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會選擇去詮釋發展或改編自己在過去找到的事物：《世界如何塑造西方》選摘（2）

文明非單一而是有一種歐洲文明，就算這樣想還是有很多問題。許多移居到新生美國的歐洲人，把美國革命視為與舊世界的明確分離。同時，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對俄羅斯的憂慮則越來越深。另一種漂亮的用語就是「西方」，這個概念更有彈性，可以跟歐洲這個概念並用，也可以取而代之。西方這個詞想涵蓋多大範圍的歐洲都行，還可以延伸到海外的歐洲移居殖民地。

這個西方跟一個同樣有彈性的「東方」概念並行運作。十九世紀時，這兩者之間的邊界，往往標記出歐洲內的政治分界：一八三四年，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把英國、法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聯盟描述成「西方法治國的結盟」以及「一股平衡東方神聖結盟的力量」：指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俄羅斯國內「西化派」與「斯拉夫派」之間的爭論也出現了類似的對比，而一八五四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強化了（如今獨立運作的）俄羅斯與其他國有所區別的想法。

一八九一年，牛津大學現代史欽定講座教授愛德華‧弗里曼（Edward Freeman）發表了一本《西西里史》（History of Sicily），在書中援引了古代希臘島民和腓尼基島民之間、以及後來基督教島民與穆斯林島民之間的同一種基本對立：

問題得要爭出結果……中央海域的中央島嶼應該歸給西方還是東方，歸給雅利安還是閃米特的世系。而且，人種的爭執打從一開始就因為信念的爭執而更激烈，畢竟閃米特血統的人們每次出場都會發生這種事。作為歐洲邊緣據點的西西里，過去必須要加以守護或者奪下，先是從腓尼基人那奪下，然後還要從薩拉森人手中奪下。

文明思考和西方慢慢合為一個以民主和資本主義、自由和寬容、進步和科學為特徵的「西方文明」概念。那基本上是基督教文明，而且是以《聖經》傳統為基礎，但拉丁禮教會以及希臘文《新約聖經》過去曾幫忙把希臘與羅馬編進了這種敘述的核心。到了一九一二年時，劍橋大學的講師約翰‧克拉克‧史托巴特（J. C. Stobart）已經能在他廣受歡迎的書籍《過往羅馬榮光》（The Grandeur That Was Rome，是一九一一年《過往希臘榮光》［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的姊妹作）的開頭說：「雅典和羅馬如西方文明雙親般比肩而立。」

西方文明的想像邊界到二十世紀仍持續轉移。一九四五年在歐洲各處落下的「鐵幕」，以俄羅斯的利益劃出新的邊界，而西方則變成美國與西側歐洲國家結盟的集結點。二○○一年九月的事件推了一把，讓東方這個詞重新近乎於伊斯蘭世界，但在我將本書收尾時，發生在烏克蘭境內的戰爭又讓局面再度複雜起來。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為何「西方偽史論者」淪為階下囚？ ｜ 更多文章 ）

人們寫文明的方式也變了。直接了當的等級制度到二十世紀中期已經退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在表面上採用中性方法、比對不同文明差異而非排列文明高低的研究。但這些研究還是把文明當成個別獨立的存在。一九六三年，研究地中海史的偉大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出版了一本教科書《當今的世界、歷史與文明》（Le Monde actuel, histoire et civilisation），書中他主張「諸文明」有它們各自的特徵以及一種「集體的無意識」。他對於文明表面上並非壁壘分明的想法，抱持開放態度：「確實，乍看之下，每個文明看起來都滿像個鐵路貨物站，不斷接收混雜的貨件並派送至各處。」但它們之間的差別仍然「體現出各種或多或少近乎永久不變的特徵」，而這些特徵「不太會受漸漸變化的影響」。

一九九六年，哈佛大學政治學家薩謬爾．菲利浦斯．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舉例證明了文明是一個新年代的關鍵特色，主張人群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如今是文化和宗教，而不是政治或經濟。他定出九個有著地理和宗教名稱的當代文明，包括一個以先前的鐵幕為止境的「西方」文明，以及再過去的「正教會」以及「伊斯蘭」文明。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這種局勢對他來說是反映了一種人類永久處於其中的境況：「人類史就是文明史。不可能就其他方面來思考人類的發展。」此外，「在人類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文明之間的接觸都是斷斷續續或者不存在的」。

照這樣說的話，每個文化都像孤樹生長，有著自己的根枝，跟旁邊樹的根枝都有相當的區隔。每個文明都會興起、繁盛然後衰退，而且大半是獨自進行。成長和改變是內部發展而非對外相連的結果。文明依循著這種模式，有可能會換個名字，但不會改變自己的本質。

這種思考方式到二十一世紀仍是準則，會把「西方」這種有著希臘羅馬甚至更早的「印歐」根源的基督教文化，跟以俄羅斯、中國或伊斯蘭為中心都沒差的「東方」區分開來。就連「多元文化主義」這種自由概念，都假設了作為起點的個別「文化」是存在的，甚至會去設想這種文化有怎樣的意義。文明思考就這麼變成了文明現實。

排等第的作法也回歸流行了。「有一種獨一無二、邊界明確、奠基於希臘與羅馬價值的西方歷史遺產」的這種想法，最正面的版本至少還會（很樂天地）把古代雅典專程拿來當作政治參與、創見表達以及言論自由的模範。它在較高學歷的群體中也有新一批擁護者，好比說從二○二○年起在澳洲三所主要大學所開設的拉姆齊西方文明中心（Ramsay Centres for Western Civilisation）。換個地方的話，看到的就是頭戴斯巴達頭盔或身上刺著羅馬標語刺青的極端主義者，高舉白人西方歐洲歷史遺產的固有價值，還說這種價值受到來自外面的大取代行動（Great Replacement）所威脅。

要把「現代西方源自希臘羅馬」的這套想法當成過時東西丟掉並不是難事，你想必也不會在認真的現代學術研究中，甚至是在權威教科書中找到這種想法。但它仍存在於周遭，它變得越來越普及，而且只不過是更嚴重問題的一個環節。有一種會真正帶來傷害的假定，牢牢嵌在文明思考之中，那就是假定人類各社會之間有著歷久不衰的重大差異。有許多人死在企圖追求白人西方的狂熱分子手中，而某些歐洲國家對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的難民所表現的不同態度，則展現了文明例外論抹滅人類苦難的力量。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為何「西方偽史論者」淪為階下囚？ ｜ 更多文章 ）

全人類的血緣彼此都十分接近，舉例來說，人類血緣彼此接近的程度，還高過數量比人類少太多的全球黑猩猩群體。居住地區相隔甚遠的人群，彼此的遺傳差異當然會隨時間而增加。然而，古代DNA採集與研究方面的近期進展顯示，你在今日世界能夠標出的那種比較細密的遺傳分組分布，就算拿去跟沒那麼久以前的古代遺傳分組分布比對，也是完全不同。那種遺傳的分組分布，只不過是人類持續進行的連結交換過程的轉瞬留影。

我們的祖先時常移動，他們長距離跋涉，而且他們常常遇見新的人群。遷徙、流動和混合是人類歷史中根深蒂固的行為。就如哈佛大學遺傳學家大衛‧里奇（David Reich）所言，一棵樹「對人類群體來說是一種危險的類比。基因組革命讓我們知道，差異極大的群體大幅混合，是反覆發生過的事。與其用一顆樹來比喻，還不如用棚架更為貼切；植物打從古早以來就攀繞在上頭，分了枝又重新混合」。

該來為人類文化提出類似的證明了。文明思考基本上歪曲了我們的歷程。創造歷史的不是各個不同人群，而是一整群人，以及他們彼此創造的連結。人類社會可不是長滿樹木的樹林，單一樹幹上再發枝長出次文化。它比較像是花壇，需要定期授粉來補充新種並再度生長。有別於他者的在地文化不時出現又消失，但它們是靠著與他者的互動而誕生並存續下來的，一旦有過接觸，就沒有哪邊還能算是孤島了。

我在此要主張的是，從來就沒有一個單一、純粹的西方或歐洲文化。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這些所謂的西方價值並非西方獨有也並非源自西方，而西方本身大半都是在朝東南北三方與一個比歐洲大太多的多社會網路進行長期聯繫的過程中產生的。32本書涵蓋的時期，反而是一段個體和社會會牽動彼此行為與反應的相互交織年代。這些互動不可能一直都很正面或和平。的確，最重大的轉變可能都發生在遷徙、戰爭和征服這種大動亂大對抗的時刻，而人們可以從最痛恨的對手那學到最多東西。

我要講的故事不是一直線的故事，不是要講（好比說）社會或經濟網路無止盡擴張的故事，不是要講人類持續不斷向前進展的故事，也不是某些十九世紀學者會說的那種「來自東方的一道光」到了西方才發揚光大的故事。33我的故事裡有迂廻與曲折、有多條路平行前進，偶爾還會出現急轉彎。這本書也不是談「影響」，那是討論一種無所不在但無意義的概念，把事物原由整個弄反：這種概念把文化轉變的功勞歸給了模式，而不是接納模式的人們。但過去並不會直接對未來起作用：人們會選擇去詮釋、發展或改編自己在過去找到的事物。

我的書十分倚重近期在歷史、考古和科學方面的研究，包括二十一世紀的「基因組革命」，我們對於過往人類如何移動和混種的了解，正因為它而改變。但本書也會回歸比較古老的方法，透過移動、相會和關係來思考歷史以及歷史如何發生。我也一直都刻意地持保守態度，把許多談起「相隔甚遠的社會曾經彼此接觸傳遞文化」而似乎有其道理的有趣理論放在一旁，好專注在記錄最為周詳的例子上。

本書探討範圍的頭尾各有一場革命，中間相隔了近四千年的時光：一次是地中海的人們採用了外海航行，獲得了第一個快速連通的西方；另一次是發展出新的航海工具，大幅擴張了他們西側的視野。這段期間，歐洲大部分時候都處在好幾個更巨大的文化、商業、政治網路的邊緣，直到西邊遠端的航海國家開始利用基督教的力量創造一個新的大西洋世界。這個新世界甚至在更長的距離間產生了更緊密的聯繫，但也促成了各種有距離感和分離性的新意識型態。 （相關報導： 北京觀察》從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為何「西方偽史論者」淪為階下囚？ ｜ 更多文章 ）

＊作者約瑟芬．奎因（Josephine Quinn），曾任教於牛津大學古代史系，2025年成為劍橋大學古代史講座的首位女性教授。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界如何塑造西方：一部交纏、衝突與文明交會的四千年全球史》（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