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當中國頂級大學教授月退休金是台灣的二倍─政府對「公教年改」應有的國安思維

2026年台灣高教界發生了一場令各界錯愕的風波，清華大學校長高為元在遴選連任第二任期的第三天，便遠赴美國參與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UH Mānoa）的校長決選，社會輿論鋪天蓋地「騎驢找馬」、「貪婪不負責任」的嚴厲譴責。然而，在情緒性的道德批判背後，卻暴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殘酷現實：高為元若真選上夏威夷大學校長，薪資與退休福利與台灣的差距，可謂天南地北，儘管高校長具備百萬人取一的美國院士稀有人才，但是因為大部分時間在美國，台灣教學年資短，任滿依「公教年改」退休體制，每月的退休金不到6萬元，退休入住稍具品質的養老院，都會捉襟見肘。

這場風波，無疑是台灣人才缺乏實質吸引力的一面照妖鏡，不能僅歸咎於其個人的「誠信」，更必須重新檢討公教人員年金改革，對國家人才儲備所帶來的毀滅性衝擊。當七年前林萬億以22 K羞辱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輿論就接受了，在政治修辭上追求「世代正義」與「職業平衡」的必要手段：「用超商小妹22 K的框架，去衡量大學校長的退休金」，羞辱社會精英，這在現今世界強調「傾國力爭奪人才」的國際博弈中，無異是自廢武功，正將台灣帶入一場學術與產業競爭力的慢性自殺。

回顧2018年執政當局推動公教年改的論述，當時的林萬億多次強調「公教人員的月退休金是勞工勞保年金的四倍」，藉此塑造社會階層的相對剝奪感，營造「非改不可」的政治氛圍。但這樣的說法，在法理、實務與制度操作上，存在著嚴重的本質錯置。

首先，「勞保年金」屬於社會保險福利，其性質是底線的生存保障；而勞工的真正退休金，來自《勞工退休金條例》，雇主必須強制提撥6%，而勞工亦可選擇「自提6%」。日前本人參與一個社團聚會，即有一名退休金融保險業高階經理人及另一名私人醫院退休醫師，他們坦言，他們退休時，因為政府的保證收益率太低，長期只有1-2%，他們都只保留13.5%的勞保年金月領，退休金部位都選擇一次領取，金額都1.000萬元以上。若是他們選擇月領，依政府公布過去10年，近10年舊制勞退12.51%、新制11.97%，2025年新制為15.60%，他們每月收入都有15-20多萬以上，所以，勞工團體說：「勞工每月只有2.5萬退休金」，這樣的說法，至少羞辱台灣一半以上的勞工。

「不同工，不同酬」這是資本社會進步的原動力，民進黨政府當初在進行「公教年改」政治動員時，刻意隱瞞了中高階勞工，擁有龐大財產性退休金的事實，反而宣傳「不同工，同酬」的共產主義思想 ，以一般基層勞工不願意「自提6%」，自提選擇者退休時，又因法定利率是「當地銀行2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長期每年只有1%~2%，如此法制上的僵化，使得勞退新制實施至今21年，自提者勞工99.9%，選擇一次提領全部退休金，使統計上沒有勞工月領的金額。

一個為台灣永續發展的政府，本來是應該研究如何改善此種「勞工退休金年金化」僵化的制度，但是民進黨政府卻不以國家利益為優先，反而用愚民手段，進行一場汚名化的「公教年改」，用平均的勞保年金，來與奉獻國家一生的教授、科學家、公教人員的月退休金進行對比。這種「把教授、公教人員當作無雇主低階勞工來修理」的作法，本質上並非追求台灣社會正義和諧，而是一場追求選舉勝利，對「社會菁英」無情撲殺的民粹式「鬥爭」。

當台灣正忙著透過年金改革「消滅精英」時，反觀中國將大學教授與頂尖科學家視為國力博弈的核心資產，傾盡國家資源給予最高規格的禮遇。

1, 「事業編制」與「年金化」的雙重保障：儘管中國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僅約台灣的三分之一， 一流大學（如985、211或雙一流大學）的正教授，退休後享有基礎的養老金，職業年金與特殊津貼實質月領，折合新臺幣已達 15萬至20萬元，甚至更高，這已是臺灣現行年改後教授退休金（6萬至7萬元）的一倍以上。

2, 各類人才計畫的終身禮遇： 「長江學者」、「國家傑青」等頂尖人才，在職時享有數百萬人民幣的年薪與科研經費，退休後更享有國家級的醫療、安居補貼以及終身學術顧問費。這種「生有所養、老有所尊」的制度，讓中國大陸在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通訊等中美博弈的前沿戰場上，具備了強大的底氣。

美國大學校長多採用 401（k）或403（b） 等高級高階主管延期補償計畫（Deferred Compensation），學校每年會依據薪資比例額外替校長提撥大筆退休基金，且退休後若轉任一般教授，往往仍能保有極高的保障年薪（例如過往 UH 卸任校長轉任教授仍有30萬美元的年薪保障），如表一之統計，二者薪資與退休金額十倍的差距，當輿論責難高校長「貪婪」與「不負責任」以外，臺灣更應該深入檢討，公教年改對頂尖人才造成的結構性困境。

表一：臺灣與美國大學校長待遇對比

臺灣要追求永續發展，必須深刻體認到：大學校長與頂尖教授的比較對象，不應該是超商小妹，而應該是台積電的總經理與全球科技巨頭的研發長。當「公教年改」將公教待遇全面「低階勞工化」與「均貧化」之後，臺灣正在付出巨大的國家戰略代價：

臺灣現行正教授在職薪資與退休金已雙雙淪為亞洲四小龍之末，甚至大幅落後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這導致臺灣本土的優秀博士不願進入高教體系，而現有的中生代、新生代頂尖學者，紛紛被深圳大學、新加坡大學或香港的大學，以數倍薪資與豐厚退休保障挖角，臺灣的高教正在經歷嚴重的「人才失血」。

公務員是國家政策執行的基石，當公務員的退休保障被砍至與基層員工無異，且在職時又要承擔巨大的政治責任與輿論壓力時，文官體制將再也無法吸引頂尖畢業生。取而代之的是選舉部隊的投機青年，這對於國土規劃、金融監理、數位轉型等需要高度專業的公共領域而言，是隱形的國家安全危機。

台積電之所以成為「護國神山」，根源於臺灣過去三十年來，由優秀高教體系所培養出的質量兼備的工程與管理精英，如果臺灣大學因為待遇與退休制度的刻薄而崩塌，無法再吸引大師任教，臺灣將失去源頭創新的研發能力。未來，臺灣拿什麼去跟「傾全國之力培養精英」的中國大陸進行不敗的抗衡？

臺灣年金改革之所以引起公教群體巨大的痛楚與憤怒，除了實質購買力的下降，更在於改革推動者在政治道德上的「寬以待己、嚴以律人」。這種落差將臺灣帶入了完全對立、猜忌的階級鬥爭世界：

蔡英文的百萬禮遇：前總統蔡英文當時「邊領18 %，邊罵18 %」；被發現後又「一毛不減全部一次領回本金460萬元」，卸任後依據《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持續享受國家每月數十萬元的禮遇金、辦公室事務費及嚴密的國家安全保護。其個人所享受的國家終身保障，與被其改革的基層公教人員形成了強烈對比。

陳建仁的「尊嚴基本生活費」說法： 前副總統陳建仁曾感性表示，年改給予了公教人員基本生活的尊嚴，並稱自己「一個月6萬元就足夠」。然而，其在卸任副總統後旋即返回中研院擔任特聘研究員、院長，月薪高達 40萬至50萬元。這種「嘴上說6萬足夠」，實際上「領數十萬」的財務彈性，是絕大多數被砍斷公教人員所無法企及的。

林萬億的政務官退休金： 作為年金改革的主要執行者與設計師，林萬億本身在教職與政務官年資的轉換中，依然依法領取其應得的優渥政務人員退休金。這種「只看到他人喉嚨長繭，沒看到自己眼睛長樑」的雙重標準，徹底瓦解了改革的道德正當性。

台灣若要永續發展，必須徹底揚棄「用超商小妹的待遇，來衡量大學校長」的民粹思維。在AI知識經濟時代，一所頂尖大學的校長，其所承擔的國家產學轉型，與人才培育重任，應該與台積電的總經理或民間科技巨頭執行長進行對比。台積電之所以能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其根基正是源自於早年台灣高教體系，源源不絕培育出來的頂尖工程與科學精英。

高為元校長續任旋即赴美遴選的風波，不該是一場媒體與網民的道德公審。它是一記沈重的警鐘，提醒著台灣全體國民與決策者：人才政策就是國家安全政策，政府應展現宏觀，以中國為借鏡，國際競爭力思維，研議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薪酬，與退休特殊年金制。而不是挑撥與勞工對立後，又違法以公教基金會破產，年輕世代領不到錢為理由，繼續挑撥「退休者」與「在職者」的對立，永遠挑撥下去，這樣可會使台灣的教育與文官體系徹底崩潰！

清華大學永遠的校長梅貽琦，1931年接任時曾經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當前台灣年金改革，老師被駡「米蟲」「肥貓」，榮耀與收入雙減，雖然各大學大樓繼續蓋，但是資深教授退不了、中壯年外流、年輕學者不願入行，不再具備吸引國際一流大師的底氣，社會輿論只指望大學校長，要有梅校長「兩袖清風，只留清氣滿乾坤」的高風亮節，那我們又如何指望二、三十年後，台灣還能誕生一個經濟與科技雙艶的奇蹟？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一位新校長，或是一個走下坡的清華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公民營主管、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