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實權的副總統─自信認為台灣因為他而蛻變：《台灣的李登輝時代》選摘（3）

直到今天，確實仍有不少人無法理解為何蔣經國挑選李登輝為副手。回到一九八○年代的時空背景，當「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仍是台灣這塊島嶼的政治主軸，或許小蔣已默認兩岸未來終究須面對現實，彼此有所互動、接觸與妥協，如此一來，安排一位曾經有共產黨背景的人與對岸打交道，不僅中國方面可以接受，由本省籍人士出面與中共談判，對大多數的台灣人也能交待；而時事造化，讓李登輝確實享有比前任謝東閔更多來自蔣經國的信任與授權。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國民黨正、副總統候選人出爐才剛過一星期，立法院正準備開啟新會期總質詢，然而當天上午九時，行政院長孫運璿卻未現身會場，臨時改由副院長邱創煥代為宣讀施政報告，因為就在七個小時之前，孫在家中書房熬夜修改報告的內容時，突然因腦溢血癱倒在地，被緊急送往榮民總醫院進行手術急救；雖然手術順利取出腦中血塊，但他中風後的復原狀況並不理想，只能以輪椅代步。事發當天蔣經國一早接獲消息後，不禁潸然淚下，他立即趕赴醫院探視，接連五天蔣六度前往榮總探望這位他深深倚重、曾經共同經歷國家諸多患難危機的親密僚屬。蔣經國曾對郝柏村感慨道，原本計劃培養孫運璿為下一任總統，「把孫院長排在國民黨中常委第三名，就是準備讓他擔任下一屆總統。」

孫運璿意外退出政壇，打亂了蔣經國的人事布局，也讓威權體制內頓時失去相對穩定的權力預期。為了延續財經內閣的執政風格，他挑選同樣具備財經背景的中央銀行總裁兼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的俞國華繼任閣揆，對蔣而言，這是無奈的選擇。俞早年出身委員長侍從室，他來自浙江奉

化，與兩蔣父子有同鄉之誼，正因為俞國華與蔣家的淵源實在太深，政壇早有傳聞，只要兩蔣父子擔任國家元首，俞就不會出任閣揆，以防外界非議；而今形勢使然，蔣經國不得不打破政壇默契，把俞國華找來接掌行政院。

儘管如此，黨政高層對俞究竟能否勝任，不免缺乏信心；蔣經國去信安慰宋美齡，稱他相信台灣人民對於省籍情結日漸淡薄，俞國華終將順利通過立法院與民意的考驗，然而宋美齡卻大潑冷水，不以為然，認定俞不但無法為蔣分憂解勞，屆時反而事事都需仰賴蔣親自做決定，「實際上將等於汝兼行政院」。以後見之明而論，宋美齡的預言頗為準確，俞國華擔任閣揆期間台灣內外狀況層出不窮，國際形象一落千丈，此為後話。

在強人政治下，權力上升往往不是來自競爭勝出，而是來自他人出局。少了幹練、施政經驗豐富的孫運璿輔佐國家大政，蔣經國自然希望李登輝能多分擔一些責任。在正、副總統宣誓就職翌日，蔣經國要李登輝陪他一同前往慈湖謁靈，並罕見地邀請李與他同車；蔣的行事風格向來隱晦，講得少、聽得多，然而當天他在車上卻主動告訴李登輝：「我的身體不是很好，有些事情希望你未來多幫忙。」李登輝很快就理解這番話並非客套之詞，蔣要求他在一些重要議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特別是外交工作以及與「黨外」的溝通。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ROC監察院亡於李登輝之手 ｜ 更多文章 ）

自從退出聯合國以後，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在一九七九年失去美國邦交後來到谷底；相較之下，對岸在鄧小平的主政下，以改革開放路線獲得國際社會極大好評。該年（一九八四）九月二十六日，中、英雙方就香港主權問題的談判達成協議，並發表聯合聲明，北京承諾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以「一國兩制」維持香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與英國政府談判順利結束後，鄧小平的聲望達到頂峰，意氣風發、信心十足的他趁勢將「一國兩制同樣適用於台灣」的論點向全世界強力推銷，一時之間獲得不少西方國家輿論的支持；時任美國國務院亞太

助理國務卿伍弗維茲（Paul Wolfowitz）便坦言，鑒於各方對中、英的香港主權聯合聲明的反應良好，美政府對於未來「一國兩制」是否也適用於台灣，樂觀其成。

人在紐約的宋美齡注意到美國報章同樣有評論指稱，既然中共可以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在台灣應當也可行，她對此輿論風向非常焦慮。更糟的是，鄧小平又揚言，若蔣經國繼續拒絕接受和平統一，解放軍則有能力封鎖台灣海峽，這種軟硬兼施的手腕帶給台北沉重的壓力，一度還引發歐美各國關注台海局勢，英政府在評估兩岸的軍事實力對比之後得出結論，稱中共若決定蠻幹，處於孤立無援的台灣終將難逃被封鎖的命運。

蔣經國為了突破外交困境，在五月二十一日與李登輝同車前往慈湖的路上，主動提及希望李能代表他出國訪問友邦，一星期後蔣又叮囑他多注意並研究國際關係與軍事問題，特別是伊朗與伊拉克「兩伊戰爭」下的中東局勢，並指示外交部長朱撫松安排簡報。六月五日，朱撫松依約前往總統府向李登輝報告外交業務，內容涵蓋中南美洲、北美、東南亞與中東地區，此一安排極不尋常，因為外交事務向來屬於總統的權責，副總統根本管不著；就當時情況而言，中華民國對外政策牢牢掌控在有「外交教父」之稱的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手中，而蔣經國卻堅持讓李登輝開始接觸外交事務。

如前一章所述，李登輝對外交工作並不陌生，早在擔任政務委員時他便代表國家前往非洲與南太平洋訪問，在台北市長與省主席任內也曾多次出訪，推動城市與地方外交；與謝東閔六年副總統任內從未踏出國門一步相比，李登輝上任短短一年半，便三度前往邦交國進行官式訪問，行程涵蓋南非共和國、烏拉圭、巴拉圭、哥斯大黎加、巴拿馬與瓜地馬拉，如同十六年前在蓋亞那以農經專業為台灣爭取邦誼，一九八五年春天他前往烏拉圭出席該國新總統就職典禮時，再次運用個人專長與烏方交涉斡旋，提議由台灣提供農技支援來協助該國生產黃豆，然後由台方保證收購其黃豆產品，以鞏固早已拉警報的邦交關係。

晚年李登輝曾言，這些出訪安排除了拓展台灣外交的能見度之外，蔣經國也有藉此拉抬其政治身價的特殊用意，可謂用心良苦，爭取「走出去」自此成為李登輝的信念，為日後推動務實外交埋下了種子。

從接觸外交與國際事務的過程中，李登輝得以進一步深入思索兩岸分治以來諸多影響台灣地位的複雜因素。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國府當局的態度則是以蔣經國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消極以對，而李登輝對此有一番研究，尤其注重如何打破「三不」以緩和兩岸關係。一九八四年的雙十國慶，蔣經國在文告中強調應重視香港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一國兩制」；就在同一天，蔣徵詢李登輝對於香港問題的看法，李當下委婉地建議應適度修正「三不政策」，然而蔣經國未置可否。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ROC監察院亡於李登輝之手 ｜ 更多文章 ）

李登輝為了遵循蔣的指示，增進對中東問題的理解，他特地諮詢一些專家，其中一位是時任《中國時報》國際專欄主筆的閻愈政。某次他應邀到總統府與李登輝討論中東局勢時，李告知他最近在書上讀到一段有關已故埃及政治強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與副手沙達特（Anwar Sadat）之間的故事，內容提及納瑟去世後，沙達特繼任總統，心緒總是非常不安，時常在房裡繞來繞去，猶疑徬徨，其夫人見狀後勸他：「你就忘掉納瑟吧。」閻愈政回憶道，李在脫口說出這段故事後，兩人沉默了下來，未再繼續此話題談下去，似乎心照不宣，不宜再多說，閻從而認定李登輝此時對蔣經國的某些政策確實有些意見。

蔣經國堅持不與北京有任何接觸，然而李登輝心中已有不同的見解。國慶活動結束大半年後，一九八五年七月中旬在一次與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長原富士男私下晤談的場合裡，李登輝毫無忌諱地向日方分享其直率的看法：國民黨在回應中共有關兩岸三通的籲求時，應考量自身的情況，以更具信心、更開放的態度來應對，如此才能讓台灣在國際上具備更強的競爭力；但他也坦承，考量當前的政治現實，這種思維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當李登輝要求原富士男嚴格保密雙方談話的內容，在獲其允諾後，他進一步指出台灣的外省人與本省人對中國的基本看法完全不同，在如此複雜的情況下，兩岸要統一談何容易？李還大膽主張，國民黨應當拋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不切實際的政治口號。這番話與一年多前他宣誓就任副總統前夕一連串有關「兩岸統一」的公開發言，可謂天壤之別，或許在面對日本人、回到熟悉的日語情境時，其埋藏心底的真實想法才得以抒發：他一生從未在中國求學工作過日子，既然他缺乏兩蔣父子「丟失大陸」的心扉之痛，自然就沒有「光復大陸」與「統一中國」的強烈渴盼與使命感，在看待兩岸關係與統治正當性的角度，肯定會更傾向從務實面出發。

對蔣經國而言，要打破外交孤立並不容易，而如何有技巧地與黨外勢力周旋，同樣極具挑戰性。美麗島大審過後，由受刑人家屬與辯護律師延續黨外民主運動，威權體制下的國民黨可以允許唱反調的政治人物獨立存在，但絕不能容忍這些人物進行串連、出現組織化運作，遑論發展政黨雛形，然而「組黨」偏偏又是黨外運動努力實現的目標。一九八三年九月九日「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簡稱「編聯會」）宣告成立，上百名來自全台各地黨外刊物的編輯和寫作好手連袂出席，並推舉林濁水與邱義仁為正、副會長，這也是日後民進黨「新潮流」派系的濫觴。

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一日，以擔任中央與地方公職的黨外人士為主體的「黨外公共政策研究會」（簡稱「公政會」）也宣告成立，由曾是國民黨資深立委、後來退黨投入民主運動的外省籍費希平出任會長，時任台北市議員林正杰擔任秘書長。「編聯會」主張在體制外推動民主改革，倡言台灣住民自決，可謂「改革體制」；而「公政會」則傾向於體制內以「議會路線」爭取更多公職席次，力主「公職掛帥」，可謂「體制內改革」。在一九八六年秋天民進黨成立之前，由於路線之爭，這兩股勢力彼此競爭和批鬥相當激烈，各國政府因而一度悲觀地研判黨外運動恐將開高走低，無法形成一股可與國民黨相抗衡的政治力量。

在政治強人眼中，不論是「改革體制」或「體制內改革」，這群黨外份子都是一丘之貉，沒有太大區別，更不會對他們留下任何好感，而且安全部門正嚴密監控這些異議份子的一舉一動，問題僅在於要不要真的動手或何時出手。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ROC監察院亡於李登輝之手 ｜ 更多文章 ）

此時蔣經國希望李登輝擔起更具戰略性的角色，換言之，當時間來到一九八○年代中期，黨外日益肆無忌憚、無所畏懼之際，他希望李扮演國民黨的白臉，與黨外人士展開溝通，以緩和國內日趨嚴峻的對立態勢。如同過去十多年來蔣經國不時做球給李登輝發揮，此時他再次施展類似的手腕；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蔣把李找來，告知他準備提前釋放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林義雄，以及因藏匿施明德而被判刑七年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高俊明，並要李出面進行必要的聯繫工作。接下來數日，李登輝先後與林、高的家屬晤面，代表總統傳達關懷之意，並告之減刑假釋出獄的訊息，林、高兩人獲釋之後，分別前往李的官邸致意，根據李事後向蔣所做的報告，林義雄除了向總統表達謝意之外，還承諾已準備出國進修潛心做學問，切斷一切政治活動。

至於向來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李也趁機釋出善意，對高俊明直言，今後國民黨會朝自由化與民主化努力，未來他願意扮演教會與政府之間的橋梁，謀求台灣社會的和諧與團結。

這齣經過精心設計的政治戲碼，一時之間為國民黨贏得不少美譽；美國國務院以及向來批評國府獨裁的聯邦參、眾議員紛紛發言表示歡迎，認為這有助於台灣民主運作，英國外交部也同樣肯定釋放政治犯之舉對於緩和國內對立氛圍大有助益，值得嘉許。蔣經國龍心大悅，他在嘉勉李登輝時不尋常地當面連說三次「謝謝」，讓李受寵若驚，連稱不敢當。

透過李登輝居間折衝，長老教會開始願意主動與執政當局溝通意見；就在高俊明被釋放不久後，十月五日他帶著翁修恭牧師與商正宗長老再次求見李登輝，探詢政府是否同意長老教會派員參加「普世教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東京舉辦的研討會，由於中共方面也受邀出席，此事涉及兩岸接觸等敏感問題，李登輝建議長老教會以觀光的名義派員參加，但不得與中共代表接觸，也不可發表任何政治聲明。

鑒於與黨外勢力溝通初具成效，同年（一九八四）秋天國府當局因強制取締墾居高雄縣雙連崛錫安山的新約教徒而引發衝突對立之時，蔣經國再次讓信仰基督教的李登輝出面協調相關部會，尋求妥善處理此案。值得注意的是，有了蔣的信任與授權，李登輝開始針對黨外人士的動態向總統報告其觀察與建議，其中林義雄、尤清與陳水扁三人的動向，尤其是彼此經常談論的話題。

李登輝初任副總統不久後便自認獲得層峰信任，並積極參與一些重要的國政議題，儘管此類授權本質上仍屬工具性的，是被政治強人用來維持體制穩定，而非改變體制，但李仍不禁樂觀地相信自己與謝東閔確實不一樣，是具有實際影響力的備位元首。一九八四年雙十國慶前夕，他在總統府接受《產經新聞》專訪，訪談結束後，李忍不住對前來採訪的日本記者山本雄二郎表示，此次他當選副總統，意味著台灣已進入一個新時代，李登輝特地以日語「脫皮」（意指「脫胎換骨」）一詞來形容當前的政治新氣象，令現場日方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隨後這段專訪之外的私下談話被日本外務省列入重要的參考資料，並寫成一份備忘錄。然而，台灣政局真的已經「脫皮」了嗎？李登輝很快就會理解到，他的看法並不正確。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ROC監察院亡於李登輝之手 ｜ 更多文章 ）

＊作者林孝庭，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2010年起兼任胡佛檔案館東亞館藏部主任，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蓋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