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安樂死法制化─是終結病痛折磨，還是終結公共辯論？

台灣民眾黨推動「安樂死法制化」公投，核心主張為：讓走到生命盡頭、痛苦已無法方法緩解之人，多一個自主決定的機會，絕非強迫任何人接受安樂死。安寧緩和醫療是一條路，繼續與病魔勇於奮戰也是一種選擇；安樂死這項主張，只是為願意嘗試的人多開一扇門。

身心障礙權益團體長期憂心「滑坡效應」，擔心制度一旦開放，弱勢者恐因經濟壓力或照護負擔而「被動」放棄生命；安寧緩和醫療界提醒，末期病程與存活期的判斷充滿不確定性，如何在制度上排除誤判與外力脅迫，屬於攸關人命的技術關鍵。這些考量皆切中要害，是決定制度成敗的核心提問，理應攤在陽光下經由充分辯論，方能凝聚共識。

但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攸關尊嚴的公共辯論，連開啟的機會都被兩大黨聯手扼殺。台灣民眾黨提出的「安樂死法制化」公投案，最終因多數反對而遭否決。民進黨立委全數投下反對票，將民主退回封閉；國民黨團則集體棄權、選擇丟包，不敢對重大議題表態。

面對兩大黨的甩鍋與迴避，台灣民眾黨展現完全不同的政黨價值。當時黨團八位委員中，即便有一位因外交行程遠赴美國拜會智庫，留在立法院的七位委員一致投下贊成票。全數同意，代表的是我們對生命自主權的堅定承諾，也是台灣民眾黨與其他兩黨最鮮明的對比。縱然台灣民眾黨席次力量仍難以單獨抗衡藍綠兩大黨，但不因為阻力而退縮，堅持持續為人民爭取開啟這扇希望之門。

值得令人沉思的是：如果連開啟全國討論的門檻都無法跨越，身心障礙團體的憂慮、醫療界的技術提醒、甚至宗教團體倫理堅持，究竟要在何處被聽見與回應？反對安樂死法制化是正當的立場，但直接扼殺討論的空間，就是對生命議題抱持負責任的態度?

以荷蘭為例，申請者須經主治醫師與至少一位獨立第三方醫師反覆確認「無改善希望且難以忍受的痛苦」，執行後更需送交獨立委員會事後審查，嚴防脅迫與誤判；實施數十年來，安樂死人數佔總死亡人數比例始終穩定維持在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四之間，並未出現濫用的情況。美國加州的統計更顯示，高達九成取得執行資格的申請者最終並未執行，因為「擁有選擇權」本身就釋放了巨大的心理壓力——這證明給予選項並不等於鼓勵結束生命。此外，荷蘭法制亦明文保障醫事人員的「良知拒絕權」，醫師與護理人員皆可基於信仰或專業考量拒絕參與，免受任何處分或歧視。這些成熟的配套，本該是台灣社會深入審議、逐條檢視的重點，如今卻隨同辯論的大門一併被關上。

安樂死法制化絕非要否定安寧療護的價值，亦未忽視各界的聲音；相反地，這些疑慮應被寫進法條的但書與配套中，讓制度在嚴謹的保護下運作。台灣社會絕對有能力理性對話，關鍵在於政治人物是否願意放開胸懷，給予彼此空間。請停止用表決終結關乎生命尊嚴的公共辯論，讓多元的聲音得以充分溝通，才是對這塊土地上所有受苦靈魂最基本的尊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安樂死公投」遭封殺後的Plan B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民眾黨政策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