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設定不在現有市場，而在戰時
長期以來，台灣的電信治理以市場競爭為核心邏輯，將各家電信事業視為對等的市場參與者。然而，這套設計在戰時或重大國安危機情境下，可能將面臨結構性的失效。因為戰時通訊不再是「誰最快、誰最便宜」，而是只剩下一個根本問題：
在全面斷電、基礎設施遭精準打擊、骨幹網路中斷、衛星與電磁環境惡化的條件下，國家是否仍能維持最低限度且可控的通訊與指揮能力。
因此，戰時通訊的核心不只是「電信業者能否撐住」，而是國家是否具備主導通訊體系及建置備援的能力。
二、什麼是「主要電信業者」？不是最大，而是最後責任者
本文所稱的「主要電信業者」，並非市場占比最大或用戶數最多，而是在戰時、重大災害與國安事件中，依法被指定為「通訊維持最終責任者（Operator of Last Resort）」的電信主體。
其核心任務在於：
- 當商業通訊服務大幅退化甚至中斷
- 當市場機制與競爭邏輯暫時失效
- 當通訊成為指揮、救災與國家運作的基礎條件
仍能在國家授權與支援下，維持最低限度、可控、可指揮的通訊能力。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主要電信業者是「執行主體」，而不是戰時通訊體系的最終主導者。
三、戰時通訊的主導權，必須由軍方掌握
戰時通訊的本質，已不只是公共服務，而是作戰與國家生存的一部分。因此，通訊體系的主導權，不能完全建立在民用營運邏輯之上，但理應有法源基礎。
關鍵原則是：
軍方應主導戰時通訊體系的「主／備援節點建置、控制權與運用規則」，主要電信業者則負責平時營運與戰時執行。這是一種「軍方主導、民間承載」的結構，而非二選一。
四、為何不能僅由電信業者自行建置備援？
原因在於三個現實限制：
(一)威脅判斷與作戰情境，非民間體系可掌握
- 主／備援節點的位置選擇
- 抗打擊、抗電磁干擾能力
- 與指揮管制體系的整合
這些本質上屬於軍事判斷，而非商業決策。
(二)戰時備援節點不只是「多一套設備」，真正有效的戰時節點，必須具備：
- 可在「核心網路失效」下獨立運作
- 可快速切換主／備援角色
- 可直接支援軍方 C2、TAK、專網系統
這已超出一般商用電信備援的設計邏輯。
(三)戰時指揮權不可模糊，若通訊節點完全由民間業者掌控：
- 指揮權可能不清
- 切換時機可能延誤
- 戰場節奏無法配合
戰時通訊必須服從作戰節奏，而非營運流程。
五、軍方主導的「主／備援節點」應具備哪些能力？
（一）節點層級的設計權
軍方應主導：
- 戰時主節點與備援節點的數量與分布
- 固定式、半固定式與機動式節點配置
- 地下化、分散化與抗毀設計
主要電信業者則依此架構進行平時維運與戰時配合。
（二）節點能力的最低標準
戰時主／備援節點至少應具備：
- 獨立電力（長時間自主供電）
- 多重傳輸路徑（光纖、微波、衛星、區域 Mesh）
- 不依賴民用核心網的基本通訊能力
- 支援語音、簡訊、低速資料與指管系統
其設計目標不是「服務品質」，而是在極端條件下仍能運作。
（三）與指揮管制體系的直接整合
戰時通訊節點必須能直接承載：
- 軍方指揮管制（C2）
- 聯合行動態勢感知工具（如TAK）
- 軍警政、救災、醫療等關鍵系統
註: TAK（Team Awareness Kit）是一套由美國國防部主導開發的戰術態勢感知與指揮協同軟體系統。
這意味著，通訊節點本身即是作戰體系的一部分，而非外掛資源。
六、主要電信業者的角色：執行者，而非決策者
在此架構下，主要電信業者的角色定位應是：
- 平時：負責營運、維護、測試與演練
- 戰時：依軍方指揮，執行通訊保障、降階與資源調度
其核心價值在於：
- 將龐大民用通訊網路，快速轉換為戰時可用資源
- 確保軍方主導的通訊節點能長時間穩定運作
七、結語：戰時通訊，不能只有「業者韌性」，必須有「國家主導」
建立主要電信業者制度，本身仍不足以支撐戰時通訊的需求，真正關鍵的是：
軍方必須主導通訊體系的架構設計與主／備援節點能力，電信業者則在此架構下，成為可被動員、可被指揮的執行體系。唯有如此，台灣的戰時通訊才能：
- 在最壞情境下仍維持最低運作
- 與作戰節奏同步
- 不因市場機制失效而失去指揮能力
重要的是，這已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國家韌性與主權意志的具體展現。
註: 通訊不是指單一技術，而是一個「多層、多路徑、可降階」的體系。戰時可用的通訊，至少必須同時涵蓋：實體傳輸媒介、無線與有線技術、核心網路與邊緣節點、指揮與應用層系統、備援與切換機制。 （相關報導： 調查》漢光演習想定指揮鏈中斷 台灣戰時通訊花蓮震災秘密練兵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前國防部參謀本部飛彈指揮部計畫處長，曾就讀政大外交系戰略研究所，亦為國防工業發展基金會列管軍品評鑑中心評鑑委員、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