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教室講台有人就好了？背後成本的帳誰來買單？

開學前夕，教育部公布最新統計，截至 8 月 25 日，全台公立國中小仍有 614 名代理教師職缺待聘（國小 211 名、國中 403 名）。教育部表示，必要時將透過跨校合聘、協調退休教師協助，或由校內教師兼課等方式因應，以確保學生受教權及課程正常進行。

這種處置從行政緊急應變的角度看，當然有其必要，畢竟學校不能因為找不到教師，就讓課堂開天窗。不過「缺額最後補齊了沒」根本不會是問題，畢竟年年最終講台上都會有人，但最可怕的反而是：當制度產生的缺口無論怎樣都能填補時，成本轉嫁給誰？是否又代表制度運行完美，沒有地方需要改善？如果最終是靠現職教師的時間與學生權益把洞補上，我們打算年年都要這樣解決嗎？

假設某校 B 班缺了一名教師始終找不到人，最後學校只好請 A、C、D 班的教師每人超時多授幾節課，將缺員的時數補滿。從表面來看，時數當然都補滿了，學校教室也從來不曾開過天窗。然而，時數補滿，不等於教育服務的成本消失。

首先，被拿來補洞的 A、C、D 班教師，失去的是自己的專業時間。那原本是備課、批改作業、個別輔導、處理班級事務，或只是讓教師在長時間教學後恢復專注所需要的時間。教師的時間不是空白格子，不是課表上哪裡有洞就可以任意搬移的資源。

其次，A、C、D 班的學生也會付出代價。教育並不只發生在教師站上講台的 40～50 分鐘裡，更包含課前準備、課後回饋、個別關懷與班級經營。當教師的時間與精神被抽去支援另一個班級，原本可以給自己學生的關注，必然受到影響與稀釋。

但更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三層成本：B 班的學生真的得到與「擁有一名專責教師」等值的教育服務嗎？

一名長期負責一個班級的教師，會逐漸知道哪些學生最近情緒不對、誰的學習狀況正在下滑、誰與同學之間開始出現衝突，也會建立起深厚的班級經營與親師溝通關係。這些價值不會出現在課表上，卻是教育最核心的部分。「B 班有人上課」與「B 班擁有一名穩定負責的專責教師」，從教育品質來看，根本不是同一件事。

體制習慣計算有沒有把人補進來，卻很少計算補人的過程究竟拿走了什麼。

水電工修復水管，我們理解其技術與工時成本；社區保全坐在櫃台值班八小時，即使恰好沒事，我們也理解必須支付他隨時提供服務的在勤能力。可是在教育現場，體制卻很容易把教師的時間想成一種可以無限切割、重新調度的免費資源。

於是，政府沒有增加一名教師的預算，學校卻把課表補起來了；行政報表上的缺額消失了，真正的成本卻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出現——它從財政帳本轉移到了教師的時間，再從教師的時間轉移到了學生身上。

甄選委員依專業標準評選，這是選拔機關的職責；地方教育局依法辦理甄選，這是行政體系的程序；學校為了不讓課堂開天窗而協調兼課或退休教師，是在處理眼前生存問題；教育部公布整體教師整備率，更是從全國尺度呈現人力數據。 （相關報導： 開學了老師還沒補齊！國中小缺614名代理教師　教長鄭英耀：聘老師是各縣市責任 ｜ 更多文章 ）

甄選委員會當然不必為後續發生的每一個缺額負責。畢竟甄選當下，委員會不可能預知誰會報到、誰會放棄，更不能要求個體專家為整體的教師供需結構負擔責任。

關鍵在於：如果這種「嚴格甄選所留的缺口、開學前再靠寬鬆資格任用代理或現職教師補洞」的情況已反覆發生多年，那麼在所有單一程序各自宣布盡責之後，究竟有沒有人看見這些程序串在一起後的最終結果？

第一年缺人，可以是突發狀況；第二年缺人，已是結構問題；若多年來每逢開學，皆預設要靠退休教師、跨校合聘或現職兼課來救急，那就不再是一次性的緊急應變，而是制度逐漸習慣將缺口轉嫁給現場。

這也是教師甄選制度最值得正視的悖論：制度可以嚴格篩選誰能成為教師，這是制度行使專業判斷的權力；但如果篩選之後形成的人力缺口，最後可能由無證人力或現職教師的時間填補，再由其他班級與缺額班級的學生承擔教育品質下降的代價，那麼「誰有權決定」與「誰承擔後果」就不應被拆開來看。因為這本質上是一場未經宣告的資源交換。

行政體系得到的是「問題暫時解決」的帳面成果，以及立即增加員額、改善留任條件或進行制度改革的壓力暫時降低；但真正支付代價的，卻是被拿去補洞的教師、因此少掉部分關注的學生，以及沒有得到穩定專責教師的缺額班級學生。

更長期的代價，則是教師在一次又一次替制度填洞之後更加疲憊，最終選擇離開，讓原本就不足的人力環境更加惡化。今天省下來的預算，最終變成了明天更難收拾的惡性循環。

時間尤其如此。金錢花掉了可以再編預算，設備壞了可以重新採購；但教師今天被挪用的兩節課、四節課，已經不可能重來。那幾個小時原本可以用來準備一堂更好的課、關心一名需要幫助的學生，或只是讓教師保有下一週繼續好好工作的能量餘裕。

因此，614 個缺額最後想必會補齊，但我們仍應問一句：這些缺口是誰造成的？最後又是誰拿自己的生命時間把它補起來？而被轉移的時間成本帳單，又由誰來買？

如果一個制度的決策者承擔的代價，與政策產生的實質成本永遠落在不同人身上，那麼這筆帳就不能只算「有沒有把洞補起來」。

我們該向臺灣社會提出的，其實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這樣的交換，是大家在充分知情之後，願意共同承擔的選擇嗎？還是只是因為那些成本看不見，所以沒有人去算？

天窗關上了，不代表風雨不會留下痕跡；缺額補滿了，也不代表代價就此消失。614 只是看得見的數字缺口，看不見的，是為了把這個數字填平，體制究竟從多少人的時間與關注裡，靜悄悄地拿走了什麼。

當每一個程序都有人負責，卻沒有人負責程序串起來之後的系統性結果，制度最終留下的，就不是一個 614 人的缺額，而是一個沒有人願意承認的責任真空。 （相關報導： 開學了老師還沒補齊！國中小缺614名代理教師　教長鄭英耀：聘老師是各縣市責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教育工作者、制度分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