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司法院今年向立法院提出明年39.2億元的預算書，相較今年的31.8億元增加了7.3億元，增加幅度超過20%，扣除房舍修建等支出後，令人特別矚目的是明年編列1億2千萬元的「國民法官制度宣導費用」，預計用來拍電影、影音、遊戲、海報、車站巨型廣告、通勤工具廣告、與網紅合作、直撥節目、關鍵字等「網路」預算總共6千萬元，另一筆花費「電視」，要花3900萬元做廣告託播、影視、紀錄片等週邊宣傳活動。
此案經立法委員質疑，媒體披露後，在司法圈內也是質疑連連。
近年來司法改革大旗喊得震天響，但除了辦場大拜拜型的司改會議，其中還曾恭請蔡總統大駕親臨，順便拋下那句名言：「你們要不要再表決一次？」之外，好像沒有什麼看到其他具體要增進人民對司法觀感的作為？從三年前的國民參審法草案到今年剛通過的國民法官法，司法院儼然把邀請一些平民老百姓參與刑事審判「國民法官」（的廣告？）當成增進人民對司法信賴、改善司法形象的仙丹妙藥。
這則新聞之所以令人側目，不是說司法新制不需要適當的宣傳，而是這些「司法大內宣」預算高的令人咋舌。
我們把這兩年司法院的預算書攤開來看就會發現問題所在。109年司法院院本部（不含各級法院）編列了5.9億元的人事費，扣除政務人員、約聘人員、技工工友、獎金、加班費，司法院的「法定編制人員待遇」（也就是最基本的應付薪水）預算是2.42億元，110年編列2.68億元。換言之，109年司法院內400位上上下下各級公務員，全年總人事預算才2.4到2.7億元之間，而明年光是「司法大內宣」就將用相當於司法院全年一半的人事預算去為「國民法官法」大打廣告。更白話的說，這筆「廣告費」相當於半個司法院的公務員一整年都在拍廣告、做影片、做遊戲、搞網路直播。
我們不禁要問，這個手段與目的之間的合理關連性到底有多少？
根據最新通過的《國民法官法》第5條，檢察官起訴的兩類案件「應行」國民參與審判：一、所犯最輕本刑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
參考司法院公布的統計數據，近10年來，全國各地方法院每年新收刑事案件總量，以民國102年41.1萬最少，106年47.8萬為最多，平均45.1萬。
每年這40幾萬件的刑事案件中，以裁判結果來說，近十年被判決超過10年以上有期徒刑（含無期徒刑、死刑）的人數介於471人（105年）和1100人（99年）之間，平均每年672人；判決成立故意殺人既遂（典型的故意犯罪且發生死亡結果）的人數介於77人（106年）和144人（99年）之間，平均119人；地方法院符合司法院定義重大刑事案件的案數介於872件（102年）和1075件（99年）之間，平均每年99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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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在可預期的未來，符合「國民法官法」選案定義而啟動的國民法官法案件，固然每件可能是新聞的轟動標題，但其實只佔了每年40幾萬刑事案件中的1千件，佔不到0.25%，比大樂透中普獎（對中任3號）的機率3.12%（1/32）還低。
普遍來說，不知道喊了多少年以來的司法改革，至今仍受人詬病的地方，不外乎法官／檢察官問案態度不佳、不給當事人完全陳述的機會、辦案期間冗長等等。司法院最新109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結果選示，仍有超過4分之1（28.3%）對法官開庭期間給予陳述或答辯的時間勾選「不滿意」；超過3分之1（34.5%）的人不滿意法官審理案件的進度；36%的問卷不滿意「法官審判的公信力」。
但司法案件量龐大，拖垮整個司法體系，也是不爭的事實。根據統計，在地方法院，平均每一件民事案件要花34天（108年平均值）才能辦完，刑事案件將近是民事案件2.5倍，平均每一件刑事案件要花88天才能辦案。
純以刑事審判來說，平均每一個地方法院的刑事法官每月要辦完60到70件刑事案件，也就是每天（含休假）要寫完2份刑事判決，法官們才能「收支平衡」。檢察官們平均每人每月「收入」更高，平均80到100件是常態，亦即檢察官們每人每天要寫完3份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才能達到理想的「收支平衡」。就連CPU最快的電腦，也會過載，何況法官／檢察官也是人，再怎麼人中龍鳳，也得花時間搞清楚每個案件事實來龍去脈，牽涉到的法律條文也不全然相同，每件起訴書、判決書少寫了什麼，被當事人律師雞蛋裡找骨頭之外，還要被法律系教授們批評這個法官／檢察官缺乏人權意識、沒有憲法觀念、不懂得女權主義云云。
尤其讓司法機關人士崩潰的是，臺灣人民不喜花錢請律師，總覺得律師都是吸血鬼，只收錢不辦事。不分民刑事案件，人人都喜歡自己上法庭開庭。結果導致檢察官或法官經常得花大半時間在幫當事人釐清事實，整理時間順序，還要跟當事人法律名詞解釋，然後檢察官、法官腦袋裡想著辦公室裡的卷山卷海，會有好心情慢慢跟你解釋的司法官真是佛心來著。那一般人想要在臺灣法庭上看到像電影情節般精彩的法律辯論？…嗯，去電影院看吧。
有趣的是，在前面提及同一組問卷調查中，對「法院所提供的訴訟程序諮詢服務」感到不滿意的只有14.2%；對「法院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服務的便利性」感到不滿意的只有7%；對「對法院提供志工服務所帶來的幫助」不滿意的只有5.3%；對「對法院職員（如：行政人員、法警、櫃檯人員等）的服務態度」和「業務熟悉度」不滿意的也分別只有11.4%與11.7%。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對比，也值得學者繼續深入研究。換言之，面對法官判決結果的不確定性，相對於把錢花在於街頭車站巨幅廣告、電視節目，司法如想要獲得人們的肯定，或至少減輕人們對司法的「敵視感」，由司法機關（或加上律師）提供更多法律流程的諮詢、基本的法律服務，反而可能才是一般接近使用司法的人會更迫切需要的服務。
借用我們臺灣人每逢財政辯論時最喜歡用的「XX預算＝多少份兒童營養午餐錢」的計算方式，我們也來把司法院這筆1億2千萬元換算一下。
假設司法院在各地方院用每小時4千元（一般普通律師行情）請律師「有償」在法院提供基本法律諮詢，提供訴訟程序流程說明、協助整理法律事實，1億2千萬元等於全國3萬小時的有償律師諮詢費，假設律師每小時可以諮詢2人次的當事人，3萬小時就是6萬人次，約是一審民刑事案件件數的10%；或者我們再放寬法扶弱勢人群的受扶助資格，讓近貧、接近弱勢的人群也有扶助律師協助訴訟，用每一案3萬元「公定友情價」計算，1億2千萬元相當於4千人次的扶助律師；最後，一併計算的是，1.2億元約等於法律扶助基金會全年政府捐款預算（13.1億元）的10%。
總之，就算無法／沒錢增加司法官人力協助消化報量的案件，至少可以增加司法官的輔助人力（書記官、助理）；也可以藉由加強法院／檢察署內的法律流程諮詢人力，減少人們對司法流程不熟悉的不安全感；或是補助律師公會提供能深入案情的法律諮詢（畢竟司法機關內公務員不適合對個案表達意見），協助整理案情、說明法律流程、幫助當事人雙方調解、減少法官與普羅人們法律語言上的隔閡，比起電視節目、車站廣告、網紅直播、臉書小編，應該才是與目的有真正合理關連的手段。
＊作者為司法實務工作者，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