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姮燕觀點：雇主不是提款機─移工制度改革不能單向轉嫁成本

當移工已成為台灣產業與長照體系的一部分，政策就不能只談移工權益，卻讓家庭雇主與中小企業承擔所有成本、風險與責任。沒有雇主，何來移工？制度若要永續，必須回到契約、責任與台灣優先的基本原則。台灣從1989年開始引進移工，外籍勞工制度走了三十多年，早已不只是單純的勞動政策，而是牽動產業、長照、社會福利與國家治理的結構性問題。目前，在台的移工人數已接近90萬人的規模，若再加上逾9萬名非法移工，近百萬外籍勞動力所牽動的治理壓力，已經不容忽視。無論在製造業、漁業、農業，或家庭照護領域，移工都已從「補充性人力」變成台灣社會實際運作的一部分。而移工相關勞資爭議與社會案件時有所聞，也顯示台灣移工管理早已不只是聘僱問題，而是制度治理問題。正因如此，移工政策不能再停留在單一角度，更不能只把「保障移工」當作唯一答案，卻忽略另一個同樣關鍵的制度角色：雇主。

在台灣，大部分所謂移工「雇主」並不等於財團或資本家。尤其是二十多萬名外籍家庭看護工所對應的雇主，是正在照顧失能、重症、高齡親人的一般家庭，本身絕大多數也是受薪階級；許多產業雇主，也只是苦撐人力缺口的中小企業、漁船船主與農業經營者。這些人不是制度中的強勢者，而是實際承擔聘僱風險、照護責任與經營壓力的人。沒有雇主，就沒有移工；沒有聘僱需求，移工制度也無從存在。這個基本邏輯，在近年的政策討論與學術研究中，卻經常被忽視。

今年，台灣雇主協會在勞動節隔天，把5月2日訂為「雇主日」。這並不是為了製造勞資對立，相反地，是希望移工制度回到勞雇關係的平衡，並在台灣持續引進移工的同時，優先保障台灣人民、家庭與產業的權益。畢竟台灣移工政策長期只看見移工端，卻忽略台灣雇主聘僱移工是在少子化、國際競爭等大環境變化下，為了照護家人、維持生計之必要，而不得已聘僱移工。當政府持續增加雇主責任，卻沒有同步建立雇主保障；當政策以國際趨勢、人權保障或勞權改革為名，卻把成本、風險與後果都推給台灣家庭與中小企業承擔，這就不是改革，而是制度失衡。

移工制度最基本的問題，是契約精神正在鬆動。移工來台工作的前提，本應是履行工作契約；但現實中，失聯、任意轉換、拒絕工作或不適任問題一再發生。對企業來說，這可能是產線停擺、訂單延誤；對失能家庭來說，這不是少一名員工，而是照護立刻中斷。老人沒人翻身，重症者沒人照顧，家屬被迫請假、停工甚至崩潰。若制度無法要求移工嚴格履行契約，也無法建立違約責任與追究機制，最後承擔損失的，永遠是守法雇主。 （相關報導： 張姮燕專欄：醫院應直接引進外籍護佐，莫抽基層家庭照護資源 ｜ 更多文章 ）

近年泰博科技、亞旭等企業發生的移工爭議，也顯示移工制度已經不只是單純的個別勞資糾紛，而是牽涉企業營運、工會動員、外部團體介入、政府監理與國際供應鏈風險的複合問題。移工依法可以參與工會，這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當工會運作與外部團體介入缺乏透明界線，甚至形成對企業經營與勞雇關係的高度壓力時，政府就不能只用單一勞權敘事處理。保障勞工權益與保障雇主權益並不衝突，真正的問題，是行政機關是否能維持中立，依法、依證據、依比例原則處理爭議，而不是預設雇主永遠是加害者。

另一個更大的爭議，是所謂「移工零付費」。這個政策常被包裝成國際趨勢，理由是防止強迫勞動、接軌公平招募。但在台灣現實下，如果來源國收費問題沒有解決、仲介制度仍然存在、跨國招募成本不透明，所謂零付費很可能只是把移工端的費用轉嫁到雇主端，變成「移工零付費、雇主全買單」。若政府沒有能力建立完整的國對國管理、費用透明與來源國責任機制，卻要求台灣雇主概括承受所有成本，這種改革只會逼垮中小企業與照護家庭。

家庭就業安定費的正當性，也必須被重新檢討。家庭聘僱外籍看護，多半是因為長照體系不足，不是為了營利，更不是為了排擠本國勞工。這些家庭每月繳交就業安定費，卻未必能得到穩定照護人力；一旦看護失聯或轉出，政府也沒有立即補位機制。當家庭被要求繳費，卻沒有相對應的照護保障，這筆費用就不再只是行政成本，而是對弱勢家庭的制度性負擔。特別是當就業安定基金被用於安置、補助或其他政策支出時，政府更應公開說明：為何由失能家庭與雇主繳出的錢，要承擔制度失靈後的成本？

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的邊界，也應該誠實討論。移工來台工作，當然應有基本保障；但外國人與本國人的權利義務，是否應完全一致，並非不能討論的禁區。台灣的健保、勞保與社會福利，是由本國納稅人與制度參與者長期建立起來的安全網。若政府一方面要求家庭雇主承擔更多保險與福利成本，另一方面又沒有處理移工流動、失聯、違約與照護中斷問題，等於把企業型制度硬套在弱勢家庭身上，這並不合理。

不同工種也不應一體適用同一套勞動邏輯。家庭看護、家事服務、漁業、農業等工作型態，本來就與一般工廠或辦公室工作不同。家庭看護的核心是照護連續性，漁業與農業則受天候、季節與作業型態影響。如果不分工種，一律用相同勞基法邏輯處理，表面上看似保障，實際上卻可能讓制度無法運作。真正負責任的改革，應該是分工種、分場域、分風險設計制度，而不是用單一標準壓垮所有雇主。

移工安置費用也不應由雇主無限承擔。若移工發生爭議、失聯、庇護安置或其他行政處理，政府當然可以基於人道立場提供協助；但費用責任不能一概由雇主繳納的基金支應。若問題來自來源國管理不當、仲介制度失靈或政府監理不足，最後卻由台灣雇主買單，這不是人權，而是轉嫁責任。應建立明確的雇主免責機制，該由政府、來源國或相關責任方承擔的，就不該再由雇主基金概括支應。

台灣也必須強化移工事前審核與來源國管理。移工制度若要穩定，不能只靠事後補救。政府應在來源國合作、資格審查、契約教育、職前訓練、違約追責與再入境限制上建立更嚴格機制。否則，問題移工進入台灣後，所有成本都由家庭與企業吸收，政府只負責事後協調，這樣的制度不可能長久。

因此，移工制度改革真正應該回到幾個基本原則：移工必須履行契約，不得任意逃逸或拒絕工作；家庭就業安定費應立即檢討，尤其不應讓失能家庭在照護不穩下繼續承擔不合理費用；外勞來台工作的相關費用不得任意轉嫁給雇主；外國人與本國人在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上的權利義務應有清楚界線；移工應依不同工種適用不同制度；勞動部與地方勞工機關應維持行政中立；移工安置費用應建立雇主免責機制；來源國管理與事前審核更應制度化、嚴格化。

這些主張不是反移工，也不是否定人權。相反地，正因為台灣需要移工，才更需要一個穩定、透明、可預測、能讓勞雇雙方都遵守的制度。移工應受到合理保障，雇主也應受到制度保障；移工有權利，雇主也有權利；移工要被善待，台灣家庭與中小企業也不該被犧牲。「台灣優先」不是排外，而是治理順序。任何政策改革，都應先問：台灣的失能家庭能不能承受？台灣的中小企業能不能撐住？台灣的長照與產業體系會不會崩盤？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樣的改革就不該倉促推動。

改革不能只要求雇主付錢，卻不給雇主保障；不能只要求雇主承擔，卻不讓雇主被看見。移工制度要走得下去，就必須回到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沒有雇主，何來移工？沒有契約，何來制度？沒有台灣優先，何來永續？雇主不是提款機，失能家庭與中小企業也不是政府錯誤政策的無底洞。真正負責任的移工改革，不是把成本推給最弱的一端，而是讓勞工、雇主與台灣社會都能在公平制度中繼續走下去。 （相關報導： 張姮燕專欄：醫院應直接引進外籍護佐，莫抽基層家庭照護資源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