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安法》今年六月底正式實施後已滿半年。曾出版多本中國政治敏感書籍的明鏡出版社決定結束在香港的業務，把工作人員撤出香港，將庫存的上萬本書籍打成紙漿。
「我們跟（圖書）出版這個時代告別了，」明鏡新聞出版集團負責人何頻對BBC中文表示，從7月1日開始，明鏡的出版和雜誌業務正式離開香港。
明鏡的徹底撤出是香港《國安法》對曾經生機勃勃的香港出版業影響的縮影。香港出版業人員表示，新法實施後，業內不敢出敏感政治書籍、可能觸碰到法律的字眼都要刪減，甚至對以往不敏感的書籍都需要審慎處理。
撤出和休刊
20世紀90年代，何頻就開始在香港經營出版業，出版了上千本書和多本雜誌。他表示，1997年前後和2012年薄熙來事件是業務高峰時期，當時明鏡在香港擁有7個出版社、出版10本雜誌。最多的時候，每天出版一本書或雜誌。
明鏡出版的書籍包括小說《黃禍》、披露六四期間中國政府會議文件的《中國六四真相》、《中共太子黨》等。
何頻回憶，1997年他曾接受香港雜誌採訪，「當時我說，如果明鏡還能在香港，證明香港還有出版自由，如果明鏡離開香港了，那就說明香港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了」。
時隔23年，何頻決定讓明鏡離開香港。7月開始實施的香港《國安法》是決定徹底撤出的原因之一。他認為，《國安法》是一部沒有邊界的法律，他不能讓員工冒著風險工作。
「你根本不知道哪本書會觸犯到中國的法律，而我們應該為我們的讀者、同事承擔安全責任，我們不能讓同事有任何事情會觸犯到香港國安法。」何頻說。
但他也表示，信息時代看書的人越來越少，以及新冠病毒疫情都是撤出的原因。
香港僅存的政治雜誌之一《前哨》自7月開始也休刊，因為疫情暫停出版。其臉書的更新停留在今年5月5日。
《前哨》在1991年創刊，取名來自1989年前新華社社長周南的話「香港是反中共的前哨陣地」。BBC中文記者撥打雜誌的聯絡電話，一名蘇姓工作人員表示，休刊與《國安法》沒有太大關係，主要是因為雜誌銷售受到疫情影響。
「香港好像死城一樣，沒有大陸客，外國都很少人來，香港城市人太少，所以雜誌出版要虧本了，」蘇姓工作人員說。
移動的紅線
在香港，出書原本不是件難事，流程也非常簡單：作者首先找到出版社，出版社編排好後交給印刷廠，印刷完畢發行商負責把書發給各大書店。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各個環節開始有更多考量和顧慮，甚至對於某些以往並不認為是政治敏感的書，業界人士都要更加審慎考慮，特定的作者、涉及「獨立」的字眼都擔心引起麻煩。出版社從業人員坦言，近10年全球出版業都很困難，但在不明朗的《國安法》下，香港出版界更加難以生存。
香港突破書志《Breakazine》原本計劃7月中旬出版新一期《危險閲讀》，但在7月上旬突然宣佈暫停出版。他們在臉書表示，因應港區國安法，機構正就法例影響徵詢法律意見。
7月底，突破書志在官網表示，「基於對新法例實施的理解仍有不確定性，並希望保障一眾共同參與者」，決定正式停止《危險閲讀》的出版。
彭志銘還表示，《國安法》下一些字眼突然變得敏感：「敏感的字眼包括，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甚至同《國安法》無關的，比如黑警、黑警死全家，都要修改，甚至五大訴求，都要修改。」
以往一些並非政治敏感的書籍，也讓業界人士擔憂，揣度是否踏入禁區。彭志銘認為，官方對新法的解釋並不清楚。他以兩本書為例，一本是前香港亞洲電視記者陳潤芝的《六四三〇》，作者在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前訪問了王丹、王超華、蘇曉康等多名民運人士，將訪談整理成書；另一本書《獨立》則是講述全球各國的獨立建國歷史。
「《國安法》之後，大家對這類書就緊張了，將來再有這類型的書，可不可以再出？除了同六四有關的外，六四之後有關中國的一些評論或看法的書還可不可以出？」彭志銘指出，「我不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會挨到這條紅線，以前這條紅線我們很清楚的，我們知道什麼是違法我們不做，就沒事，甚至不會去挑戰，但現在這條紅線是移動的。」
今年7月，香港公共圖書館下架了嶺南大學中文系前助理教授陳雲的《香港城邦論》、香港眾志前秘書長黃之鋒的《我不是英雄》以及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的《邊走邊吃邊抗爭》等書。
彭志銘說，由此可見，現在看香港的書是否敏感，關注的重點可能不單包括內容，更包括作者本人的身份。
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2018年曾報道，聯合出版集團全資擁有52間三中商（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書店，佔香港書店數目超過一半，而且擁有全港最大的發行商、印刷廠及近30間出版社。而聯合出版集團的母公司是由中聯辦透過一間廣東省註冊的公司持有。
聯合出版集團第一任董事長李祖澤對該節目表示，聯合出版集團是國有資產，受中聯辦管理。
彭志銘指出，在中資的壟斷之下，如果一間出版社經常出很多敏感的書，哪次突然出一本兒童書或愛情小說，中資發行商或許都不會與其做生意。
書店的擔憂
書籍出版銷售的最後一環——書店也面臨《國安法》實施的壓力。序言書室是香港小有名氣的學術型二樓書店，在新法剛剛實施時，書店負責人曾經審視過一遍店內的書，認為沒有書違法，因此未因法律實施下架任何書。
「我們賣過一些書可能觸犯《國安法》，但這些書在7月《國安法》正式出台時已經斷版了很久，比如很出名的《香港民族論》，這本書在2018年已經斷版了，想進都進不回，已經沒有重印。」序言創辦人李達寧對BBC中文表示。
但他也直言，在《國安法》的壓力下，沒有進一本最近在台灣出版的新書《新香港民族論》。
「這本書我們看到內容介紹，很明顯是講鼓吹港獨的，我們就覺得這本書的風險真的好大，所以我們就沒有進這本書。」李達寧說。
他表示，書店曾經討論過，如果真的明確賣某些書犯法，即使這個法律他們未必認同，但考慮到取捨都會遵守；不過不會去臆測紅線是什麼。「比如前面你問我中國歷史（書）我們會不會照賣，我們暫時沒見到任何的官方的渠道說，某些歷史的討論是禁區，我們都會照樣會賣這些書。」他說。
李達寧還指出，目前沒有發現讀者擔心買書犯法，但看到有讀者擔心以後許多反修例運動的書買不到，所以現在抓緊時間買一些將來可能出問題的書。
未來
香港曾是大陸和台灣禁書的出口， 但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當初因自由繁榮的出版市場逐漸蕭索。
2015年10月至12月，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敏海、店長林榮基等5人相繼失蹤，數月後全部人被發現身處中國大陸並受到當局控制。事件引發各界對香港出版自由的擔憂，對香港出版業和禁書市場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國安法》似乎對這種出版自由帶來了致命打擊，讓整個行業面臨至暗時刻。目前，一部分書已經由香港轉移到台灣出版。
彭志銘則認為，即使書籍可以拿去台灣出版再拿回香港售賣，但都改變了原先香港美好的生活狀態，「是一個好可悲的現象」。
李達寧預計，長遠來看言論空間會越收越窄，「應該不會停在《國安法》這裏，或者《國安法》的實施會越來越嚴，會同中國大陸看齊。我們好多書可能都要受到審查」。
他認為，不講不代表問題消失，如果政府一直如此控制言論，積攢的問題會越來越多，「現在這種禁制會令到好多問題難以討論、難以解決，最後沒辦法用講的方式來處理的時候，就會訴諸暴力，一些社會抗爭都會繼續存在。」
對於何頻來說，過去30年他幸運地遇到了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他說自己對這個城市充滿感激，「有這30年比沒有要好」；如今香港的出版業務難以為繼，他很惋惜，但樂於進入一個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