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此時，台灣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的選舉已經結束了，當選的各級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也已經走馬上任。這時候開始來關心和探討「2018台灣地方首長和民意代表選舉」誰曰不宜。明年台灣地方選舉，是史上第二次所謂「九合一選舉」。這次選舉的規模和2014年開始的「九合一選舉」一樣，將選出多達11,130位地方公職人員。自2014年以後，台灣的選舉已經制度化，以四年為期，包括中央與地方選舉，隔兩年選一次。
2014「九合一選舉」是當時馬政府的重大決策，試圖經由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選舉合併，壓縮民進黨當選席次空間，鞏固國民黨地方執政基礎。但選舉結果卻重創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徹底改變了台灣地表的政治景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2016年總統立委大選，讓國民黨自此一蹶不振。為此，我在2014選後打造了一個概念來形容這次選舉的過程與結果，那就是「一次超級民意海嘯」。2014「超級民意海嘯」從政治發展的脈絡看，相當程度上是「太陽花學運」所驅動出來的。我說驅動，意思是「太陽花學運」是2014九合一選舉結果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雖然不是唯一。
「太陽花學運」是怎麼發生的？是什麼因素造成的？簡單講，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前總統在完全執政下，重大政策經常背離社會主流民意，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爭議是最明顯的例子，也是最直接的導火線。第二，在野的民進黨軟弱，無力制衡執政黨，包括協商、說理、討論、杯葛、抗爭等等議事手段都無效，最後眼看只能無言忍受執政黨多數暴力下的荒謬決議，政黨政治功能盡失；第三，黨意凌駕民意，國民黨籍立委選擇貫徹黨中央權力意志，導致代議民主政治失靈。此外，太陽花學運有三個特質特別值得一提：第一，那是一個受到社會強力支持的準革命性集體政治行動；第二，學運展現了新一代青年知識份子的理想、熱情、焦慮與憤怒；第三，學運領袖展現了延續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香火的濃厚歷史使命感，堅決捍衛台灣的主體性。
如果說2014地方大選結果是一次超級民意海嘯所我催生的，那2016總統與立委大選結果則是另一次超級民意海嘯所造成的。而且「兩次超級民意海嘯」彼此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性，矛頭都指向馬政府。
在此我來稍做一個選舉脈絡分析（analysis of electoral context），提出一個『總統選舉動能理論』(Theorem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Momentum)。這個理論最早是我2010年應邀前往史丹福大學演講時提出的。當時，我根據台灣自1993年以來到2008年四次總統大選為中心，共計十六次中央與地方重要選舉結果的觀察所得到的一個結論。如今到了2017年，又增加了8次重要的中央與地方選舉結果，共計24次可以用來佐證。 （相關報導： 汪葛雷觀點：新黨案有感─民進黨好認真替藍營栽培新星啊！ ｜ 更多文章 ）
簡單的說，每一次總統大選結果都和前一次的縣市長選舉、直轄市長選舉及立法委員選舉結果有直接的關連性；縣市長選舉、直轄市長選舉、立委選舉和總統大選形成一個有機的連結，一個自成體系的『選舉群組』；而且，縣市長席次的多寡往往成為後續選戰尤其是總統選戰的重要驅動力。縣市長席次愈多，立委席次就愈多，總統勝選的機率就愈大；反之，則愈小。所以，民進黨贏得2000年和2004年總統大選，是和1997和2001縣市長選舉奪得九席以上是有關的；而1993和2005年民進黨在縣市長選舉都只獲得六席，應是1996和2008總統大選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清清楚楚的『滾雪球效應』，而國民黨人喜歡說的『鐘擺效應』自始至終是一個虛構的、缺乏經驗證據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