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會戰大潰敗，種下國共內戰敗因
1944年的豫湘桂會戰原是日軍垂死前的掙扎，但卻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大的一次軍事失敗，短短8個月，國府失去了146座城池、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4月起河南的豫中會戰，國軍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統兵超過40萬，三、四倍於敵人，但卻不戰而潰，短短36天便丟失了38座城池，潰退官兵軍紀敗壞，有些甚至因姦淫擄掠而被當地民團繳械。震怒的蔣介石將蔣鼎文和湯恩伯撤職，並交代陳誠查明真相，根據陳誠提交的報告：「第一戰區各部隊，走私、經商、吃空、賭博、盜賣公物，樣樣俱全，民憤甚大，且戰敗潰退時擾民相當嚴重，故屢遭民間武裝力量襲擊。」
在得知事情原委後，蔣介石於7月21日在黃山整軍預備會議直批：「軍風紀敗壞不堪，招致民怨，為中原會戰（豫中會戰）失敗的主因。」他說：「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後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後來人馬疲乏了，終於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於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河南老百姓痛恨國軍，民心向背讓我們了解到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國民黨為何會兵敗如山倒。
豫湘桂會戰大潰敗後，蔣委員長威信盡失，美國開始失去對蔣的信任，羅斯福要求以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替代蔣指揮軍隊，及為配合美軍進攻日本本土，與史達林在中國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蘇聯出兵東北以牽制日軍的協定；此外，就在國軍千里潰退之時，日軍精銳也被調往華南作戰，在華北鄉村蟄伏已久的共軍趁機擴張，至1945年8月抗戰勝利前夕，共產黨佔領的解放區總面積約佔中國國土面積的近十分之一，人口約佔四分之一。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120餘萬之眾。
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時，駐紮河南、安徽的主要是桂系部隊和高樹勛等西北軍舊部，駐山西、寧夏、綏遠的是閻錫山、馬鴻逵、傅作義等部。蔣不願由這些雜牌軍接收華北、東北地區，因此一方面集中飛機、軍艦迅速接收經濟發達的南京、上海等東南地區和沿海重要城市，一方面命駐紮在川湘滇黔等西南各省嫡系中央軍，開往華北、東北。接收大軍還在路途中，如何防止中共因地利之便而搶先接收淪陷區，就成為蔣介石應對戰後時局的當務之急。
在抗戰勝利日演講中，蔣介石提出「以德報怨」的戰後對日政策，同時指示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向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達命令：「凡非蔣委員長或本總司令所指定之部隊指揮官，日本陸海空軍不得向其投降繳械，及接洽交出地區與任何物資。如對非指定之部隊擅自投降，得由陸軍總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蔣介石給日軍兩項選擇，「享以德報怨政策，或被武力制裁」。岡村寧次的選擇不言可喻，立即表示服從。1949年1月，戰犯岡村寧次被國民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無罪釋放。
國民黨內的雜牌軍對蔣介石的統治威脅不亞於中共，抗戰後期，史迪威與蔣關係惡化，美國曾考慮以龍雲或李濟深取代蔣的地位。蔣意識到雜牌軍在一場外國力量支持的政變，便可以輕易推翻他，而中共要推翻他，非血戰數年不可，且成敗尚是未知之數。因此，中共固然要解決，雜牌軍亦需要消滅；日本戰敗後，蔣介石用調虎離山之計，先將滇軍的主力部隊調往越南受降*，再密令杜聿明圍攻昆明，將統治雲南十八年的龍雲帶往重慶軟禁。之後，被派入越南受降的滇軍，則悉數被運往東北剿匪，拒絕當蔣介石砲灰的滇軍，後來於遼西會戰中紛紛陣前倒戈，是東北迅速淪陷的原因之一。（*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北緯16度以北所有日軍向中國戰區投降）
國共內戰初期，蔣介石似乎不在乎雜牌軍陣前倒戈，參謀總長陳誠曾誇口說：「三個月至五個月內解決共產黨解放區問題」，及「他們（雜牌部隊）要到共產黨那裡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鍋煮熟」。
1946年初起，陳誠秉承蔣意主持國軍整編復原方案，整編是對蔣的嫡系部隊而言，把部隊整編合併，汰弱留強，補足實額，配備美式裝備，加強戰鬥力；復員是對雜牌部隊而言，先將總兵力硬裁三分之一，再以「混編」方式將各集團軍中的軍、師、團等單位互調，將「雜牌軍」化整為零之後，送往前線剿匪。結果是軍中指揮系統紊亂，士氣消沉，戰鬥力也跟著喪失，以致與共軍接戰時，不是一戰即潰，就是投降倒戈。而被編遣裁撤的官兵成為失業的難兵，也紛紛投效共軍。蔣本想一箭雙鵰解決雜牌軍和共軍的問題，沒想到反而為共軍添柴火，讓火回燒到自己。
即使是蔣的嫡系部隊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因兵敗被俘的宋希濂在其晚年的回憶錄《鷹犬將軍》中提到：自北伐到抗戰初期，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幹的蔣介石嫡系部隊，人事上的升遷調補，一般上都是基於戰功和帶兵經驗，但到抗戰中期，蔣介石害怕這些日益擴張起來的嫡系力量，有些人兵力雄厚後會對他不忠誠，於是就開始把兵權寄託在他認為對他絕無貳心的幾個浙江人身上，這就是陳誠和胡宗南，其次是湯恩伯。
由於陳誠、胡宗南，和湯恩伯大權在握，他們部隊的幹部升遷很快，而其他部隊的幹部升調的機會較少或較緩，在蔣的嫡系部隊中，不平和怨憤一天一天的增長。1943年關麟徵在昆明和陳誠大吵大鬧，氣得陳胃疾突發，吐出一臉盆的鮮血，是蔣的黃埔嫡系部隊之間鬥爭的最高潮。宋希濂認為，1946年陳誠以參謀總長的身分，幾乎掌握著軍隊的全權，他藉整編為名排除異己，導致國共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內意志渙散，士氣消沉。其實，陳誠只是執行蔣的意志而已，但卻成眾矢之的。
1947年下半年起，國共戰局逆轉
東北戰局自1947年下半年起已逆轉，1947年12月，林彪發動冬季攻勢，3個月內，殲滅國軍15萬餘人，奪取18座城市，將國軍孤立在長春、瀋陽和錦州等三個互不相連的城市內，到1948年春，東北局面已無法挽回。歷史總是有諸多類似，1644年，李自成兵敗山海關後在北京紫禁城即皇帝位，此時的南京，也在進行總統、副總統選舉。
1948年4月，蔣介石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那時副總統候選人並非由總統提名搭檔競選，結果蔣介石最忌諱的桂系首領李宗仁，經過三輪的投票打敗蔣屬意的孫科，當選副總統。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蔣介石決定將白崇禧外放。5月25日，當翁文灝組閣時，蔣介石下了條子：以何應欽爲國防部長，調白崇禧爲「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白崇禧向蔣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戰略原則。
歷史上南方政權據有淮南，則可以擁有長江以北的一道最好的屏障，甚至窺伺徐州、山東乃至中原。而北方政權擁有淮河，則可以牢牢地卡住南方政權的脖子，七十年前的國共爭奪戰亦然；白崇禧主張華中只能成立一個戰區，以期兵力能夠集中使用，並主張「華中剿總」總部設在蚌埠，布重兵於長江與淮河之間，以鞏固南京這個政治中樞的防衛。但蔣介石恐怕白崇禧兵權太重，尾大不掉，難以駕馭，不許所請，而堅持在徐州成立另一個「剿總」，以劉峙為總司令。「華中剿總」不設在蚌埠而設在武漢，也僅指揮江北上游部隊；白崇禧認為中原劃分兩個戰區，緩急不能相顧，根本違背了他的「守江必守淮」的戰略方針，不願就任，以檢查身體為名，告假回到上海。此時的白先勇，不滿11歲，平常少有與父親相處的機會，這段時間，他隨著父母親參加飯局、聽戲，十里洋場的光影搖曳，深深烙印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成為他日後創作「遊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艷」等膾炙人口小說的源泉活水。
蔣介石派與桂系交好的吳忠信去勸白崇禧，白仍不為所動。後來又找黃紹竑*（*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為創建新桂系的三巨頭，黃於1930年離開新桂系，投效國民政府）去勸，黃一見到白崇禧就開門見山地說：「人家都說你是小諸葛，現在我看你這個諸葛亮，實在太不亮了。這場戰爭打不下去了，蔣介石這樣指揮作戰，勢非把手上的本錢全部賠光不止！這些年來你在南京，不過是籠中之鳥，既然蔣介石要放你出去，你還不趕快遠颺高飛嗎？廣西有幾個軍在華中，你趁早出去把它掌握起來，不要把本錢陪著人家一起輸光。」白聽黃一席話，茅塞頓開。1948年6月28日，白崇禧在漢口就任「華中剿總」職務。「守江必守淮」的主張也就隨之擱置不談了。
徐蚌會戰後，蔣、桂分道揚鑣
1948年9月12日起，林彪的東北野戰軍發動歷時52天的遼西會戰（中共稱遼瀋戰役），東北國軍加地方保安部隊47萬餘人，不是被殲就是被俘，包含國軍「五大主力」中的新一軍和新六軍，無數武器裝備被解放軍所擄獲。唯一從海路逃出來的是駐防在營口的劉玉章第52軍3萬餘人，劉玉章後來轉進來台，於古寧頭戰役後接替胡璉，為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當10月底東北戰局勝負已定，山東戰局也一敗塗地時，徐淮一帶立即進入緊急狀態，蔣介石焦頭爛額無暇顧及，何應欽向蔣提出以白崇禧統一指揮華中、徐州兩大剿總，指揮所設在蚌埠的建議。此時的蔣介石已顧不得讓白崇禧可能坐大的疑慮，同意以白為中原戰場的決戰統帥。但當白崇禧於10月30日赴南京聽取國防部為他做的作戰會報後，卻拒絕指揮徐蚌會戰（中共稱淮海戰役）。
白崇禧於聽取作戰會報後發現，徐州剿總劉峙早已把國軍主力幾個兵團部署在以徐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及津浦鐵路線上，各一字排開成一個死十字，徐州平原無險可據，面對解放軍的優勢兵力，處於被動及易被分隔攻擊，而開戰迫在眉睫，要重新調動幾十萬大軍已無可能，徐蚌會戰「未戰而敗局已定」。況且，華東將領多為中央嫡系，徐蚌又近南京，戰事一起，蔣介石必定會越級干預指揮，直接下手令給其黃埔學生，白認為自己對這場戰事將無統一指揮之權；白崇禧的突然變卦，讓蔣非常憤怒，批評白只為個人打算；後來事實證明，主導徐州兵力部署的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是潛伏在國防部內的共諜，白崇禧的顧慮不是沒道理。
1948年11月6日，解放軍發動徐蚌會戰，到1949年1月10日戰役結束，歷時65天，解放軍殲滅國軍5個兵團和1個綏靖區部隊，計22個軍56個師，共55萬餘人。兵團司令黃百韜自殺殉職，邱清泉陣亡。其中第十二兵團是白崇禧到華東剿總後，以第十八軍為骨幹新組建的機械化部隊，奉命馳援被圍困的黃百韜第七兵團，1948年12月15日被圍殲於安徽宿縣西南方的雙堆集，兵團司令黃維被俘，副司令胡璉突圍而出，之後胡璉奉命重建第十二兵團，經江西轉進到潮汕，再到金門參與1949年10月的古寧頭戰役，戰役結束後，第十二兵團奉命就地組建金門防衛司令部，其經過我在《老兵劉錫輝史詩般的人生》一文中另有敘述。
徐蚌會戰後，蔣介石嫡系精銳盡失，「五大主力」中僅餘的第五軍和第十八軍也全軍覆沒，蔣家天下大勢已去。一般把徐蚌會戰之潰敗歸咎於徐州剿總司令劉峙之無能，和白崇禧的按兵不動。當劉峙被指派為徐州「剿總」總司令時，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就不屑的說：「徐州是南京的大門，應派一員虎將把守。不派一虎（薛岳），也應派一狗（顧祝同）看門。今派一隻豬，眼看大門守不住。」
然而，2019年出版的《高級傳令兵：劉峙將軍徐蚌會戰戰時日記》揭露，劉峙（1948年7月6日日記）抱怨蔣介石越級下令，跳過總司令另立杜聿明領導的前進指揮部，指揮系統混亂，他無調兵之權，只有乾著急。又有甚者，連小部隊的行動都得請示南京，不予前線指揮官隨機應變之權，更是致命大錯；1948年10月9日「上星期反省錄」，更對蔣介石的指揮風格大不以為然：「軍事之機微繫於一念，政治牽制軍事固不可，而最高統帥不予前方指揮官以獨斷之權尤為失敗之根源。日喊主動機動而事事干涉掣肘，豈非縛其兩腳而令其賽跑決勝耶，甯有此理」。以上記事日期都在徐蚌會戰11月6日開打之前，因此若把戰前兵力的部署都歸咎於劉峙的無能，實有欠公允。杜聿明晚年也回憶，蔣介石總是以遙控方式插手作戰指揮，前線指揮官明明知道老頭子又在瞎指揮，可是為了避免失寵，又不敢直言相諫，這也是導致國軍屢屢貽誤戰機的重大原因。
至於歸咎白崇禧按兵不動，持平而言，戰前徐州剿總有60萬兵力，白在華中剿總僅握有35萬兵力。華中剿總最精銳的黃維第十二兵團12餘萬大軍，於11月13日開戰初期即開拔往徐州前進，11月下旬又從華中調走兩個軍，白崇禧手上僅剩20萬兵力，國軍投入徐蚌會戰的總兵力已近80萬，若非兵力部署不當和臨陣指揮瞻前顧後，猶豫不決以至貽誤戰機，80萬大軍怎會這麼容易就被共軍圍殲？當12月8日，徐蚌戰場敗局已定，劉伯承的中野第10縱隊正對華中的襄陽、樊城虎視眈眈，此時蔣介石要求再調走第十四兵團的主力第二軍，即為白崇禧所堅拒，白問：「把部隊都調走了，武漢還要不要？」這也不能說不是實情。
蔣、桂之間的恩怨情仇，非三言兩語能說得清楚，在我們讀的歷史課本上，北伐、抗戰都是蔣公的豐功偉業，徐蚌會戰時白崇禧按兵不動，逼宮蔣公下台，李宗仁代總統與中共和談，才導致共匪竊據大陸，政府「播遷」來台，一切都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錯。歷史是可以任人塗抹打扮的小姑娘，古今皆然。
我們如果把國民黨比喻為一家以「青天白日」為商標的公司，那公司創辦人便是孫中山先生，桂系算是最早加入一起打天下的大股東。歷史學者唐德剛肯定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這三位當年僅三十幾歲的將領，於1925年統一廣西後，一反當時各省割據自雄的時勢，而投入蝸居廣東的國民黨之懷抱來「共同革命」。如果沒有桂系促成兩廣的合作，國父那風雨飄搖的所謂「大元帥府」，是經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北伐最早由蔣、桂兵分兩路開始，由於北伐軍所向皆捷，逼得盤據西北的馮玉祥、山西王閻錫山審時度勢，也加入國民黨公司為大股東，改貼「青天白日」商標，共同北伐。所以，北伐是由蔣、桂、馮、閻四大軍事集團共同打天下，最後張學良的東北也易「青天白日」旗幟，才完成形式上的國家統一。
北伐期間最大的暗潮是國共之爭，和蔣汪之爭，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桂系的第七軍，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是桂系的支持造就蔣介石的共主地位，雖然中間過程發生白崇禧第一次逼蔣下野事件。
北伐完成只是軍閥在青天白日旗幟下重組而已，因為蔣介石要求他的黃埔嫡系中央軍只效忠他個人，所以與他所稱的軍閥並無本質上的差異。國民黨像是一家控股公司，控制著蔣記、馮記、閻記、桂記、張記五家大分公司，還有廣東的陳濟棠、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東的韓復榘、西北的諸馬等無數中小型分公司。蔣介石是蔣記公司的董事長兼國民黨控股公司的CEO，藉著掌握國家機器以號令天下，如同曹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蔣也和曹操一樣，終其生並未統一過中國；抗戰前，蔣的有效統治範圍僅及江蘇、浙江、安徽、河南、湖北五省，和半個江西，即使後來成為抗戰基地的四川，也是直到抗戰前夕才歸附中央。
抗戰開始，國民黨內各武裝派系與蔣盡釋前嫌，無條件地「共赴國難」，各雜牌軍的戰功和犧牲並不亞於蔣的黃埔系中央軍，但蔣卻處心積慮想要消滅雜牌軍；不管是抗戰或國共內戰，「借刀殺人」是蔣最常用來消滅雜牌軍的手段，如兩淮戰役和漣水戰役，我的高中國文老師，桂系第七軍第171師劉昉部都被指派為張靈甫整編第74師的先遣部隊，第七軍是有名的鋼軍，不怕打硬仗，但大部分的雜牌軍沒這戰力，接戰後往往死傷慘重，蔣對於雜牌軍是不給補充兵員的，打光了番號也就跟著被撤銷（例如西北軍龐炳勳死守臨沂，近萬子弟兵打到只剩八百餘人，為台兒莊大捷立下戰功，卻不給補充兵員，讓龐成為光桿司令，走投無路的龐炳勳只好投奔汪精衛。），但蔣的嫡系中央軍即使部隊都打光了，還是會保留番號，補足原有兵額，優先配發美援裝備。在國共內戰後期，白崇禧就曾發飆說：「過去許多好武器，能打仗的部隊不發，不能打仗的部隊倒發了，結果都送給了共產黨。」
廣西兵被美軍顧問譽為世界上最好的軍人，在李宗仁、白崇禧合作無間下，桂系是蔣介石始終無法「借刀殺人」消滅，或藉整編化整為零的雜牌軍。李宗仁於國共戰局逆轉之際，拂逆蔣意參選並當選副總統，更進一步加深蔣、桂之間的矛盾。
蔣非大公無私的聖賢，李、白當然也不是吃素的，1948年12月初，當徐蚌會戰敗局已無法挽回，眼看被「混編」送進戰場的其他雜牌軍紛紛倒戈，蔣嫡系中央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白崇禧自然不肯將自家的桂系部隊也跟著賠進去，甚至蔣越過白下令抽調其嫡系宋希濂兵團最精銳的第二軍，也被白崇禧派兵將輪船看守起來，不准裝運。之後，白崇禧於12月24日發「亥敬」電，及12月30日發「亥全」電請蔣「暫時休息」。白崇禧企圖由李宗仁繼任總統，與中共和談劃江而治，形成南北朝對峙的局面；蔣則早於11月底，徐蚌會戰爆發還不到一個月，就命令蔣經國、宋子文、俞鴻鈞策劃將國庫庫藏黃金分批運到台灣和廈門。於1949年1月1日發布在台灣養病的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為敗退台灣預作準備，此時徐蚌會戰已近尾聲，但還未結束。這可以解釋為何共軍於1949年4月22日渡過長江後，能以不到半年時間橫掃東南半壁江山，因為蔣介石於徐蚌會戰敗局已定時，就決定放棄大陸江山，所有軍事部署都以保衛台灣為原則。
1月21日，蔣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在他的《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書中分析白崇禧倒蔣的動機：「從好的方面看，他只有與李（宗仁）倒蔣，才能求得國民黨政權生存的機會。」；君不見現今台灣藍綠兩黨不同派系的政治人物，在總統大選前的黨內初選，不也都是殺得見骨？李、白在國民黨風雨飄搖之際，企圖取蔣而代之，為黨為國也好，為個人野心也好，不也是正常現象嗎？只是蔣「朕即國家」的心態和慈禧太后一樣，他的江山「寧贈外人，不予家奴」，之後雖下野，但仍以國民黨總裁身分繼續調兵遣將。蔣與李、白相互掣肘，終至李、白統領的桂系部隊被解放軍以優勢兵力殲滅，加速了國民黨的敗亡與大陸的淪陷。
1949年12月初敗退到海南島的白崇禧，於12月30日由海口飛抵台北。在國府新敗，蔣、桂之間極度緊張之際，白仍然來台之動機為何？本文不作揣測與討論；在大陸叱吒風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白崇禧，來台後恰如猛虎入柵，終其生受到情治單位二十四小時跟蹤監控，2020年出版的白先勇．廖彥博：《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一書透露，白崇禧曾於1956年5月2日呈上一封密函長信給蔣介石，質問派特務跟蹤的理由。1963年，白先勇到美國留學，臨走前夕，白崇禧把他叫到房中，囑咐白先勇把他呈給蔣介石的密函，帶一個副本出去，因有國民黨內部高層私下告訴他，當局暗中定有密謀，如果台灣局勢一旦危急，首先必須處決的就是白崇禧。白崇禧叮囑白先勇，如果台灣當局對他不利，白先勇可以把那封密函，在國外公諸於世。
自1949年12月赴美治病滯留不歸的李宗仁，於1965年7月「回歸祖國」。當年創建桂系三巨頭之一的黃紹竑，於次年即1966年，8月31日前往探視李宗仁後，留下遺書：「余當年棄國投共，始令億萬黎民今於水深火熱之中。余投共而罪該萬死，惟國人卻無辜矣，即九泉下亦無面目見萬民。」在北京以剃刀刎頸自殺而死；同年12月2日，白崇禧也在台北蒙真主寵召，對於白崇禧的死因，兩岸三地有很多揣測，惟一心為父親歷史地位平反的白先勇，並不作如是觀。1969年，李宗仁病逝於北京。
除了共產黨以殘酷的土地改革拉攏廣大的貧下中農外，抗戰勝利後，國府貪汙腐敗橫行，國軍軍紀敗壞，民心向背才是蔣介石兵敗如山倒的主因。
1942年，國民政府用美國對華五億貸款中的一億美元作為基金，發行「同盟勝利美金公債」，公債每元折合法幣20元。人民以法幣購買，待抗戰勝利後兌還美元。至1943年秋末，全國實際售出額約4300萬美元，其後由於通貨膨脹，法幣貶值，美金公債券的價值由美券一元可值法幣20元逐步升值至250元。由於美金公債券價格持續上漲，時任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於1943年10月9日以「顧全政府之信譽」，「如不籌維辦法，將來再請援助恐有妨礙」為由，致函蔣介石申請於10月15日結束美金公債的發售；美金公債停售後，尚未售出的美券五千餘萬元，其市價超過125億法幣，竟由國庫局上簽呈，孔祥熙自己核可，由孔祥熙和少數親信以20元官價，及由中央銀行以票換票，買空賣空的辦法，自己不出一毛錢據為己有。此案後由國庫局幾位年輕的同仁秘密檢舉，國民參政會傅斯年鍥而不捨的提案彈劾下，才在1945年把孔祥熙轟下台。
日本宣布投降後，重慶立即派遣軍隊和大批官員接收淪陷區，在接收過程中，很多黨政要員趁機大撈一把，如北平被接收的日及汪政權財產，入庫的數量不足五分之一，其餘絕大部分被來接收的黨政官員據為己有或拿到黑市變賣，被老百姓諷為「三陽開泰」與「五子登科」。三陽（洋），指接收大員們捧西洋、愛東洋、要現洋；五子登科是指他們在接收中要位子、金子、房子、車子、女子，中央「接收大員」被諷為「劫收大員」。因此，1945年的接收貪污舞弊和亂象，不只存在於台灣。
另者，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內向收復區投放大量法幣，收復區原有貨幣隨日軍戰敗已大幅貶值，時任行政院長的國舅宋子文，頒布《偽中央儲備銀行鈔票收換辦法》，居然規定流通於華中、華南收復區的偽幣中儲券200元兌換法幣1元（按照收復區與國民黨統治區當時物價比率計算，合理兌換率應該是30～50 元兌換法幣1元），並規定限期、限量兌換；高估法幣匯價，結果造成國統區民眾，特別是官員欣喜若狂，湧進淪陷區搶購物資，甚至囤積炒作，造成無法遏止的通貨膨漲。收復區多數民眾的資產則一夜之間，大幅縮水甚至傾家蕩產，形同對收復區老百姓資產的公然掠奪。更有不少接收大員隨身攜帶大量法幣進行黑市兌換，甚至故意推遲確定法幣與原有貨幣的兌換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劇金融動盪。以上給收復區工商業及老百姓帶來了戰時沒經過的浩劫，1945年9 月27日《大公報》發表的社評指出，這種行為「幾乎把京滬一帶的人心丟光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順口溜反映出當時收復區老百姓對國民黨政府的痛恨。
為了對付自己製造出來的通貨膨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宋子文採行金融開放政策，允許法幣對美元匯率隨市場自由浮動，並由中央銀行操控買賣市場；為平抑物價，於開放外匯市場之初，刻意高估法幣對美元比價，以刺激進口來增加國內市場的物資供應。結果大量外國進口商品，主要為美國商品，從香菸、口紅……，到汽車等，包含一般民生用品如潮水般湧進國內，對國內生產事業造成致命打擊。根據海關統計，1946年1～6月，上海進出口數額比竟高達十比一，外匯黑市價格也跟著飆漲。瘋狂支出外匯的結果造成央行外匯存底急速流失，不但無法平抑物價，反而更加劇法幣的貶值。
最令人詬病的是，孔、宋家族官商不分，以揚子（孔令侃）、孚中（宋子良）、中國建設銀（宋子安）三家公司，利用其微妙的政商關係，取得美國各大廠商在華獨家經銷代理權，壟斷了汽車、電器、藥品、奢侈品等非生產性物資的進口，再仗恃特權申請大量進口配額，及套購巨額便宜的官價外匯，進口舶來品在國內以高價出售，再循環持續進口，數月之間即可獲得數倍，甚至數十倍的暴利，普通商人難以爭衡，稱之為「豪門資本」
由中央銀行拋售黃金來回籠貨幣，是宋子文控制通貨膨脹的另一手段。1946年3月，宋子文開放上海黃金市場，在一物價齊飆漲的時代，這不啻是由政府提供一個財產保值的機會，而且當時全國各地的黃金售價皆高於上海，於是全國各地資金瘋狂地湧進上海搶購黃金，有錢有勢的軍政長官，更是動用關係大量搶購，甚至有些高級軍官挪用軍餉，運到上海作黃金投機，運送戰備的火車，變成運鈔專列。宋子文又下令中央銀行開辦生產貸款，而這些貸款大部份落入權貴所開設的空頭公司手中，被移作黃金投機之用，「生產貸款」於是變成「黃金貸款」。更甚者，與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有親戚關係的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同豐餘號經理詹蓮生包辦了中央銀行暗售的所有黃金配額，夥同也是貝祖詒親信的央行業務局正副局長林鳳苞、楊安仁操縱上海金市，以買空賣空方式帶頭哄抬金價圖利，被稱為「金牛黨」；以上形同縱容權貴搶劫國庫，讓黃金價格如脫韁野馬般失控上漲，央行雖每日拋售金條，但仍無法遏抑黃金漲勢，結果是央行黃金水位見底。沒有黃金支撐的法幣變成廢紙，黃金一停售，物價立刻狂飆。
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發了一條電訊，對當時中國的物價進行了一番比較：法幣100元的購買力，1937年抗戰前可買兩頭牛，1938年為一頭牛，1941年為一頭豬，1943年為一隻雞，1945年抗戰勝利時可買一條魚，1946年為一只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對比1937年，1948年的物價上漲了600多萬倍，當時上海一石米價達1800萬元。「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在全國各大城市風起雲湧展開，國民黨的統治已從根本上動搖；在法幣已因抗戰及內戰的龐大軍費支出而發行量劇增貶值時，宋子文當政後，昧於時局的財經政策，更進一步讓法幣淪為廢紙，為國民黨政府製造了一個遠比共產黨更可怕的敵人—惡性通貨膨脹。當宋子文於1947年2月被迫下台時，國共戰局已經開始逆轉。
為控制通貨膨脹，1948年8月20日蔣介石以總統名義宣布實行幣制改革，以金圓券取代已失去支付功能的法幣，規定：一、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1元﹔二、金、銀、銀元、外幣禁止人民持有，並應限期換為金圓券﹔三、管制物價，規定各地物價必須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不得提高，並懲處囤積居奇者，蔣經國奉命到上海督導經濟管制；蔣經國深知，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一開始就雷厲風行，財政部秘書陶啟明悉貨幣改革的消息乘機牟利被槍決，杜月笙公子杜維屏、巨賈榮鴻元等一批「大老虎」，都在蔣經國的鐵腕下鋃鐺入獄。杜月笙向蔣經國表示杜維屏「違法亂紀」，「咎由自取」，但指名道姓請求查處孔令侃的揚子公司囤積居奇。孔令侃是前行政院長孔祥熙和宋靄齡的長子，宋美齡疼愛視同己出的外甥。
10月7日，蔣經國下令搜查揚子公司總部，查封其所有倉庫，並軟禁孔令侃，轟動上海。宋美齡急飛上海調解兩表兄弟之間的矛盾，蔣經國表示一定要依法辦事！孔威脅要向新聞界公布孔宋兩家在美國的財產。氣得宋美齡面色慘白，手腳發抖，急電要蔣介石火速來滬。此時，正值遼西會戰軍情緊急，共軍集結25萬人包圍錦州，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軍事會議和親自督戰，聞訊後立刻要「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代為主持，自己即乘專機赴上海。也是雜牌軍出身的傅作義對此極為不滿，對杜聿明說：「蔣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們還給他幹什麼！」。11月29日開始歷時64天的平津會戰，國軍被共軍殲滅及改編52萬餘人，最後以傅作義與共軍和談，共軍兵不血刃佔領北平結束。
揚子公司囤積案在蔣介石親自干預下，上海警察局發言人出面為孔令侃開脫，對外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經積極報導「揚子案」的上海《大眾夜報》和《正言報》被勒令停刊。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價。11月6日，蔣經國發布《告上海市民書》向上海市民道歉，並黯然辭去上海經濟督導員職務，而這一天也正是決定國府命運的徐蚌會戰開打之日。王雲五提出的金圓券幣制改革至此完全失敗，惡性通貨膨脹又起，至1949年5月一石米要價4億多金圓券，城市中產階級損失最為慘重，其原來持有的金、銀、外幣都已被政府強制兌換一空，形同傾家蕩產。重用「外戚」孔宋家族，及縱容貪污腐敗，導致經濟全面崩潰，人心盡失恐怕才是蔣介石丟失大陸江山的主要原因。2020年公開的蔣經國日記，1979年2月反省錄記載「想起多少孔宋禍我國害我家之往事，本來不想再算舊帳，但是何能忘耶！」
1949年5月17日，蔣介石自舟山群島抵澎湖，5月25日，在上海淪陷前夕，再自馬公飛抵高雄，從這一天到年終，除了兩度飛回廣州、重慶、成都、昆明等地，時間合計不到兩個月外，其餘近半年時間都在台灣度過。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2月10日，蔣介石自成都飛回台北，從此無緣再踏上故土。
＊作者為結構技師，台大土木工程博士，前中華民國結構技師公會全聯會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