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針對教師解聘及考核相關辦法召開公聽會，多個教師團體共同呼籲檢討甚至廢除校事會議制度。這項訴求並非偶然，而是基層教師長期累積的無力感與挫折感，終於在教育現場形成集體吶喊。
然而，在校事會議真正完成修法或廢除之前，有一個問題值得教育部正面回答：當制度已經被證明造成許多副作用時，教育部是否仍要把所有風險與代價繼續留給第一線教師承擔？
校事會議原本的立意，是建立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機制，保障學生受教權益。然而，制度運作多年後，許多教師感受到的卻不是專業支持，而是一種無所不在的調查文化。
在許多學校裡，原本應透過親師溝通解決的問題，開始快速進入調查程序；原本應由行政協調處理的爭議，也往往直接啟動正式機制。當調查逐漸取代溝通，程序逐漸取代信任，教育現場便開始出現一個越來越明顯的現象：防禦性教學。
所謂防禦性教學，不是不會教，而是不敢教；不是不願意管，而是不敢管。老師擔心一句提醒被解讀成羞辱，一次管教被認定為不當處置，一場親師衝突最終演變成長期調查。於是，越來越多人選擇降低要求、減少介入、避免衝突，只求平安下課、平安退休。
這樣的結果，真的符合教育政策的初衷嗎？
更值得省思的是，當教師團體不斷指出制度問題時，教育部至今仍未提出明確的過渡方案。彷彿只要制度尚未修改，第一線就必須繼續承擔所有後果。
但事實上，即使校事會議制度尚未廢除，教育部仍有能力立即採取行動。
首先，教育部應明確要求各地方政府建立「溝通先行、輔導優先、調查最後」的處理原則。除了涉及兒少保護、性別平等或重大違法事件外，一般性的親師爭議應優先透過協調與輔導機制處理，而非動輒進入調查程序。
其次，教育部應建立全國性的校園爭議調解與支持系統，協助學校處理親師衝突，而不是讓學校只能在「不處理被究責」與「啟動調查保自己」之間二選一。當行政體系缺乏支持資源時，最終承擔風險的往往還是第一線教師。
更重要的是，教育部必須重新向社會傳達一個觀念：教育並不是消費關係。
當學生被要求訂正錯誤、遵守規範或承擔責任時，教師是在履行教育職責，而不是提供顧客服務。如果任何不滿都能直接透過檢舉與調查處理，最終被侵蝕的將是教師專業與親師互信，而非少數個案本身。
近年來，教師退休人數持續增加，師資招募困難已成為許多縣市共同面臨的問題。外界常把原因歸咎於少子化或世代價值改變，但許多第一線教師都清楚知道，讓人選擇離開的從來不只是工作量，而是專業不被信任的無力感。
當一個制度讓教師開始害怕教育，真正受傷的絕不只是教師，而是整個教育體系。
因此，在校事會議制度完成改革之前，教育部不能只是等待修法結果，更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回地方政府與第一線學校。因為制度造成的問題，終究必須由制度設計者負起責任。
教育需要監督，但更需要信任；需要問責，但更需要支持。如果連教育工作者都無法安心教育，那麼再完善的制度，也無法培養出真正健康的下一代。
在廢除校事會議之前，教育部最該做的，不是要求教師繼續忍耐，而是立即採取行動，停止讓第一線獨自承擔制度失靈的代價。 （相關報導： 台版鐵拳教育上演中！「學生打老師」還要愛的教育 全教產怒吼：老師該被打？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國小教師、屏東縣教育產業工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