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44條賦予總統「院際爭執調解權」，旨在解決憲政分權爭議。馬英九教唆洩密罪，法官就據此判他無罪。此判決對總統權力會有何影響？此條文真能解決憲政爭議嗎？
前總統馬英九遭立委柯建銘自訴教唆洩密罪，經台北地院判決無罪。法官主要理由是基於《憲法》四十四條賦予總統的「院際爭執調解權」，而這也是馬英九一方在法院中的主張。
總統與總長案，法官見解對立
這個判決引發不少值得深究的議題：首先是這個教唆洩密案件，適不適用《憲法》四十四條？其次，如果依這個判決推演，總統的權力會有何變化？最後，一旦真的出現重大院際爭執，《憲法》四十四條真的能有效解決嗎？
《憲法》四十四條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之。」據此，此案地院承審法官的判決指出：「若於檢察官行使職權時，行政權或立法權不當介入、干預，即為侵害司法獨立之情事，此時權力分立即遭破壞，而產生院與院間之重大爭議，總統應得依憲法第四十四條行使權限爭議處理權。」判決稱，總統在憲政角色「已愈發崇隆」，「必須超越黨派，為國家的一致性及團結付出的中立仲裁者角色，在政治上調和鼎鼐……」
法官肯定了總統在憲政分權出現現爭議時，有行使「院際爭執調解權」的權責。問題是，這個案件合不合乎上述條件？
擴大解釋為「潛在、可能」爭議
對此，法官接著指出，《憲法》四十四條有關「院與院間之爭執」並非「限於已經發生各執己見、相互杯葛之紛爭，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自當包含其中，一旦遇有院際間重大爭議而憲法並無特別規定解決方式時，總統自得與各相關院長會商，使紛爭盡早消弭於無形，以維憲政安穩。」
這樣的詮釋引起很多非議。因為教唆洩密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前檢察總長黃世銘，因為此事件被依違反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起訴，當時黃世銘主張無罪的理由之一也是「院際爭執調解權」，而法官見解卻完全不同。
此案於二０一四、一五年分別被台北地院與高等法院判決有罪時，法院判決書寫著：《憲法》四十四條「適用在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間關於國家政策事項發生爭執之情形，並非行為不法責任之處理機制，本案依被告所稱因有立法院長關說之情形，已與上開情形有別。」
從黃世銘案的判決可以瞭解到，法官認為「院際爭執調解權」中的「爭執」，是因五院之間權力分立事項引發；立法院長與立委涉入關說案並非權力分立引發的爭執，而是涉及「行為不法責任」。
兩次執行「院際爭執調解權」都失敗
不同法官對法律條文可能有不同解釋，不過若立法委員涉入關說，自有法律可據以偵辦、審理，此案怎麼會符合法官所稱「憲法並無特別規定解決方式」這項條件？更何況，馬英九也未召集立法院長王金平、行政院長江宜樺與司法院長賴浩敏一起開會調解。 （相關報導： 周勇夫觀點：蔡英文與柯建銘真的很給力 ｜ 更多文章 ）
更重要的是，由於大法官會議從未針對《憲法》四十四條做過解釋，此案承審法官卻自行把此條文詮釋為總統可以介入各種「潛在、可能發生之爭議」，自然引以很大的恐懼──不少人擔心，未來總統可隨時因應各種「潛在、可能」的爭議，把手伸入五院之間。「院際爭執調解權」也成了總統權限膨脹的藉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