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作聖觀點：AGI時代的美中科研變局─美國霸權、中國生態與台灣保守代工的邊緣化危機

​全球科技競爭已進入全面轉型的關鍵節點。通用人工智慧（AGI）與自主科學發現系統（ASDS）的快速崛起，正在重塑產業格局。這場變革的本質，不再侷限於單一技術的突破或供應鏈的分工，而是上升為國家基礎科研底座與戰略主權的實力對決。

觀察美、中兩方的科技布局，各國的戰略走向與體制效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演化路徑。在美中兩大巨擘的夾擊下，台灣正處於外表繁華、內部空心的結構性矛盾中，若不翻轉保守的代工邏輯，將面臨被全面邊緣化的終局危機。

美國在這一輪競賽中，展現了由精英資本與頂尖跨國企業主導的強大範式創新能力，握有絕對的規則定義權。其核心優勢，在於建立了一個由下而上的技術演化生態。這個生態將微軟、Google DeepMind、Palantir等頂尖科技企業的工程能力，與擁有頂級算力資源的國家實驗室進行了深度的戰略聯動。

在這種體制下，Alpha系列等自主科學系統已演變成能夠跨越學科邊界、實現自組織與自優化的科研底座。例如，Google DeepMind 的 AlphaFold 3 與AlphaProteo 系統，直接跳過傳統科學發現的線性試錯路徑，利用大數據與深度學習自主預測生物大分子相互作用，提高科研效率。

同時，Palantir 與美國國防部合作的 Ontology 本體論底座，更將基礎研究、軍事情報與後勤完全整合，使科學研究直接轉化為國家防衛與戰略主權的實力。美國霸權的本質，是透過控制科學發現的底層工具，將全球的科研應用與創新納入其架設的演算法規則中。

相較於美國的精英資本模式，中國全面啟動了由國家意志支撐的由上而下集中式戰略矩陣，致力於建立獨立的技術生態護城河。在「新質生產力」政策與「十五五」規劃的戰略框架下，中國為降低在通用大模型算力與基礎算法拉鋸戰中受到的外部箝制，將戰略重心傾斜於科學人工智慧（AI4S）的具體落地。

通過合成科學與組合嵌合化等系統工程方法，中國正在材料科學、化學製程以及生物製造等領域，進行飽和式的數據篩選與技術疊代。

以中科院與華為「盤古科學大模型」的合成科學應用為例，中國在新能源電池固態電解質、新一代半導體材料的研發上，透過國家設立的大型運算矩陣對數百萬種化學結構進行嵌合與模擬，尋求不依賴西方既有化工公式的非對稱突圍路徑。這種體制展現出極強的政策規律性與戰略耐力，正在建構與西方並行的科技生態體系。

在這場賽局中，核心的勝負關鍵在於「底座自主」——即決定整個產業生態、技術範式與遊戲規則的最底層基礎設施。底座自主包含了三個核心維度：首先是演算法與主權模型的自研能力，不將技術大腦交由外部掌控；其次是科研工具與技術範式的定義權，利用科學 AI 實現系統化自疊代；最後則是關鍵產業鏈，如 EDA 軟體、核心製程設備與特種材料的不可替代性。缺乏底座自主，無論上層應用多麼繁華，在戰略上都屬於高風險的技術依附型生態。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H200卡在北京門外─川習會後的科技與軍售攻防 ｜ 更多文章 ）

反觀台灣，其科技布局的核心隱憂，首先表現在戰略思想的保守與制式化，導致面對新時代的開創性不足。台灣目前的政策思維，始終在舊有的防禦型框架內打轉，無法形成具備實質穿透力的破局藍圖。

近日教育部研擬成立「台灣高等研究學院」，規劃由台大、清大、陽明交大與成功大學聯合招生，並增設「科學實驗中學」，宣稱要集中資源、以未來卅年培養出數名諾貝爾獎得主為目標。這個戰略構想本質上只是將舊有的「精英補習班思維」與「高壓升學體制」進行重新包裝，寄望透過高難度的機械式訓練去獲取個人榮譽。

在 AGI 時代，科學研究與前瞻創新已走向「自主系統與算力底座」的系統級對決。台灣科研高層卻依然迷信於行政體制的疊床架屋，試圖用應付指標的文書工作與官僚體制來催生科學突破。這種新瓶裝舊酒的形式主義，暴露出決策層對於新時代科技範式轉移的盲目。

這種保守、被動的特質，同樣深植於科技政務官員與科研領袖的決策邏輯中，形成了難以打破的「典型代工思維」。無論是國科會主委吳誠文感嘆台灣只會代工太丟臉、必須發展自主應用，或是中研院院長廖俊智將前瞻布局定錨於爭取加入量子計算供應鏈，其核心論述都暴露出相同的結構性盲點——即從未真正試圖從產業核心切入。

他們的戰略出發點，是在美中兩國已經定義好、開發完畢的既定賽道上，被動地思考台灣如何扮演高階配角。這種思維追求如何「擠進他人的供應鏈」以獲取短期產值，缺乏從零定義範式、開創全新技術底座的野心與膽識。

這導致台灣的晶圓代工與資通訊產業，實質上只能提供算力時代的硬體基礎與磚瓦。以台積電為例，其優勢奠基於極致的製造工藝與良率控制，但其源頭處的 EDA 軟體、高階曝光機以及核心化學特種材料，依然完全掌握在美、荷、日等國手中。

當政策思維只重視既有工藝的延伸優化，而忽視演算法底座與系統級主權的建立時，台灣的科技實力在結構上就註定是一種高度依附、缺乏自主大腦的架構。在面臨跨世代技術斷層與地緣政治波動時，這種依附型生態將顯得極其脆弱。

當產業缺乏底座自主，即使後端的製造工藝完善，其底層技術架構與智財權依然受制於外部體系，實質上缺乏對產業主權的掌控力。這種只重視既有工藝優化、缺乏開創全新產業底座野心的結構，在面臨跨世代技術斷層時將顯得極其脆弱。

現行的產學國家隊非但未能理順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機制，反而用大量的行政評鑑與文書工作綁架了第一線的研究人員，讓國家的科技決策體制陷入缺乏實質產出的高耗損狀態。台灣真正迫切需要解決的，絕非增設新的精英研究機構，而是正視整體人才在思維深度與戰略開創性上量與質的雙重不足。

歷史經驗顯示，當技術範式發生根本性轉移時，過去依賴的資產與優勢往往會轉化為轉型的包袱。美中兩國在通用人工智慧時代的科研佈局，無論是美國的資本技術湧現，還是中國的國家資源飽和打擊，都已經在將科研工具系統化、平台化。

台灣要從現有的形式主義與代工陷阱中突圍，必須進行徹底的科技體制改革，打破保守、制式的防禦型思維。這需要決策者擺脫短期政治選票與學院官僚的干擾，停止編列政策預算，並由具備宏觀產業穿透力的戰略工程師重新定錨國家未來二十年的科技藍圖。

台灣科技界若繼續沉溺於過去的經濟紅利、一味指望靠既有代工邏輯苟安，當美國霸權的資本技術與中國飽和的生態徹底顛覆傳統晶片設計與科學研究範式時，台灣現有的硬體製造優勢，將在不久的將來被美中的系統性力量鯨吞蠶食，徹底在科技地圖上被邊緣化。

＊作者為退休科技管理教授、新興產業評論員。​ （相關報導： 夏一新觀點：H200卡在北京門外─川習會後的科技與軍售攻防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