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平觀點：從市場競爭到戰時協助─軍民共用電信系統的必要

一、設定不在現有市場，而在戰時

長期以來，台灣的電信治理以市場競爭為核心邏輯，將各家電信事業視為對等的市場參與者。然而，這套設計在戰時或重大國安危機情境下，可能將面臨結構性的失效。因為戰時通訊不再是「誰最快、誰最便宜」，而是只剩下一個根本問題：

在全面斷電、基礎設施遭精準打擊、骨幹網路中斷、衛星與電磁環境惡化的條件下，國家是否仍能維持最低限度且可控的通訊與指揮能力。

因此，戰時通訊的核心不只是「電信業者能否撐住」，而是國家是否具備主導通訊體系及建置備援的能力。

本文所稱的「主要電信業者」，並非市場占比最大或用戶數最多，而是在戰時、重大災害與國安事件中，依法被指定為「通訊維持最終責任者（Operator of Last Resort）」的電信主體。

其核心任務在於：

仍能在國家授權與支援下，維持最低限度、可控、可指揮的通訊能力。然而，必須強調的是：主要電信業者是「執行主體」，而不是戰時通訊體系的最終主導者。

戰時通訊的本質，已不只是公共服務，而是作戰與國家生存的一部分。因此，通訊體系的主導權，不能完全建立在民用營運邏輯之上，但理應有法源基礎。

關鍵原則是：

軍方應主導戰時通訊體系的「主／備援節點建置、控制權與運用規則」，主要電信業者則負責平時營運與戰時執行。這是一種「軍方主導、民間承載」的結構，而非二選一。

原因在於三個現實限制：

(一)威脅判斷與作戰情境，非民間體系可掌握

這些本質上屬於軍事判斷，而非商業決策。

(二)戰時備援節點不只是「多一套設備」，真正有效的戰時節點，必須具備：

這已超出一般商用電信備援的設計邏輯。

(三)戰時指揮權不可模糊，若通訊節點完全由民間業者掌控：

戰時通訊必須服從作戰節奏，而非營運流程。

（一）節點層級的設計權

軍方應主導：

主要電信業者則依此架構進行平時維運與戰時配合。

（二）節點能力的最低標準

戰時主／備援節點至少應具備：

其設計目標不是「服務品質」，而是在極端條件下仍能運作。

（三）與指揮管制體系的直接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