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認罪買平安：當緩起訴與協商成為司法風險轉嫁機制

刑事司法最難處理的風險，未必來自壞人鑽漏洞，而是來自制度本身提供看似合理、實則曖昧的路徑：只要承認，就可以比較快結束；只要配合，就可能取得較輕的結果；只要願意付出代價，就能把漫長訴訟的不確定性提前買斷。

緩起訴與刑事認罪協商，原本都有正當的制度目的。前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以下規定，使檢察官在特定條件下暫緩追訴，讓輕微案件不必全部進入審判；後者依同法第455條之2以下規定，使被告在認罪前提下，與檢察官就刑度、緩刑、賠償或其他處遇條件形成協商，以節省司法資源、縮短程序負擔。

兩者雖同樣具有程序分流功能，但法律效果並不相同。緩起訴屬於檢察官起訴裁量的運用，並非有罪判決；認罪協商則通常發生於起訴後，並可能形成法院判決。正因如此，二者不能被簡化為同種制度。然而，從被告所面臨的風險結構觀察，兩者卻共享某種相似效果：當程序利益與認罪、賠償、道歉或履行條件相連結時，認罪便可能不再只是對犯罪事實的承認，而成為管理風險的選項。

刑事程序本來不是為了加速國家定罪，而是限制國家如何定罪。無罪推定、嚴格證明法則、自白任意性與證據調查程序，目的都在提醒國家：只要事實仍有合理懷疑，就不能用權力替懷疑補上答案。檢察官若認為證據不足以支持起訴，本應作成不起訴處分；法院若認為證據無法排除合理懷疑，本應諭知無罪。這是刑事訴訟最基本的風險分配：證明不能的後果，應由國家承擔，而非由被告自行消化。

問題在於，實務運作並不總是如此單純。檢察官可能主觀上認為被告有相當犯罪嫌疑，卻也意識到若進入審判，未必能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程度。若直接不起訴，可能承受被害人、輿論或監督機關壓力；若逕行起訴，又存在敗訴風險。此時，緩起訴與認罪協商便成為制度上的中間選項。表面上，它們提供彈性處理空間；實際上，卻也可能把本應由國家承擔的證明不能風險，轉化為被告是否願意認罪、履行條件、換取程序終結的抉擇壓力。

這正是緩起訴與認罪協商最值得警覺之處。真正犯罪且精於計算的人，可能把認罪、賠償、處分金或公益條件視為成本；只要代價可預期，制度便成為可被納入風險控管的選項。相反地，真正重視名譽、職涯與清白的人，卻可能在漫長程序、輿論壓力與不確定判決之間陷入掙扎。對他而言，承認未必代表真的有罪，而可能只是為了避免更大的傷害。

《刑事訴訟法》第245條揭示的偵查不公開，原意在避免偵查受干擾，並保護當事人權益。但在實際運作中，即使被告與辯護人形式上享有防禦權保障，對於證據全貌的掌握、檢察官對證據與法條適用的評價方向，以及未來起訴可能性與審判風險的判斷，仍然無可避免地處於弱勢地位。當檢方釋出緩起訴或協商可能時，被告面對的已不只是法律判斷，而是攸關人生軌跡的風險選擇。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國家能賠償沈慶京一個腎嗎？ ｜ 更多文章 ）

對經濟條件有限的人而言，訴訟拖延本身就是懲罰。律師費、請假、工作中斷、家庭壓力，足以使他即使自認有辯解空間，也選擇接受條件離場。對公務員、專業人士或高度重視聲譽者而言，問題更複雜。即使最後獲判無罪，程序期間的社會標籤、媒體報導、機關考核與人際信任，早已造成無法回復的損害。在這種結構下，認罪有時不是道德懺悔，而是名譽災損控管。

於是，制度出現弔詭效果：壞人可能為此「買單」，清白或仍有爭議的人卻可能為此折腰。對前者而言，緩起訴或協商只是成本；對後者而言，卻是自我否定。這不是單一檢察官或法官是否善良的問題，而是制度誘因如何配置的問題。

更深層的風險，是國家追訴的不確定性被向下轉嫁。證據若足夠，國家本應在公開審判中完成證明；證據若不足，則應承擔不起訴、無罪或撤回起訴的制度後果。但在緩起訴與認罪協商被廣泛使用的情境中，部分案件事實尚未經完整審判程序檢驗，即可能因被告接受條件或選擇認罪而提前終結。表面上，案件解決了，司法資源節省了，被害人似乎也獲得補償；但真正沒有被回答的是：這個認罪，到底是在確認事實，還是在購買安全？

必須承認，若無緩起訴與認罪協商，司法體系恐怕難以承受龐大案件量。許多輕微案件若全部進入審判，也可能耗費過多公共資源。問題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於當效率逐漸成為主要目標時，如何避免真實發現與程序保障被排擠。刑事司法不能只以結案數、平均審理期間或程序成本作為治理指標，否則容易從正當程序模式，滑向以快速處理、降低負擔與提升效率為核心的犯罪控制模式。

在理論上，緩起訴與認罪協商都建立在當事人自主決定的基礎上；但在現實中，被告面對的往往不是單純的「認罪或不認罪」，而是「現在承擔較小損失」與「未來承擔更大不確定性」之間的權衡。對掌握公權力的一方而言，案件是否進入審判或許只是程序選項；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是職涯、家庭、聲譽與財務風險的全面賭注。當制度讓認罪成為風險最低的選項時，認罪所代表的意義，便不再只是對犯罪事實的承認。

刑事司法的文明程度，不只看它如何處罰真正有罪的人，也要看它如何對待不願輕易認罪的人。當制度讓人覺得「認罪比較安全」，即使心中仍有疑問，司法便不再只是追求真實的場所，也開始成為風險管理的場域。

最值得憂慮的，不是制度偶爾發生錯誤，而是錯誤可能以最合理、最有效率的方式發生。每個參與者都在履行職責，每項決定都符合程序要求，但當案件重心逐漸從事實檢驗轉向成本計算，刑事程序最核心的價值便開始動搖。

如果認罪成為最安全的選項，那麼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或許已不只是有多少人被定罪，而是有多少人是在無法承受風險的情況下，選擇了認罪。 （相關報導： 夏珍專欄：國家能賠償沈慶京一個腎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專院校法律與資安領域兼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