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家回應時代必須更足智多謀：《觀看權力的方式》選摘（1）

經濟的巨幅改變，已經對構成藝術的事物造成深刻的衝擊。歷來的藝術家回應著自己生活的時代，而在20世紀初期用來構成藝術的工具，諸如影像創作、表演、設計與建築，在當今的廣告界和媒體界裡則是基本的技巧。事實上，相較於創意產業的規模和範疇，藝術家的創作顯得相形見絀。這就意味著，想要衝破文化生產的陰霾時，藝術家必須更加足智多謀，而這並不是個簡單的任務。

在全球各地自認為是藝術家、藝廊、博物館、雜誌和藝術學校的複雜配置，如此龐大而多樣，以至於無法一概而論—至少我並不打算這麼做。我在本書裡聚焦的，是那些自覺地在藝術與政治的交匯處操作的藝術家。即使在這樣的資格限定之下，我們仍需要做一些歸納。從20世紀晚期到21世紀的頭20年，我們見證了國際藝術界的興起，其中，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這個無所不包的詞彙，取代了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用於描繪數不勝數的美學風格與歷史，它們橫跨國際藝術創作的廣大光譜，相互接連、碰撞與結合。整個1990年代，雙年展開始在全球各個城市興起，從廣州、伊斯坦堡到約翰尼斯堡（Johannesburg），隨著這個藝術邁向國際展覽的取向盛行，隨之而來的就是助長當代藝術市場和藝術本身的大量資金。

然而，我已經提過，儘管本書意識到雙年展的激增和新全球藝術市場的崛起，但書中特別關注的是作品觸碰到藝術與政治交集的藝術家。儘管這些藝術家之中，有些確實與市場的基礎結構和收益流量相互牽動（確實是如此，即使是非商業性藝術的論述與空間，也無法全然不受巨額融資的藝術市場的影響），但這些藝術家創作時所處的環境，有著格外獨特的軌跡。

關注人群與社會的行動藝術　社會美學啟動結構連結

其中特別要提及2個突出的藝術生產，這2者是重要先例，影響了近來大多數的藝術和政治工作：社會美學（social aesthetics）與戰術媒介（tactical media）。社會美學關注的是人（因此是透過人而生的政治），而戰術媒介則只將藝術視為擾亂權力的工具。社會美學多半與行動主義的關係較不明顯，而戰術媒介則是擁抱自身昭然若揭的行動主義基礎。這是2股不同的藝術運動，但都感興趣於把藝術帶進整個世界，並使用一般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訴說。正是這個共同的取向，使得這2個路徑對理解現今運作中的藝術與政治至關重要。

社會美學興起於1990年代中期。此時，藝術一下子變得更側重社會性和人際關係，毫不懼怕無形與即時的呈現。這是行動的藝術。這是涉及人群的藝術，且並非總是發生在博物館裡。這種藝術創作者的靈感來自於對大眾文化的高度質疑感受，故而強調的是即時的、個人的以及有時是政治性的層面。 （相關報導： 這就是我們的天性：《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書摘（5） ｜ 更多文章 ）

社會美學強調的人際關係，往往發生於博物館或藝廊的環境之外。這是關注社會性的藝術。以「住屋者網絡（Tenantspin）」為例，它是丹麥藝術團體「超柔（Superflex）」於2001年的創作，地點是英格蘭利物浦的一處公共住宅大樓區。超伸展的藝術家運用網路播映技術（Skype當時還未發明出來）發展出了一個媒體頻道，供住民討論發生在住宅社區裡大小事。不論關心的問題是租金、待修設施、在地烘焙義賣，甚或是即將到來的卡拉OK聚會，「住屋者網絡」都是作為公民活動的觸媒而運作。沒有當地住民的互動，這件作品就不會存在。就本質來說，啟動社會性的事物就是藝術。

我們可以在整個20世紀中找到社會美學的前例：蘇黎世的伏爾泰酒館（Cabaret Voltaire）於第1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喧囂讀詩活動與表演；德國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於40年代和50年代的社會雕塑作品；50年代稱為「偶發（Happenings）」的狂野、轉瞬即逝的行動主義表演；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蘇珊．雷西（Suzanne Lacy）和梅爾．拉德曼．優克里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等第2波女性主義者的作品，都是個人、政治與社會的事物的深刻連結；黑利歐．奧迪西卡（Helio Oticica）與黎吉亞．克拉克（Lygia Clark）等藝術家的巴西熱帶主義運動（Brazilian Tropicalia Movement）的社會心理分析作品。儘管這樣的歷史前例不勝枚舉，可是社會美學不單是這一連串連結中的最新環節：基於此運動強調參與和社會性的部分，它可被視為對媒體和操弄式文化生產的疏離效應的必要回應。

實踐與對話構建藝術形態　展現文化利害關係

社會美學產生了數個分支，而其中最著名的即是法國策展人尼可拉．布西歐（Nicolas Bourriaud）所提出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不過，這個朝向社會的、以及有時是政治的事物的運動，有著許多不同的名稱和變化組合，包括了對話美學、社會實踐、新類型公共藝術等等。另一個丹麥藝術團體「N55」設計了1個可以推上街頭的行動屋；藝術家里克力．提拉瓦尼賈（Rirkrit Tiravanija）煮了泰式炒粿條讓博物館贊助者食用；奧地利藝術團體「關閉週（Wochenklausur）」設計了關注藥物成癮的公民工作坊。

社會美學或許欠缺了先前的藝術運動的政治效能，但是確實轉變了文化中美學的利害關係。居．德波想要脫離奇觀的想望，似乎在這些強調人際和即時的新藝術形式中找到了答案，或是至少有了回聲。社會美學將只會越來越重要。

社會美學擁抱了博物館牆外的真實世界之現實，於是也必然面臨由文化工業支配一切的環境。與此同時，戰術媒介（1種相關但類型不同的藝術）的藝術家則在具有鮮明政治性的領域發揮作用。 （相關報導： 這就是我們的天性：《白銀、刀劍與石頭：魔幻土地上的三道枷鎖》書摘（5）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納托．湯普森（Nato Thompson），作家和策展人，其作品主要關注於藝術、政治與城市的交集之處，曾擔任美國公共藝術機構「創意時代（Creative Time）」、麻薩諸塞州當代藝術博物館（Mass MoCA）等單位策展人，執行許多大型策展計畫。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觀看權力的方式：改變社會的21世紀藝術行動指南》（行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