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貧富差距」與「少子女化」兩者間之共伴效應

1980年代是多數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制與社會結構轉變的關鍵分水嶺。彼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聯手倡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浪潮，大力推行減稅、國營事業民營化、金融自由化、弱化工會、以及放鬆市場管制等政策。這套模式不僅重塑了全球的經濟秩序，更深遠地滲透至社會與文化底層。

多數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其國內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現象自1980年代後普遍擴大。在眾多衍生效應中，「貧富懸殊」與「少子女化」無疑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兩個最具代表性、且呈現高度共伴與互為因果的雙軌危機。

若透過「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審視過去四十年間的全球財富分配，可以清晰發現階級不平等正經歷劇烈且持續的惡化：

• 1980–2000年： 多數英美系西方國家（如美、英、加、澳）的國內貧富差距自此擴大，國內不平等現象呈現顯著的上升軌跡。

• 2000–2020年： 儘管西方各國內部的不平等仍維持高檔，但受惠於中國與印度等新興經濟體的全面崛起，全球「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一度在統計上有所縮小。

• 2020–2026年： 受疫情、地緣政治衝突與 AI 技術壟斷的疊加衝擊，全球財富集中化現象再度急速加劇。

定義釐清： 本文所稱之「貧富差距」，並非僅指狹義的經常性所得差距，而係包含財富累積分配、住房取得能力、實質購買力與代際機會結構等廣義的「資源分配失衡」。高房價、高通膨與青年實質薪資停滯，皆為造成分配失衡的具體衡量指標。

雖然從官方數據來看，台灣2023年的每戶吉尼係數為 0.339，在國際標準下尚屬平穩；然而，若從「廣義資源分配」與「資產階級」的角度切入，民間對貧富差距的體感卻極為強烈。根據主計總處2024年公布的家庭財富分配統計，台灣前 20% 富裕家庭的平均財富已達 5,133 萬元，是後 20% 基層家庭（77萬元）的 66.9 倍。

此外，作為生存基本需求的「住房」，已演變為剝奪青年世代資源的核心機制。根據內政部最新統計，台灣全國「房價所得比」已攀升至歷史新高的 10.82 倍（即民眾需不吃不喝近11年才能買房），其中台北市更高達 16.60 倍、新北市 14.03 倍。這種「勞動所得遠遠追不上資產（房地產）增值」的結構困境，正是新自由主義下富者愈富、廣大勞動階級相對剝奪感加劇的具體表現。

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及聯合國（UN）的長期統計，全球總生育率（TFR, Total Fertility Rate）在過去四十年內呈現階梯式的下滑，其崩跌軌跡幾乎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擴張完全同步：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註：數據顯示，從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至今，全球總生育率已大幅下滑約 40%。在高度擴張的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其生育率更是早已遠低於此全球平均值。

在新自由主義與高度資本化競爭的雙重夾擊下，東亞國家成為全球少子女化最嚴重的重災區。

• 台灣： 2024年全年新生兒僅剩 13 萬 4,856 人，創下歷史新低，甚至打破了傳統「龍年」的生育紅利。台灣的總生育率長期徘徊在 0.87 左右，在最新推估中更面臨「保 0.8」的存亡保衛戰，穩居全球最低國家之一。

• 南韓： 作為高度財閥化與競爭極端化的典型，韓國2023年總生育率僅 0.72。儘管2024年因疫情後結婚潮遞延效應微幅回升至 0.75，但社會仍深陷「人口緊急狀態」的失速泥沼。

• 日本： 2024年新生兒人數首次跌破 70 萬大關（降至 68.6 萬人），總生育率跌至 1.15，連續9年創歷史新低，人口減少速度比政府原本最悲觀的預期還要快了整整 14 年。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國家所面臨的少子女化問題，除了住房與勞動市場因素外，更深受教育競爭結構的影響。相較於歐美社會，台灣、日本與南韓普遍存在高度升學競爭與補習文化，家庭往往將大量資源投注於子女教育，以維持或提升其社會階級位置。在此情況下，生育決策不僅是單純增加家庭成員的選擇，更意味著未來龐大教育支出的長期承擔。當青年世代預期無法提供子女足夠的教育資源時，便更容易選擇延後甚至放棄生育，進一步加劇少子女化現象。

這些數據殘酷地印證了：當高房價、長工時與高昂的教育軍備競賽成為常態，青年世代為了在極度不平等的環境中求生，只能被迫採取「退出現代婚姻與生育市場」的終極經濟防禦策略。

梳理歷史軸線可以發現，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的確立與深化，多數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而這一趨勢與其生育率的崩跌呈現出高度的關聯性。

多項跨國研究顯示，財富集中化與生育率下降之間存在顯著的共伴現象，但兩者之間是否構成單一且直接的因果關係，仍受到人口學與社會學界持續辯證。較為穩健的說法應是：所得與資源分配愈趨集中，社會整體生育意願往往愈容易受到壓抑。此現象亦可視為貧富差距擴大所衍生的重要社會成本之一。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針對貧富差距與少子女化之間的因果關聯性，當代國際學術界主要以下三種層面加以論證：

小結： 人口變遷向來屬於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社會現象。無論是經濟結構、所得分配、住房市場、勞動條件、教育制度、性別角色轉變，抑或文化價值與個人生命選擇，都可能對生育行為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因此，本文並非主張少子女化完全由貧富差距所造成，而是認為在眾多影響因素之中，資源分配失衡及其所衍生的經濟不安全感，極可能是近年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少子女化現象持續深化的重要結構性背景之一。

以上三種學術研究取向各有道理，但也都不盡完備。持平說法應該三者因素兼而有之。但經濟因素乃結構取向影響應該最大，心理因素為相應的派生因素，乃伴隨前者而來，兩者可為一體之兩面。價值及文化層面則為外在環境層面所致，主要為自主意識與性別意識的抬頭使然。

如果「貧富差距擴大」是導致少子女化的唯一病因，理論上分配較平等、福利措施較完善的北歐國家，其生育率相對應該較高。然而現實卻是，北歐國家的生育率近年同樣面臨了同步下滑的挑戰。這是否意味著經濟體制與分配因素對生育率毫無影響？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儘管北歐的生育率也受到現代化浪潮的衝擊而下降，但其整體水準仍普遍顯著高於南韓、日本、台灣與義大利等高度競爭、低福利的東亞與南歐社會。背後的因素在於：北歐國家採取偏向社會主義的福利政策措施，透過制度化的公共托育補助、保障充足的有薪育嬰假、以及彈性的工時結構等福利政策，構築了一道堅實的「社會安全網」。這道安全網成功充當了緩衝墊，有效抵銷了部分來自自由市場競爭的殘酷壓力。

這項啟示為台灣主政者指引了一條應對危機的可能出路：在少子女化危機中，大環境的經濟壓力固然是結構性主因，但文化價值的變遷，乃至國家福利政策的介入程度，同樣決定了人民對婚姻與家庭的期許。而此顯然是目前賴清德政府正在直面應對的國安層級之政策作為。

本研究所探討的前兩項因素（客觀經濟體制與主觀相對剝奪感），屬於新自由主義大環境結構作用下的結構性因素與結果，往往是單一個體或市場本身難以逆轉的「結構性制約」；然而，「國家福利政策」則是可以操之在我的「政治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因素。

北歐模式給予轉型中社會的省思在於：雖然在已開發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架構下，人類經濟運作本質上具有朝向兩極化、貧富分立發展的強大慣性；但藉由政府重拾分配正義，採取積極的社會福利與家庭支持政策，依然能夠構築具有公共性的支持系統，有效緩解人民因市場經濟剝奪而產生的「少婚少生」焦慮與壓力。

透過政治能動性的發揮，國家確實有能力在資本市場與人口永續之間，開闢出一條新路，用以調解由結構性危機所造成的人口衰退壓力。這正是我們在面對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雙軌危機時，值得深思與踐行的制度性調解出路。

現階段賴清德政府因應少子女化與人口結構挑戰，近期正式宣布推動「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家庭支持篇」，預計每年投入 3,800 億元經費，將臺灣從「補助式育兒」全面升級為「公共支持式育兒」。此一方向顯然與北歐福利國家透過公共支持降低家庭養育負擔的政策思維相近。然而，面對高齡化、人口萎縮、國防安全與經濟轉型等多重挑戰，政府如何在有限的財政資源下兼顧各項公共支出需求，並將人口政策從短期補助轉化為長期制度改革，仍將是未來施政成敗的重要關鍵。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當人民不再相信未來─520談話背後的少子化困境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公共事務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