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筆者向風傳媒投了兩篇文章，分別為《影響戰後世局的軸心國幽靈─從《黑袍糾察隊》談起》以及《朴正熙是如何上位的？誰說「親日派」不能擁護民國》，談論了二戰結束後美國與南韓對納粹戰犯與國內「親日派」的運用。利用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即將到來的這個機會，筆者來討論一下中華民國政府是如何透過戰時「親日派」之手穩定台灣局勢的。
這裡提到的「親日派」，指得不是以根本博、岡村寧次或者富田直亮為代表的舊日本軍人，因為已經有太多來自兩岸和日本的前輩，如戴國煇、楊鴻儒、林照真、楊碧川以及野嶋剛等人投入對「白團」歷史的研究。筆者雖然不否認「白團」對國軍整軍備戰的貢獻，可本篇文章討論的還是以二戰期間同日軍合作的外省人與本省人為主。
由於1949年遷台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統上以領導抗戰的重慶國民政府繼承人自居，所以對於這段歷史長期採取隱晦不談的態度，保密程度比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民主化時代的到來，並沒有讓台灣社會如同歐美一般，以更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回顧有大量「親日派」在戰後進入中華民國政府、軍隊還有情治機構工作的歷史。
獨派為了對抗中華民國史觀，轉而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言行，仿佛將台灣島內的統獨之爭轉化為了一場中日兩國的代理人戰爭。當「美日走狗」、「民族敗類」與「數典忘祖」成為深藍族群最朗朗上口，用來攻擊綠營的字眼時，統派支持者卻很難得到自己所支持的陣營，才是戰後台灣收容最多「外省漢奸」與「本省皇民」的政治庇護所。
甚至很多攻擊民進黨「媚日」的深藍支持者，他們的祖上都有在滿洲國或者汪精衛政權服務的經歷。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筆者就簡單的介紹一下這些「外省漢奸」與「本省皇民」是如何在台灣協助蔣氏父子鞏固政權的。或許讀者們在讀完這篇文章後，會更進一步瞭解統派的無知和獨派的幼稚，從而避免以過度簡單的二分法來看待這段複雜的歷史。
平息二二八事件
在獨派與統派的二分法論述中，二二八事件被形容為一場發生於台灣島上的中日文明衝突，交戰雙方為當時代表中國統治台灣的國民政府及受日本皇民化教育影響而認同自己是日本人的台籍精英。可回歸真實的歷史，二二八事件中唯一有組織反抗陳儀政府，進而與整編第21師交戰的力量並非日據時代選擇與殖民當局合作的地方仕紳，而是與台灣總督府「不對盤」的共產主義革命者。
由謝雪紅、楊克煌和蘇新等舊台共組織，簡稱為27部隊的台灣民主聯軍也好，還是由張志忠、陳篡地與簡吉等台籍中共黨員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也罷，通通都是廣泛意義上的共產主義武裝，而且領導人多為日據時代的抗日份子。此外還有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幹事長李友邦、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為代表的大批「共諜」潛伏於陳儀政府之內。 （相關報導： 3月起高鐵上飲食解禁！陳時中：但要注意這原則 ｜ 更多文章 ）
對付這些共產主義抗日份子最有經驗的，莫過於就是殖民時代的日本特高警察。而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帶領情治人員大規模搜捕、槍殺這些共產主義抗日份子的國防部保密局台灣站站長林頂立，就是特高警察出身的皇民化份子，日本名為林介之助。對日抗戰爆發後，林頂立為戴笠將軍吸收成為軍統局幹員，以暗中向盟國提供日軍情報的方式躲避了戰後清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