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接連以五位大法官作成高度爭議的裁判，從一一四年憲判字第一號，到2月6日一一五年憲判字第二號判決，程序瑕疵一再重演，外界已無法再以「偶發錯誤」或「見解歧異」輕描淡寫帶過！
前大法官生公早已為文「事不過三望五位大法官回頭」加以沉痛提醒，他指出憲法第一百七十五條明文要求憲法制度的實施程序必須「以法律定之」，大法官不得自外於《憲法訴訟法》所設的成庭與表決門檻。然而，五位大法官明知法律規範存在，仍一再逕行裁判，顯示生公出馬，亦終究無法阻止五位大法官之恣意行徑。
那現在的問題是，「事已過三」，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辦？
這答案恐怕已不在憲法法庭本身，而是在整個司法體系是否仍願意承擔法治國的最低責任。
依現行制度，憲法法庭既已裁判化，大法官依《法官法》即屬法官，其裁判行為在性質上與一般司法裁判並無二致。當裁判者明知程序不符法律規定，仍作成宣告法律失效的終局裁判，是否構成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條所稱「枉法裁判」，便不再只是學理討論，而是具體可受審查的法律問題。尤其在上述憲法法庭判決及不同意見書中，已明白承認人數不足、程序不合，卻仍以「公益」或憲法法庭「不能停擺」作為理由繼續裁判，這就會構成刑法評價中「明知故犯」的核心事實。
在此情況下，真正站在守護憲政十字路口上的，已不是五位大法官，而是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檢察官對於犯罪嫌疑，負有啟動偵查的法定義務，不因對象身分高低、職位尊卑而有不同。中國國民黨既已依法提出告發，偵查程序的門檻事實上已經成立。此刻，問題不再是「要不要告」，而是「敢不敢辦」。若檢察官以政治敏感、司法獨立或高度爭議為由選擇不作為，那麼不僅枉法裁判的問題未被處理，連帶也會使檢察體系本身陷入怠職甚至制度共犯的質疑。
法治國最可怕的，從來不是個別判決錯誤，而是整個責任鏈條的集體失離。當大法官可以自我豁免於程序法，檢察官又對已告發、明顯的違法嫌疑視而不見，那麼人民所面對的，將不再是一個有缺陷但可修正的司法制度，而是一個默許「行使權力不必依法律」的違憲體系。
然而，若連刑事司法的最後一道防線都遲疑不前，法治國是否真的已無可挽回？
此時，或許仍有最後一個良心層次的呼喚可資依靠，那就是要求學術與道德權威的責任𠄘擔。
生公之言，之所以令人動容，不僅在於其曾任大法官，更在於其長年所代表的法治國信念。若生公即為翁岳生前大法官，那麼今日五位大法官的行徑，無疑已公然背離其師長一再教誨的「依法審判、程序至上」的法治國精神；而若生公並非翁岳生前大法官，那麼翁岳生前大法官本人，是否也應出面關心一下，這些自稱守護憲法者，是否仍遵守他一生所教導的法治國信念？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全國唯一的法律學院士、前大法官王澤鑑。當憲法法庭的程序法治遭到如此嚴重的侵蝕，當「明知違法仍要裁判」幾乎成為現實運作模式，這就已不只是個別政治爭議，而是整個法學共同體必須回應的法治危機。若連最具象徵意義的學術權威如王澤鑑院士都選擇沉默，那麼沉默本身，恐怕就會被視為默許。
事已過三，真正的問題已不在於還要不要再給誰一次機會，而在於：這個社會，是否還願意為法治國𠄘擔任何代價。
若所有該說話的人都不說話，該啟動的偵查程序都不啟動，那麼被掏空的，將不只是《憲法訴訟法》，而是整個憲政民主法治體制！ （相關報導： 風評：如果立法院叫大法官「吃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東海大學法律系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