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一書以10個章節篇幅，從軍事情報、政工、白色恐怖、外交、台獨運動、民主化、本土化、民生與經濟建設、兩岸關係等全方位視角，剖析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後的蔣經國與其政治生涯；這段歷史過程呈現了國府於國共內戰中潰敗、自大陸倉皇撤退播遷來台之後，如何在風雨飄搖中站穩腳跟，並利用冷戰國際兩極對抗態勢，維持在台統治之正當性。本書同時也揭示70年代起，當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根本性轉變、國府失去代表「中國」之正統地位後，台灣如何從威權統治逐步走向政治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曲折進程；在一定程度上，1949年後蔣經國的從政經歷與權力之路，未嘗不是二次戰後中華民國在台灣各方面發展的一個縮影。在本書結語部分，筆者利用一些篇幅來探究蔣經國是一個怎樣的領導人物，其政治性格如何被型塑，接班人選議題，以及吾人應當如何評價台灣時期的蔣經國。
權力路上的政治特質
蔣經國在台灣的權力之途，時間上可約略以1970年前後、亞太地區國際政治格局出現劇烈變化之際作為分水嶺。在此之前，全球冷戰的邊界穿越了台灣海峽，把台灣劃入「自由世界」陣營裡；拜東、西方冷戰對抗之賜，台北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基本上獲得以美國為首全球反共陣營的支持與認可。外交上，國府退守海島一隅，卻得以維持著「聯合國5強」的虛幻表象；內政上，在強人體制運作下，蔣介石把中國傳統「皇朝經驗」與「家天下」概念，由大陸帶到海島來，有限度的民主機制運作，僅是維持「自由中國」所需的點綴品。這段時期蔣經國在父親的庇蔭與栽培下，得以在國安情報、大陸工作、退除役官兵輔導、外交與國防等各領域獲得歷練，甚至被允許有出差錯的空間，1957年「劉自然事件」與60年代初期屢試屢敗的敵後工作，即是鮮明的例子。
到了70年代之後，情況出現了大逆轉。華府與北京所發表的《上海公報》，把台灣視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而在本質上卻已隱然否定「台北代表全中國」此一命題，美政府逐步放棄國府並改承認北京，成為既定目標。就在此時，蔣經國取代老邁的父親開始主導國政，不論內政或外交，他主政後所面對的是一個與過去20年截然不同的景象，面對內外艱困挑戰，不論蔣經國本人喜歡與否，他在心態上與實際作為進行大幅度調整，不但迫切而且必要。 （相關報導： 新新聞周刊34年回顧》蔣經國帶走中國平劇時代，李登輝台灣歌仔戲上場 ｜ 更多文章 ）
對於一位成長且受惠於黨國威權體制的政治人物而言，蔣經國主政後在心理與決策上的轉折，注定是一段苦澀的經歷。吾人無法全然視之為理所當然，君不見古今中外多少獨裁或者威權統治者，因無法適應內外局勢轉變，而進行必要之轉型，最終走向被推翻或者自我毀滅之路。那麼蔣經國的政治性格從何而來，又如何轉變？耶魯大學冷戰史專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研究中國近代史時曾評論，蔣介石領導北伐完成國家初步統一，率領軍民進行8年對日艱苦抗戰，獲得最終勝利；在他一生中各個時期，他總是必須不斷說服自己「我本人就是中國」（Chiang had come to believe that he was China），若非如此，在國家遭逢內憂外患、主客觀條件極端惡劣的情況下，他恐怕難以撐到最後一刻。文安立認為老蔣在這方面政治性格的展現，與二次大戰領導「自由法國運動」對抗納粹德軍的戴高樂，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這或可解釋，蔣介石縱橫馳騁於中國政壇沙場數十載，在黯然敗退來到台灣彈丸之地後，心態上仍將自己視為至高無上領袖，擁有最尊貴的威望與最絕對的權力，無法容忍任何人挑戰其地位，遑論實踐民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