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觀點：單極結束，中美無法發展「宋遼式」對抗性夥伴？

美中台三邊關係打死結？

邇來美中台三角已死的判斷甚囂塵上，因為三個雙邊關係都已經打成死結。首先，美中關係的結構性緊張本來就很難緩和，加上病毒起源的相互攻訐與爭取連任的川普（Donald Trump）選情轉趨不利，現在甚至搞到討債、要求公布時間線（timeline）的境地，確實是下沉的惡性循環。雖然現實上這些要價都辦不到，但雙方現任當局幾近扯破臉已經是事實。也因此台美關係不斷加碼，除了軍事上的一些協作更加明顯，近日兩國衛生部長也直接通電，台灣儼然超過許多有條約的國家，成了共和黨政府的「典範級」盟友。

台北對這樣一個「史上最好」的台美關係的自信滿滿，則是建立在過去30年以來流行的、互相又不無矛盾的幾個假設的疊加：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這四大命題最近得到瘟疫重新加持的新「黃禍論」與衍生出的「八（十）國聯軍」 ／「世界去中國化」想定的強化，成為台灣生存大戰略（grand strategy）的本體論基礎與實做指南。

台美熱戀、兩岸與美中拴緊，北京儼然淪為「戰略三角」的「孤雛」（outcast），理應頗為著急。不過經濟增長有史最低的中共當局似乎不以為意，還反向操作，號召「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中共似乎把三邊關係上了絞索，擺出「將必取之、必先與之」的姿態，警告「勿謂言之不預。」 （相關報導： 遍及美國十幾個州的反封鎖抗議：示威者與川普支持者高度重疊 ｜ 更多文章 ）

「對抗性夥伴」可能延遲或解除引信？

分析古巴飛彈危急著稱、近年來致力研究美中是否陷入「修昔底得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著名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四月初接受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S China Relations）主席歐林斯（Stephen Orlins）視訊訪問時，再度對兩強陷入戰爭感到擔憂。他再度特別強調「第三方」事件（third party provocation）導致的衝突，可能是啟動陷阱導向戰爭的引信。這類衝突與台灣有關的部分，在台海與南海。不過一如他多次澄清，寫作《注定一戰》（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一書以來，宗旨並非鼓吹命定論，而是鼓勵探討避開戰爭的途徑。去年7月艾立森在期刊《國家利益》刊文，進一步提到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宋遼和議」。他認為宋遼關係類似甘迺迪（John Kennedy）時代的美蘇關係，兩強本是殊死鬥爭，不過雙方也都各自面臨很多生存的困難和威脅（existential threat），用戰爭處理並非最佳方案。最後兩強以「澶淵盟約」（Chanyuan Treaty）重建「對抗性夥伴」（rivalry partners）。對於甘迺迪時代的美國，這並不代表對民主價值的妥協，相反的，美國後來與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等「對抗性夥伴」和平競賽的結果，最終勝出。

艾立森對宋遼關係的理解可能過於簡化。比如他認為遼從宋的朝貢收取歲幣，然後又回來投資於宋遼貿易與其他交流，也有助宋發展經濟文化。似乎是遼當時做為「現狀霸主」，面對新崛起且急於收復華北燕雲地區的趙宋的威脅，最後以南征久戰不利而和宋。宋雖經濟繁榮但欠缺地緣與軍事優勢，最終也同意改敵對為「對抗性夥伴」。這很像中國崛起但欠缺軍事優勢，意欲取得地緣政治上一些戰略要地但代價昂貴，何況「決戰小康」豈能一心兩用、「大打、早打、打核大戰」？美國雖軍事超強但也沒有把握完勝中國，不如靠賣債券與收取「鑄幣稅」享受中國廉價勞動的歲幣。

艾利森可能還沒有注意到，宋遼兩國最終也在北漢、西夏、高麗等區域問題取得勢力均衡（遼棄漢聯夏；夏、麗雙向避險）。而且雙方在當時東亞國際關係的朝貢制度中，又取得了名分的均衡（宋真宗—遼聖宗之兄弟制度，此後雙方皇族因年齒互有尊卑，於壽節、弔喪、國信等均需遵守）。均勢和名分的作用，共同維持了意想不到約120年的長和平。但宋、遼在經濟與軍事上各有優勢，中美關係則是美國仍同時享有經濟與軍事優勢，畢竟另一擁有超強核武的國家不是中國而是俄國。也是自信滿滿的川普如何願意發揮甘迺迪、遼聖宗時代的自制，與中國繼續「和平競賽」？再者，遼在唐末崛起，至五代時朝儀國交已頗多採行漢制，宋遼以漢制互為羈縻、粉飾太平，此亦與美中目前相互「脫鉤」不同。如果加上美國認為中國是美國制度霸權（institutional hegemony）的破壞者，中方則認為韜光養晦提供「歲幣」亦無法換取和平，「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又為何要一個美中版的 “Chanyuan Treaty”？

單極結束，尊重勢力範圍？

艾利森顯然仍不放棄和平。今年3月疫情已經擴散之際，他仍在《外交事務》繼續呼籲美國要認清單極世界已不復返，華府應尊重各大國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他說美國在大勝後總是多次說要揚棄勢力範圍。比如一戰、二戰結束之初，和蘇聯瓦解之後。表面上是說「門羅主義時代一去不返」，實際上是說其他強權的勢力範圍取消，併入美國的勢力版圖。 （相關報導： 遍及美國十幾個州的反封鎖抗議：示威者與川普支持者高度重疊 ｜ 更多文章 ）

但當前「權力移轉」的現實，卻已經使美國的政策工具和目標脫節，因為單極已經結束（Unipolarity is over.）他辯稱，確認勢力範圍才能夠看清在哪些地方要加固盟友，在哪些地方要保持彈性。冷戰秩序的建築師肯楠（George Kennan）很早就提出在歐洲與俄國切分清楚勢力範圍。後來在柏林、古巴與南韓，美國自然是寸土不讓，在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俄羅斯喬治亞戰爭、克里米亞危機則保持自制，其理由即是雷根（Ronald Reagan）與戈巴契夫聯合聲明所言：無人可在核戰中取勝（A nuclear war cannon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相反的，布希推進到阿富汗、巴格達、烏克蘭，麥克阿瑟打算推過鴨綠江，則是戰略失誤。美國最後仍按照肯楠的預言勝出，但花了較長時間，且不是贏了核戰。

北漢、西夏、高麗？

艾利森立論的基礎顯然仍旨在維護西方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並盼望美國以持盈保泰之姿在美中競爭中取勝。作為冷戰的遺老與傑出的國際關係史、國際政治理論家，他擔心的是像一戰那樣毫無必要、毫無章法的大戰把美國捲入，付出高昂代價之後又要準備另一次戰爭。何況2個核子國家直接交戰，歷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無論是利用「代理人」（例如阿富汗）把對手拖垮，還是親上火線打「局部戰爭」，升高的速度與規模都不可預見。因此，他仍舊偏好冷戰處方：對抗性夥伴加上勢力範圍，以明確利益的邊界與盟友的權重。他提及拉脫維亞鎮壓俄裔招致莫斯科入侵，與恐懼香港情境的台灣宣布獨立招致北京進攻2個情境，認為華府不可能、也不應有直截（straightforward）的答案。

中美爭鬥能否藉助「宋遼模式」穩定下來？現在遇到揮發性極強、複雜性又高的疫情因素，加上新媒體在「後事實」時代肆虐，直到美國總統選舉與中共「二十大」前恐怕都不樂觀。雙方對於地緣政治目標的價值，也會反覆估算。宋遼關係的另一個側面是它們身邊較小的單元，曾經成功地變成大國權力平衡中的資產，減少了風險。除了北漢以外，西夏與高麗在宋遼「對抗性夥伴」的競爭下，一直維持到蒙古時期，屹立近200年。到了今天，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全世界都始終屬於單極的勢力範圍，將如何持續？如果多極起伏，如何使自己變成和平的秤錘，而不是亞洲的塞拉耶佛？若無法扭轉大局，至少要以蒼生為念。 （相關報導： 遍及美國十幾個州的反封鎖抗議：示威者與川普支持者高度重疊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