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1794-1856）與龔自珍（1792-1841）這兩位經世學者，以十八世紀的帝國成就來支持他們強化國家防衛的主張。兩人都使用歷史來為邊疆防衛所需的巨大成本辯護。他們將乾隆邊疆征服事業追溯到漢朝與匈奴關係的系譜上，聲稱他已經成功地解決了兩千年來防衛西北邊疆的難題。
中國的邊疆現在是穩定的，但帝國需要投資以便整合邊疆與內地。就像皇帝的官方史學家一樣，他們在這些史無前例的帝國勝利中看到天意的展現，但就像七十一，他們知道邊疆之外還有廣大的世界存在。嘗試將十八世紀的計畫帶進十九世紀的國際地緣政治，這些經世學者界定了清朝在最後一百年繼續控制其所征服民族的統治框架。
西方學者大多認為，龔自珍與魏源是提倡抵抗西方海權侵略，致力擴展中國對歐洲國家知識的人物。然而孔復禮（Philip Kuhn）已於最近指出，西方學者基於「種族上自我中心」的原因，傾向擴大外國對於魏源等思想家的影響，忽略了他主要的關心焦點在於國內改革。魏源與龔自珍改革主張的主要動力來自今文經學派，該學派把古典文本當作行動指南，而非僅是經驗研究的古老對象。
然而，我們不應該將這兩人單獨看作國內改革的提倡者，也不應該強調他們僅關心海防。作為以古典學問引導政治行動的提倡者，魏源與龔自珍都將國防安全問題與國內的政治改革緊密聯結起來。國家安全同時意謂著邊界防衛與國內秩序的維護。在他們的想法裡，大陸與海洋安全的關切密切連結在一起。
當龔自珍在他的預言性文章裡主張突厥斯坦應該設省，那年他才二十九歲。他已考取舉人，但卻未能考上進士。並不令人驚訝的，當他的著作在1820年出版時，多數人忽略了這個尚無名氣的學者的主張。但當他的著作，在1827年被重新收入《皇朝經世文編》這套由有影響力的官員賀長齡贊助、並由魏源編纂的書中出版時，他和他的著作獲得了更廣泛的關注。
1826年張格爾的叛亂已經引發人們對突厥斯坦不安情勢的關注，而且維持該地區駐軍的成本也招致大量批評。龔自珍不只強力主張將這個地區整併到帝國之中的好處，並將此地的征服視為上天支持的長期帝國願景的高峰。
然而，與乾隆皇帝不同，龔自珍並未把中國定位在文明領域的中心，而是在歐亞大陸的東方，有固定邊界和有限領土的一塊土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邊界延伸到四「海」，因為清朝的大陸邊界就代表其控制的最終界線，正如同其在東海與南海的海岸線一樣。「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即是海比。」中國的統治者已經首先往東擴展，然後往南擴展，但藉由支配蒙古，清朝已經使得西北變得更安全，不再那麼遙遠或者危險。
「若非應天運而生，帝國能通於四海乎？即使用帑數千萬，亦不可謂費。」龔自珍拒絕「淺見愚儒，下裏鄙生」的想法，他們說支持征服事業不過是「耗中事邊」（浪費內地的資源去支持邊疆）。 （相關報導： 緬甸民主化十年，翁山蘇姬為何又被軟禁？專家：半世紀軍政府統治，政變早寫在軍人的基因裡 ｜ 更多文章 ）
龔自珍也大力主張要把該地區與內地整合。所有西北與華北無地流離的人口都該被送到西邊，給予二十年免稅並資助其墾荒，而地方屯營應該授田給士兵作為私產。當地的旗人應該遣散，文官應該控制所有的土地和負責徵稅。這個地區應該系統性畫分為府廳的行政建置，漢文地名應該取代本地的地名，而這些柏克、札薩克與其他邊疆的權威應該改由一般的行政單位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