤字，這是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堅持的。當年民主黨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設計金融法規來壓抑華爾街，柯林頓與他在國會的盟友取消許多同樣的限制。在一九九四年，民主黨支持「州際銀行和分支效率法案」（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該法案消除跨州銀行業務的限制；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推動廢除一九三三年「格拉斯-史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該法隔離了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在二〇〇〇年，柯林頓贊成「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該法案阻止商品期貨管理委員會監管店頭市場多數的衍生工具合約，包括信用違約互換。最後，我曾經指出，柯林頓總統降低了他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承諾，他原先承諾禁止企業將高階主管待遇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部分可以抵稅，但是上任後准許這種待遇的抵稅，只要這些待遇是跟「績效」（代表股票選擇權與獎勵）連動。在柯林頓任內，企業利潤爆炸性的成長，股市大漲，執行長待遇更是漲到天上去。 （相關報導： 專訪32歲的英國共產黨報主編：一位英國共產黨人的自白 ｜ 更多文章 ）
同樣的，歐巴馬總統──雖然經常被企業界批評為反商傾向──事實上他領導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向企業傾斜的政府之一。在二〇〇八年崩盤後，歐巴馬對華爾街提供數千億美元計的資金以拯救華爾街（以及美國經濟）免於崩潰，創造了一個刺激經濟的措施避免重演經濟大蕭條，並立法通過一個以廣泛層面為基礎的醫療健保法，讓保險公司與製藥公司大發利市。在歐巴馬任內，股票市場光復了大衰退受到的損失，並且創下歷史新高；我已經指出，企業利潤上升到一九二九年以來占經濟最高比重的水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