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列寧的「喘息政策」來看蘇聯偽造《田中奏摺》的原因與效果
孫果達教授（南京政治學院、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在《陳獨秀與蘇聯「喘息」政策》一文中指出—1918年3月，蘇聯和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全稱：《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約》）。5月5日，列寧就把日本的威脅與德國相提並論：「德國和日本將根據成文或不成文的協議來共同瓜分我們、扼殺我們，這是可能的，甚至是很有可能的」。此後，列寧又多次提到日本可能的侵略，但同時也提出「日本人進攻的危險可能比較容易消除」，因為「中國的革命運動和起義『會牽制』日本進攻俄國的意圖」。「我們應當利用這個喘息時機，注意目前形勢的特點，使我們的策略適應這種特點。」
1919年8月，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簡稱：聯共政治局）決定：「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可能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到1920年2月又作出「關於必須防止同日本發生衝突的決定。政策目標決定之後，維經斯基（本名扎爾、漢名吳廷康，1893～1953）、馬林（1883～1942，荷蘭共產主義者）與越飛（1883～1927）相繼趕往中國，分別聯繫共產黨與國民黨，這代表蘇聯共黨《遠東的總政策》開始實行。「在一定的搖擺和爭論之後，正是國民黨及其軍隊被選為實行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基本軍事政策的基本工具。」1923年1月4日，聯共政治局做出一個絕密決定：「全力支持國民黨，並建議外交人民委員部和我們共產國際的代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同時又決定：「否定計畫中一切可能引起日本干涉的部分。」1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以便「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共產國際制止了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一切企圖。沒有共產黨做內部『改革』工作，要排除國民黨這塊『材料』的抵制是不現實的。」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發布標誌國蘇合作的確立。
至此蘇聯的「喘息」政策初見輪廓；以加劇日美中三國衝突為「總政策」，一手對日友好慫恿其在華擴張以激化與中、美的矛盾，一手通過國共合作扶助國民黨執政以牽制日本。1926年4月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為目前日本「最危險」，蘇聯「必須設法爭取在這裡有一個喘息的機會」，「首先同日本實行某種妥協的方針」，「容忍南滿在最近一個時期留在日本手中」，容許「建立自治的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