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法潮》從一只舊電鍋看制度困境，善意為何仍可能成罪

一名服務逾30年的台北市清潔隊員，因取走資源回收車上一個殘值新台幣32.56元的舊電鍋，並於隔日轉送給住家附近的拾荒婦人，遭依《貪污治罪條例》「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罪」起訴。該罪法定最低刑度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士林地方法院於2025年12月2日宣判時，考量個案情節並適用多項減刑規定，最終量處3個月有期徒刑、緩刑2年，並褫奪公權1年。

案件引發社會關注，「情輕法重」成為討論焦點，也促使法務部啟動修法作業。然回到制度層面，此案所凸顯的問題在於：當原本以防制貪腐為目的的特別刑法，適用於金額低微且具有特定行為背景的個案時，現行制度在規範目的、構成要件與量刑結果之間，是否仍具備足夠的調整空間與精確性。

要理解本案的爭議，需先回到《貪污治罪條例》的立法目的。義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林俊宏指出，該條例所保護的法益，核心在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的公正性與廉潔性，而非單純的財產權益。正因公務員係基於職務地位而接觸、持有並處分特定財物，法律遂對其課以較一般刑法更為嚴格的責任。

從構成要件觀察，林俊宏律師分析，不論涉案金額高低，亦不以行為動機為判斷標準，只要公務員將職務上持有之物擅自處分，即可能觸及相關規範。以本案為例，清潔隊員將回收車上的電鍋取走並轉送他人，即符合侵占行為的基本構成要件。

此一法律邏輯亦反映於行政規範之中。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環境清潔勤務須知》明定，資源回收作業人員不得將回收物擅自占有或處分。從制度設計而言，若允許清潔隊員自行篩選與處分回收物，可能衍生不當利益問題，亦可能影響民眾對公務體系運作的信賴。

進一步而言，《貪污治罪條例》的適用關鍵，在於行為是否屬於「利用職務之便」。就此，實務上亦區分「職務上的行為」與「職務上機會所得的行為」。林俊宏律師指出，過去對於「職務機會」的認定標準相對寬鬆，近年已有逐步限縮的趨勢。舉例而言，若公務員僅是在辦公場所中順手取走物品，該行為與其職務內容關聯較為薄弱，未必會被認定為「職務上持有」。

然而，本案情形有所不同。清潔隊員的職務內容本即包含廢棄物清運與資源回收，其於執行勤務過程中接觸並取得該電鍋，行為與職務之間具有直接關聯，並非單純出於偶然機會。

即便承認本案在法律上構成犯罪，社會的疑問仍未消散：一只殘值極低的廢舊電鍋，一個出於善意的轉贈行為，是否有必要動用特別刑法加以處理？在《貪污治罪條例》刑度相對嚴格的架構下，現行制度是否提供足夠的空間，使法院得以在罪刑相當原則下，作出更為適切的判斷。

林俊宏律師指出，現行制度確實設有一定的減刑機制。《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規定，若犯罪所得或所圖得財物在新台幣5萬元以下，且情節輕微者，得減輕其刑。在此框架下，法院多透過各種減刑事由，將刑度調整至得以宣告緩刑的範圍。林俊宏律師認為，實務操作在現行法制下已相當接近可運用的極限。 （相關報導： 蔡佩芬觀點：清潔工電鍋案判決貪污罪，能令人信服嗎？ ｜ 更多文章 ）

這樣的制度狀態，也引發立法層面的檢討聲音。林俊宏律師提及，行政院過去曾研議修正《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將現行「得減輕其刑」的規定，進一步擴充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使司法機關在維持有罪判斷的前提下，對於情節極為輕微的案件，保有更大的處理彈性。不過，相關修法尚未完成立法程序。

除量刑階段外，偵查階段也存在另一項值得討論的制度空間，即緩起訴制度。林俊宏律師指出，對於金額與價值均屬輕微的案件，檢察官是否有可能在起訴前即作成不同處分，仍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然而，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緩起訴僅適用於最輕本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而《貪污治罪條例》相關條款的法定最低刑度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已超出適用範圍。

在此制度限制下，林俊宏律師認為，未來若能透過修法適度擴大緩起訴的適用條件，除有助於司法資源的合理運用外，也能讓當事人在認罪後，及早結束司法程序，回歸日常生活。

在討論修法方向的同時，林俊宏律師也提出另一層制度反思：問題的解方未必僅限於刑法或特別刑法領域，若能從行政程序加以調整，或許更有助於從源頭預防此類「善意入罪」案件的發生。

就現況而言，各政府機關對於報廢或閒置公物的處理流程，普遍缺乏完善的公益轉用或捐贈機制。當公務員面對價值極低、甚至難以回收的物品時，若依既有程序處理，往往需經歷較為繁複的財產核銷流程；但若基於善意自行轉贈，則可能涉及刑事責任。在此情境下，制度未提供明確且可行的處理路徑，使行為人在實務上缺乏合法的中間選項。

對此，林俊宏律師指出，相關行政指引仍有進一步建構的必要，應由各機關建立一套明確且可操作的處理流程。透過制度化的公益轉用機制，使基層公務員在面對類似情況時，能在既有規範內作出適當處置，而不致落入違法風險。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法律在追求防止不法的同時，亦須思考是否保留足夠的制度空間，使個案得以在比例原則下獲得適切處理。此類問題的回應，未必在於調整主觀動機的法律評價，而是在不同制度層次間，建立更細緻且可運作的配套機制。 （相關報導： 蔡佩芬觀點：清潔工電鍋案判決貪污罪，能令人信服嗎？ ｜ 更多文章 ）

＊原刊於《在野法潮》，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