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17日諒解備忘錄簽署起,美伊60天談判就在劇烈分歧中進退兩難,同時展演開火斡旋的往復循環。到了8月17日備忘錄到期時,和平協議依然撲朔迷離,戰爭卻已沿著四大軸線再度裂變。
首先是已被邊緣化的核議題。
原本,這是川普(Donald Trump)2月開戰的一大理由,更是6月美伊簽署諒解備忘錄的重要前提:美國以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並且期望在後續的60天談判中,達成伊朗拆除核設施、零持有濃縮鈾、允許國際人員返查的理想結果。
可是隨著7月美國伊朗再交火,核談判的推進明顯受挫,因為作為停火關鍵的海峽局勢已然不穩,核談判的突破意義也就連帶削減,甚至就連美國也都有意淡化這條支線:根據《華爾街日報》8月9日報導,川普正考慮跳過核協議、直接宣布「戰勝伊朗」,其實也就等同在這一軸線止血退場。
第二是與核談判同為諒解備忘錄基礎的海峽問題。
原本,這條支線在戰爭爆發前並不顯著,卻在2月美國以色列開火後,一躍而成貫穿衝突的重要槓桿:4月臨時停火後,由於以色列轟炸黎巴嫩導致伊朗再封海峽,美國也同步從13日起封鎖伊朗港口,一直要到6月簽署諒解備忘錄才告撤除。可是隨著美國、阿曼協調開闢新航線,伊朗又從6月下旬起恢復攻擊船舶,引發美國重啟轟炸,荷姆茲海峽也因此重回戰爭狀態,「雙重封鎖」的僵局捲土重來。
8月上旬,伊朗與阿曼一度傳出已就海峽未來達成共識,雙方同意開闢新航線,伊朗將能負責進入波斯灣的水道,阿曼則管理離開波斯灣的水道,可是美伊隨後又進行了立場升級:8月8日,伊朗表示美國必須滿足在所有戰線停火、解凍資產、解除制裁、賠償戰爭損失等六項條件,才有可能重開海峽;川普則在10日要求伊朗進行戰爭賠償,否則不可能解除港口封鎖。顯然,「雙重封鎖」的海峽僵局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強制攔截與隨機炸船也將成為某種常態。
第三就是與海峽危機聯動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消長。
其中,黎巴嫩戰線直接與6月的諒解備忘錄掛勾,伊朗也因此反覆操作海峽槓桿,希望保下真主黨這個重要籌碼,只是在美國、以色列、黎巴嫩政府的三方施壓下,真主黨還是面臨解除武裝的巨大壓力。無獨有偶,加薩哈馬斯也已在7月6日宣布解散統治機構,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則被政府勒令在9月30前解除武裝,更在7月28日遭遇美國沙烏地的直接空襲。
不過相較「抵抗軸心」的陸上震盪,葉門胡塞作為沿海代表,倒是在7月下旬開始了活躍表現:7月13日沙烏地策動轟炸葉門機場後,胡塞便從20日開始干擾紅海的曼德海峽、襲擊船舶,導致海峽危機出現聯動趨勢。而後隨著沙烏地在24日對荷台達(Hodeidah)發動空襲,胡塞也開始襲擊沙烏地在吉贊(Jizan)、延布(Yanbu)的能源設施,以及葉門政府控制的摩卡港(Port of Mokha)。顯然,葉門內戰正因伊朗戰爭隱隱復燃。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第四就是被前述軸線牽動的中東集體安全問題。
首先是被海峽危機、葉門衝突催生的「多國海上防禦聯盟」(MMDC):7月30日,沙烏地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巴林、卡達、約旦、科威特、葉門等13國宣布成立軍事聯盟,目的是確保中東水道的航行自由,包括亞丁灣、曼德海峽與紅海。8月13日,沙烏地宣布聯盟正式啟動,各國將開始將交換情報與資訊、制定作戰計劃,隨後開展聯合海軍行動。
再來是因伊朗攻擊、胡塞再起,而導致沙烏地、巴基斯坦、土耳其在8月7日簽署的《麥加聯合防禦協議》(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也就是各方所謂「中東北約」雛形。從時序發展來看,協議來自兩股脈絡的相互交纏:加薩戰爭期間,沙烏地就已在2025年9月與巴基斯坦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SMDA);伊朗戰爭爆發後,沙烏地、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又在2026年3月共組「四國集團」,協調衝突的後續發展。而推動兩股脈絡前進的,當然就是戰爭暴露的巨大問題:美國的保護傘已經無法確保盟友安全。
整體來看,已被淡化的核議題、治絲益棼的海峽僵局、你進我退的「抵抗軸心」消長、以「中東北約」為代表的集體安全問題,這四大軸線正好共構談判60天的動態起伏,並也呼應伊朗戰爭的三階段延燒軌跡。即便核議題有所淡化,海峽僵局、抵抗軸心、集體安全這三條軸線卻是愈發沉重,並也勢必牽引未來的和戰走向。

伊朗戰爭三階段
首先回顧四大軸線與伊朗戰爭的三階段互動。
表面來看,這場戰爭起於2026年2月28日的美以空襲;但實際上,衝突根源來自美國、以色列、伊朗的長期對峙,並在2023年加薩戰爭吞噬大量「抵抗軸心」板塊、波及周遭國家後,逐步形成當前伊朗戰爭的多軸線結構。
如果以筆者慣用的西洋棋角色進行比擬,衝突行為者整體可以分成兩層。第一層是戰爭主要的三大行為者,美國、伊朗、以色列;第二層則是廣泛的親美陣營與「抵抗軸心」板塊,前者包括沙烏地、阿聯等海灣阿拉伯國家,以及土耳其、埃及、巴基斯坦等主要穆斯林國家,後者則有哈馬斯、真主黨、敘利亞阿塞德政權(Bashar al-Assad)、葉門胡塞、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
而第一層行為者的行動邏輯,將會主導戰爭發展趨勢,也將對第二層行為者產生角色動員。其中,戰意最強的以色列可以說是白方國王,雖然戰鬥半徑有限,卻始終有強大盟友護航,也就是作為白方皇后的美國;而美國雖然是強大皇后,擁有全方位移動與跨區打擊能力,卻也要受高昂政治成本與出動代價牽制;伊朗則長期扮演黑方國王,基本上隱藏在後方,主要依賴周邊棋子構築防禦縱深。
而這主要三方的第一輪戰爭博弈,就是2023年爆發的加薩戰爭,其實也就等同當前伊朗戰爭的第一階段。
在這一階段,棋局由伊朗的出擊拉開序幕:
調動加薩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形同是讓前線孤兵直接踩入白方國王(以色列)的近身格位。於是以色列隨即展開侵略性反擊,誓言將哈馬斯從加薩連根拔起。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而眼見哈馬斯陷入危機,黑方國王(伊朗)開始調動棋子協防,黑方的最強大城堡(真主黨)因此向前推進,與白方國王(以色列)在北線爆發正面衝突,以色列也隨後在2024年10月入侵黎巴嫩,雙方於同年11月勉強停火;扼守紅海、不斷發動跳格奇襲的黑方騎士(胡塞),則在伊朗指揮下開始打擊過路船舶、以不對稱戰力製造海峽危機,從而引來白方皇后(美國)對於葉門格位的反覆轟炸,雙方最終在2025年5月達成停火協議,暫時凍結紅海危機。
這段期間,由於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12月閃電崩塌,作為「抵抗軸心」孔道的敘利亞瞬間變天,伊朗痛失一格。白方國王(以色列)於是利用時機,直接入侵敘南建立緩衝區,敘北的土耳其也同樣完成卡位,雙方開始合作切斷黑方城堡(真主黨)的物資生命線。基本上,這是土耳其在伊朗戰爭的最早行動,其實也就等同扮演白方主教,在戰場上反覆斜向穿插,但也不排除會因國家利益轉變立場。
接著整場衝突在2025年6月急遽升級:以色列與伊朗爆發「十二日戰爭」,其實也就等同黑白兩方國王的隔空對撞,白方皇后(美國)也首次繞過所有代理人,直接打擊黑方國王(伊朗)本土的核設施。雖說這次戰爭並沒有引爆更大規模衝突,但三方已經各自跨越了過去紅線,為後續升級埋下隱憂。
之後,白方皇后(美國)雖然力促加薩停火,白方國王(以色列)卻是不肯罷休,並在2025年9月直接打擊卡達的哈馬斯總部,引發原本作為白方低調兵卒的沙烏地改變角色,攜手巴基斯坦共同簽署防禦協定,就此升格為具有主動出擊能力的白方城堡,巴基斯坦則以能夠跳格奇襲的騎士身分,正式加入伊朗戰爭棋局。
最終,加薩戰爭在2025年10月正式停火,沙烏地等海灣國家大多加入川普推動的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要以國際託管形式治理戰後加薩、推動哈馬斯解除武裝,其實也就等同是在敘利亞變天後,聯合美以進一步削弱「抵抗軸心」板塊,要對伊朗再下一城。伊朗則是在戰後出現了嚴重金融危機,連環引爆2026年1月的大規模示威,最終在2月重啟與美國的核談判,希望緩解國內經濟壓力,作為白方低調兵卒的阿曼則就此展開斡旋。
可以發現,作為衝突第一階段的加薩戰爭,其實已經具備日後伊朗戰爭的眾多特徵,除了白方皇后(美國)與國王(以色列)的戰略分歧、伊朗內部的和戰路線之爭、海灣國家的多重角色外,四大軸線的共構雛型已是清晰可見:核議題、海峽危機、抵抗軸心、集體安全基本上互為槓桿。
接著進入伊朗戰爭第二階段:2026年2月美國與以色列的聯合軍事行動。
用棋盤動態來比擬,也就是白方國王(以色列)與皇后(美國)聯手發動了致命閃擊,重創黑方國王(伊朗)的核心高層。而這種突破無數紅線的激進作法,也直接改變了伊朗的角色設定,導致隱於幕後的黑方國王,瞬間分身出擁有全方位移動與跨區打擊能力的皇后面孔(革命衛隊),黑方也隨後展開全線反撲。
首先,黑方皇后(革命衛隊)除了自己親身下場,也調動城堡(真主黨)、兵卒(伊拉克親伊朗民兵)等所有殘存「抵抗軸心」,對白方國王(以色列)、城堡(沙烏地)、兵卒(海灣國家)進行了全方位打擊;再來,黑方皇后(革命衛隊)也直接運用地緣優勢,封鎖荷姆茲海峽的戰略格位,開始對白方操作槓桿。
而這種破天荒升級,直接導致海灣出現三股脈動。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第一是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阿聯,由於遭受伊朗的最猛烈打擊,所以也採取了最綁定美以的大膽立場,不僅直接開放以色列防空系統入駐、也在5月退出OPEC,顯然是有意在沙烏地領導外另起爐灶,形同是從一般兵卒升格成了步法靈活的騎士。
第二是作為白方城堡的沙烏地,選擇利用伊朗戰爭的戰略機遇,著手形塑自己的國家集團領導地位,於是在3月與白方主教(土耳其)、白方騎士(巴基斯坦)、白方兵卒(埃及)共同成立「四國集團」,要協調衝突的後續發展。
第三則是巴林、科威特、卡達、阿曼,基本上這四個海灣國家大體維持低調兵卒身分,並不過度介入戰爭。即便阿曼與卡達日後投入斡旋,卻也始終是以停火止戰為最高目標,而不謀求更大的地緣與國家集團影響力。
隨後,黑白雙方在4月達成了短暫的臨時停火。可是這種脆弱平衡僅維持不到兩個月,就在5月下旬走向解體。一來,白方國王(以色列)始終拒絕接受停火限制,並且持續對「抵抗軸心」的加薩、黎巴嫩、敘利亞格位蠶食鯨吞,黑方城堡(真主黨)受損尤其嚴重;二來,黑方皇后(革命衛隊)始終與白方皇后(美國)在海峽議題上分歧,這就導致雙方隨後都進行了局勢升級,要用軍事手段來衝撞談判僵局,黑方皇后(革命衛隊)甚至一度打擊白方國王(以色列)。
而眼看大戰即將到來,「四國集團」與巴基斯坦、卡達竭力斡旋,最終成功促成6月17日的諒解備忘錄簽署,以美國提供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重開海峽、重返核談判,其實也就是「臨時停火2.0」。
可以發現,作為戰爭第二階段的美以聯合軍事行動,明顯放大了第一階段的特徵,包括美以之間的戰略分歧、伊朗內部的和戰辯論、海灣國家的不同反應,四大軸線的互為槓桿也更加明顯:面對美以持續進逼「抵抗軸心」,伊朗便以海峽危機、威脅中東集體安全進行牽制,美國則設法用核協議背後的解除制裁議程,誘使伊朗重開海峽、坐回談判桌。而這也預示了停火進程的反覆無常,因為任何一條戰線起火,都可能引發其他戰線震盪。
再來就是60天談判依然無解的戰爭第三階段。
基本上,諒解備忘錄的邏輯如前所述,就是白方皇后(美國)希望緩和局勢、尋求退場,可是黑白雙方的各自內部分歧,卻明顯阻礙了協議的後續推進:白方國王(以色列)依然持續打擊「抵抗軸心」,尤其是位處黎巴嫩的真主黨;黑方皇后(革命衛隊)則堅持將談判進程掛勾「抵抗軸心」戰線,尤其要求黎巴嫩必須停火,同時也主張永久控制海峽。
於是,當白方皇后(美國)與兵卒(阿曼)在6月下旬暗自開闢新水道時,黑方皇后(革命衛隊)便恢復了對船舶的打擊,可是海峽開放同樣是白方皇后(美國)的底線,於是局面又走向黑白皇后的相互攻擊,美國也取消了對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同時重啟封鎖。當然,伊朗內部仍有力主談判的聲音,包括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外長阿拉奇(Abbas Araghchi),但在黑方皇后(革命衛隊)主導國家軍事行動的背景下,黑方國王(伊朗)的外顯姿態也就等同主戰的皇后。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不過在這波戰火復燃中,伊朗明顯聚焦科威特、巴林這兩個先前未受重創的白方兵卒,而未再大規模襲擾白方城堡(沙烏地)、騎士(阿聯),也對白方國王(以色列)秋毫無犯,顯然是不希望重返全面戰爭的失控狀態。白方皇后(美國)則同樣接受卡達、巴基斯坦、阿曼等國的斡旋,其實也就是與伊朗進行間接談判,要以臨時安排促成海峽重開。
但就在戰爭主要行為者都設法克制的當下,白方城堡(沙烏地)卻在7月強勢出擊,對只在戰爭第一階段行動、但在戰爭第二階段神隱的黑方騎士(胡塞)進行打擊,後者於是被迫重返戰場,紅海與葉門戰線也因此復燃,一度成為「抵抗軸心」的最活躍板塊。
顯然,戰爭因為白方城堡(沙烏地)的莽撞行動而擴大,可是白方皇后(美國)又正因海峽局勢自顧不暇,這就導致沙烏地只能「自力更生」:先是在7月30日偕同13國成立「多國海上防禦聯盟」,又在8月2日勸阻美國不要對伊朗發動大規模打擊,接著是在8月7日與白方騎士(巴基斯坦)、白方主教(土耳其)簽署《麥加聯合防禦協議》,聲稱「攻擊一國等於攻擊三國」。當然,黑方騎士(胡塞)還是持續對沙烏地發動襲擊。
最終,在美國伊朗無法就海峽達成共識、「雙重封鎖」的僵局持續、葉門戰火復燃的背景下,諒解備忘錄在8月17日正式到期,戰爭第三階段也由此進入更加模糊的未知狀態。

海峽僵局:美國經濟戰對上伊朗強硬派
觀察當前局勢,四大軸線基本如前所述:核議題正被美國逐漸淡化,海峽危機成為各方焦點,並與「抵抗軸心」、中東集體安全問題相互牽引。這就導致不同行為者的行動邏輯愈發分歧。
對美國來說,最迫切的短期目標就是開放海峽,削弱「抵抗軸心」則可以做為背景緩慢推進,包括協助以色列與黎巴嫩政府解除真主黨武裝、施壓已經解散統治機構的哈馬斯進一步解除武裝、要求伊拉克政府解除親伊朗民兵的武裝;至於核議題雖能提供促談的經濟誘因,但川普顯然已不強求就此達成協議。因此美國當前做法,其實就是在不主動軍事升級的前提下,維持對伊朗的港口封鎖,要用經濟焦土戰迫使伊朗開放海峽。
不過以色列的排序似乎正好相反。整體來看,以色列最關切的就是核議題、被美國自動忽視的飛彈計畫,還有與哈馬斯、真主黨相關的「抵抗軸心」動態,因此不論美伊如何談判,以色列始終拒絕從加薩、黎巴嫩、敘利亞撤軍。與之相比,海峽危機反而是最無關緊要的議題。顯然,前述的白方國王與皇后分歧,至今已是壁壘分明。
而伊朗的排序則又更加複雜。如前所述,伊朗從戰爭第二階段開始,就已經分裂出兩種身分:傳統上不與敵人直接交鋒的黑方國王、主張直接打擊敵方的黑方皇后(革命衛隊)。這就導致60天談判期間,伊朗往往是談判與攻擊交互、甚至同時進行。而從8月8日伊朗新提的六點條件來看,海峽重開又明顯與「在所有戰線停火」相掛勾,顯然還是反映革命衛隊的重點考量:要以海峽為談判槓桿,設法保住「抵抗軸心」的剩餘能量。
可以這麼說,當前的海峽危機其實並不單純聚焦海峽,而是反映四大軸線的複雜交纏:如果美國與以色列對於「抵抗軸心」持續進逼,伊朗就會以海峽危機、中東集體安全作為威脅;但伊朗的持續強硬,也同樣會有附帶風險與成本,那就是美國封鎖港口導致的伊朗版海峽危機、中東新集體安全框架帶來的圍堵風險,以及損失核議題本身附帶的經濟誘因。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當然,不少分析都指出,經濟焦土戰無法實現美國的最高戰爭目標,也就是推動伊朗政權更迭;但是,如果灰頭土臉的美國已經決定唾面自乾、縮小範圍,只將目標聚焦於海峽重開,那麼經濟施壓未必無法奏效。
關鍵在於,海峽危機也明顯正在損害伊朗的對外貿易,尤其是作為財政支柱的原油貿易。
根據大宗商品與航運數據分析公司Kpler數據,伊朗原油向中國煉油廠的每日平均交付量,已從3、4月的170 萬桶以上,驟降到7月的不足50萬桶。這背後原因除了戰爭封鎖衝擊出口外,也與高漲的運輸成本相關:根據Kpler數據,伊朗7月的每桶原油售價,雖比市價低了5美元以上,運輸成本卻是超過每桶10美元。這就導致中國選擇轉向伊拉克等買家,採購更加便宜的原油,又或是持續依賴龐大的12億桶國家原油儲備,而非堅持購買相對昂貴的伊朗油。
非原油貿易當然也受到影響。其中,中國作為伊朗的最大貿易夥伴,在伊朗非石油對外貿易總額中佔比三分之一。但根據中國海關記錄,戰爭爆發後的前四個月(3月至6月),中伊貿易總額已降到8.23億美元,約略只有去年同期水準的四分之一。這背後當然也有運輸成本高漲的影響,例如伊朗中國商會主席馬吉德雷扎·哈里里(Majidreza Hariri)就表示,如今從中國通過海運或陸路向伊朗運輸貨物的成本,已經高達戰前的四倍,運輸一個貨櫃的成本超過13,000 美元。
此外,由於伊朗持續打擊阿聯油輪、又在8月19日發生飛彈襲擊事件,後者就因此在同日宣布停止與伊朗的全部經貿、金融交流,實施貿易禁運,這就必然會對伊朗帶來更大衝擊。關鍵在於,阿聯不僅是伊朗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更是協助伊朗規避制裁的重要金融口岸。當然,這背後應該有配合美國經濟焦土戰的政治議程。
而以上種種,都會導致伊朗經濟的雪上加霜。根據伊朗統計中心8月發布的最新數據,年均通膨率已攀升到創紀錄的62%,同比通膨率更是飆升到82%,迅速削弱了家庭購買力。
其中,食品價格是通膨的主要驅動因素,並已連續第六個月維持在三位數,例如7月份,全國食品的通膨率就達134%,農村地區更是高達140%。且在統計機構監測的食品中,超過三分之二的食品價格已經突破經濟學家所說的危機水準。
此外根據伊朗勞工通訊社(ILNA)報導,近幾個月來,就連雞肉、雞蛋和麵包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對許多工薪階層家庭來說也是難以負擔,光是麵包價格就平均上漲了100%至140%。政府在1月示威後推出的食品券,如今也失去了大部分的購買力。
更致命的是,由於戰爭破壞、進口困難、國內生產與需求差距,伊朗開始面臨燃料不足的窘境,為此政府不得不就三項抑制汽油消耗的提案進行討論,包括對加油站的每日供應量設定上限、收緊車輛配額並允許以市場價格出售更多汽油、將燃料配額從車輛轉移到個人並允許公民進行交易。
可是油價上漲從來都是伊朗國內的高敏感問題,例如人稱「血腥十一月」的2019年全國示威,導火線就是油價上漲。正因如此,裴澤斯基安還在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承諾,未經公眾同意不會提高汽油價格,如今卻不得不進行討論,顯然危機已有一定急迫性。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當然,中產階級被腐蝕、低收入戶難以維生,都未必能讓伊朗高層改變戰爭決策,近期的軍方人事改組就透露一定線索。8月9日,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Mojtaba Khamenei)任命革命衛隊前總司令雷扎伊(Mohsen Rezaei)為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隨後又在10日任命6位政要出任武裝部隊總參謀部、革命衛隊、民兵武裝巴斯基(Basji)的高層職務。基本上前述7位都以強硬立場著稱。
其中,接掌巴斯基的塔伊布(Hossein Taeb)不僅曾任革命衛隊情報機關負責人多年,更在2009年示威中指揮巴斯基進行鎮壓、維持秩序。因此其任命也被廣泛解讀為:在戰爭與封鎖持續的背景下,伊朗高層對於經濟惡化可能導致的政治風險、示威回潮,已經有所預期,所以設法要用巴斯基築起第一道防火牆,以免2026年1月的大規模示威捲土重來。
只是,經濟困局還是呼應一個現實:伊朗或許有「邊打邊談」的能力,卻沒有「只打不談」的本錢。即便立場強硬如雷扎伊,也還是在接受伊朗勞工通訊社採訪時表示:「伊朗應該進行談判,但自己反對的是在談判進行期間維持停火。」從這個視角來看,雷扎伊與裴澤斯基安政府的主要區別,其實不在伊朗是否應該進行談判,而是應該以什麼條件談判,軍事壓力與外交手段又是否應該並存。
而伊朗的保守派報紙《法希赫特甘報》(Farhikhtegan newspaper)同樣反對某些極端強硬派的論述,也就是將伊朗的選擇簡化為讓步與戰爭。這也就與雷扎伊的本身觀點相共鳴:批評了認為可以通過讓步、尤其是移交荷姆茲海峽管理權,而將衝突轉化為和平的聲音,更批評了僅從軍事角度看待衝突,並將戰爭視為唯一解決方案的立場。
因此,在諒解備忘錄已經過期的可見未來內,圍繞海峽的對峙恐怕還會持續進行:伊朗不會徹底停止對外攻擊,對象可能包括船舶、海灣或其他中東國家;以色列也不會停下對「抵抗軸心」的打擊,不論是在加薩、黎巴嫩或敘利亞;美國則會推進封鎖與制裁,並與以色列繼續施壓「抵抗軸心」解除武裝,但也會同時避免與伊朗爆發大戰。與此同時,儘管各方軍事集結不斷,水面之下的外交接觸也還會繼續進行。

中東北約:持久趨勢還是各有議程
而在這段過程中,不論是海灣國家或「抵抗軸心」板塊,明顯就要成為三方施壓談判、推進戰爭目標的手中籌碼,說得更直接,其實就是充當受威嚇或被打擊對象。
這就會牽引出另一個話題:被加薩、伊朗戰爭一路催發的中東集體安全變化,包括2025年9月沙烏地與巴基斯坦簽署的《戰略共同防禦協定》,2026年3月沙烏地、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籌組的「四國集團」,7月30日沙烏地成立的「多國海上防禦聯盟」,8月7日沙烏地、巴基斯坦、土耳其簽署的《麥加聯合防禦協議》,究竟能不能成為「後美軍」時代的中東主旋律,又或是會重複過往類似建制的宿命,只能在威脅當下促成各方團聚,而無法形塑長久的區域秩序。
其中,參與所有前述安排的沙烏地,明顯是一大關鍵;而被所有前述安排跳過的阿聯,則又代表了另一種機制立場。這就體現白方城堡(沙烏地)與騎士(阿聯)的不同路線選擇。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其中,沙烏地明顯更重視自己在國家集團中的政治合法性、戰略中心地位,阿聯則更側重靈活的夥伴關係、經濟一體化和網絡化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因此面對加薩戰爭爆發,雙方的對外姿態其實早已出現分歧:沙烏地受巴勒斯坦議題牽制,必須考量關係正常化可能帶來的內外政治成本,因此只能反覆調整姿態,持續推遲對以建交;反之,阿聯卻是將與以色列的關係視為戰略資產,認為只需妥善管理而非推倒重來。
伊朗戰爭爆發後,雙方又進一步強化了原有策略:阿聯持續深化對美以軸心的綁定,沙烏地則更傾向建立某種區域性的國家集團,例如「四國集團」、「多國海上防禦聯盟」、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聯合防禦協議》,而且無一例外全都排除阿聯參與。這背後邏輯,其實也就像沙烏地過去對卡達的外交圍堵、與伊朗的地緣博弈,目的都是大刀闊斧鞏固領導地位。
而從這個視角回顧前述集體安全新機制,或許就能體察聯盟底下的複雜脈動。首先,這些機制當然證明美國保護傘的嚴重失靈,導致區域國家必須自求出路、團結嚇阻;可是與此同時,這些動態也無疑展演沙烏地的地緣野心,要利用戰爭變局擴大勢力範圍。
這或許就解釋了一個戰爭過程中的神奇現象:為何沙烏地一面籌組集體安全機制,看似要在美國領導外另起爐灶,自己卻又反覆支持美以軸心對於伊朗的地緣施壓,包括2025年9月與巴基斯坦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後,隨即在2026年2月遊說美國對伊朗開戰;2026年3月籌組「四國集團」後,又在7月通報美國轟炸葉門薩那機場,以及與美國共同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
甚至早在加薩戰爭削弱作為「抵抗軸心」樞紐的真主黨、導致作為「抵抗軸心」關鍵孔道的敘利亞變天時,沙烏地的外交與資本也就已經進入敘利亞、黎巴嫩布局,要競逐搶占伊朗勢力消退的地緣真空,正如後續加入川普的「和平委員會」,也同樣是希望參與戰後加薩治理,擴大地緣影響力。而以上規劃要能推進,當然都是建立在「不反美反以」的戰略姿態前提下。
因此,論及伊朗戰爭對沙烏地的影響,或許可以說是加速與安全夥伴關係的多元化進程,包括強化與巴基斯坦、烏克蘭、其他中東國家的防務合作,卻不等於完全取代與美國的關係。
當然,利用《麥加聯合防禦協議》推進自身地緣目標的不只沙烏地,巴基斯坦也存在類似考量,這就反映近年南亞兩強面向中東的地緣競逐:印度明顯強化了與以色列的關係,巴基斯坦則持續攻略伊朗與阿拉伯國家。但這同樣會對巴基斯坦構成行動限制:有鑑於巴基斯坦與伊朗在邊境安全協調、貿易關係、反恐議題的務實合作,所有明確針對伊朗的集體威懾機制,都必然會對巴基斯坦構成挑戰。
正因如此,即便2026年伊朗戰爭導致沙烏地被襲擊後,沙巴已經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巴基斯坦卻沒有發揮「沙烏地親衛隊」作用,直接對伊朗進行軍事回擊;正如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聯合防禦協議》出爐後,即便各方宣稱攻擊一國等於攻擊三國,但面對葉門胡塞持續打擊沙烏地煉油廠與船舶,巴基斯坦也都沒有真正動手。
歸根結柢,巴基斯坦的戰略困境始終存在:究竟是要維護與海灣國家的夥伴關係,還是保障自己的邊境穩定。可以這麼說,當前框架或許具有歷史意義,卻明顯沒有提供緩解前述矛盾的機制,因此對巴基斯坦來說,即便《麥加聯合防禦協議》表面威嚇意味明顯,卻也還是與外交機制沒有區別。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至於土耳其,基本上作為北約成員國時,就已經主打「機會主義」至上的行動邏輯;面對中東議題,也同樣傾向以問題為導向的框架,重點關注國防協調、情報共享和軍事訓練合作。因此加入《麥加聯合防禦協議》本身,其實預示土耳其不僅有機會擴大軍售市場,更獲得了深入海灣的機會之窗,但這同樣不代表與美以秩序的徹底對抗。例如面對黎巴嫩戰線,土耳其就積極表示有意加入美以主導的解除真主黨武裝進程。
當然,《麥加聯合防禦協議》未必只能針對伊朗,也可以在某些情境下實現對以色列的嚇阻。但平心而論,這種色彩又會同時阻卻聯盟的擴大,因為已經與以色列建交的國家都不會輕易加入,例如阿聯就訕笑沙烏地只是想跳過多數海灣國家另起爐灶,而且三國之間「根本不存在共同敵人」;埃及雖然被土耳其力邀參與,卻也因為以色列表達關切、沙烏地又認為埃及太親近阿聯,所以最終沒有加入,否則在土耳其原本的設想內,《麥加聯合防禦協議》或許應該等同「四國集團」的防務合作協議。
可以發現,美國的保護傘確實破洞又漏風,可是號稱「中東北約」的《麥加聯合防禦協議》究竟能走多遠、又能擴容出多少成員,其實取決於各國能否真正管控彼此的結構性矛盾、承受優先事項分歧的現實考驗,以及當前危機又是否能產生足夠且持續的壓力,來迫使各方在威脅消退後依然保持團結一致。

如果不能,後續恐怕就會如同1950年《阿拉伯聯盟聯合防禦與經濟合作條約》(Arab League Joint Defenc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Treaty)、1955年《巴格達條約》(The Baghdad Pact)、1984年海灣合作委員會半島盾牌部隊(Peninsula Shield Force)、2015年針對葉門的「果斷風暴行動」(Operation Decisive Storm)聯軍等眾多前例,如果不是「攻擊一國等於攻擊整體」的宣言流於形式,就是因為各方分歧宣告解體。
不過回歸戰爭整體棋局,即便中東集體安全機制尚不如北約,卻也還是戰爭四大軸線之一,而且能發揮一定嚇阻作用。成效最明顯的或許就是針對海峽危機。
表面來看,荷姆茲海峽的「雙重封鎖」僵局仍在持續,紅海危機也似乎同步連動。但觀察現實數據,兩道海峽其實仍有船舶每日通過,而且運量正在回升。
首先是荷姆茲海峽,雖說炸船事件不時發生,但根據Axios的19日報導,曾在6月下旬引發伊朗攻擊的阿曼水道,如今因為美軍進行護航已經恢復通行,每日的原油平均出口量持續增加,目前已接近1,000萬桶,約為美伊戰前運量的一半。與此同時,也有船舶使用伊朗水道而沒有被美軍攔截打擊。
再來是從7月下旬起被胡塞反覆干擾的曼德海峽,雖說攻擊後第一周的流量暴跌24%,但如今炸船事件已鮮有發生,胡塞更多是轉而對葉門政府軍轄地、沙烏地煉油廠發動零星攻擊,紅海運量則隨之回升,航運巨頭們的8月上旬動態已經說明一切:達飛海運集團(CMA CGM)、地中海航運公司(MSC)、馬士基(Maersk)與赫伯羅特(Hapag-Lloyd)都將原本繞道好望角的部分貨運量,重新移回途經蘇伊士運河和曼德海峽的紅海航線,顯然都是評估胡塞干擾後繼無力。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而也正是以上種種,成功緩解了全球油價飆漲,阻止「夏季每桶飆破150美元」的預言成真。當然,真正促使海峽無聲「半通航」的,或許還是水面之下的多方外交斡旋與交換,以及美國本身的軍事威嚇,但這背後或許也不能排除沙烏地成立「多國海上防禦聯盟」、《麥加聯合防禦協議》所發揮的嚇阻作用,不論是對伊朗或胡塞武裝,尤其7月下旬葉門戰火復燃後,葉門政府明顯是在美國與沙烏地支持下,對胡塞武裝進行了上百次打擊。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從加薩戰爭到伊朗戰爭,四大軸線經歷將近3年的戰火煉化,或許早已在各種衝突的邊界試探下,勉強形成了高風險的戰爭調節機制。
一方面,由於四大軸線相互牽制,其中一條起火都可能震動其他三條,不論是核議題、海峽僵局、抵抗軸心或集體安全,都已不再是完全獨立的問題,而是同一場戰略對抗的不同戰線。這就可能迫使各方形成沒有大戰與協議,但海峽不算安全、卻也沒有徹底封死,「抵抗軸心」轉趨低調、卻也沒有徹底消亡的危險平衡。
但另一方面,正因這種危險平衡完全建立在「不戰不和」的模糊狀態上,只要衝突當中有一方為了推進戰爭目標而猛然施壓,就有一定機率觸發全面升級的連鎖反應。換句話說,這種調解機制之所以高風險,不只是因各方為達「更有利自己的平衡」,都有動機故意升級,更是因為各方的每一次試圖加壓,都有可能減少另一方的不回應空間,導致平衡的更加不穩。
歸根結柢,戰爭與談判就是光影相生的一體兩面,談判破裂導致戰爭,戰爭卻又可能推動談判。聚焦當前伊朗棋局,正是因為行為者數量眾多、四大軸線複雜交纏,所以能在邊打邊談中反覆形成多階段的危險平衡;但與此同時,這也預示各方其實都無從確定,每一次升級的最終結果,究竟是朝著協議出爐更進一步,還是朝向協議破局一路狂奔。 (相關報導: 沈旭暉專欄:川普加沙新方案─哈馬斯接受,以色列反而拒絕?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01》國際評論主筆。本文原刊《香港01》,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