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觀點：創新與開放─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台灣的成長契機

二○二五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示的主題，對台灣而言，是一面鏡子，也是一個啟示。獲獎的三位學者以不同的角度闡明了創新如何成為經濟持續成長的引擎，並指出「創造性破壞」是現代經濟活力的核心機制。這不僅是對全球經濟的理論貢獻，更為台灣在後AI時代的發展提供了思想指引。

創新的本質，不只是發明新技術，更是讓科學與實踐形成一個持續互動的循環。工業革命以前人類歷史上雖有發現與發明，但多半無法持續推動成長，因為人們只知道「能用」，卻不知道「為什麼能用」。真正的突破來自知識的連結與制度的開放，當理論與實務能互相滋養、當社會能包容顛覆舊秩序的創新時，經濟才會進入長期的自我成長軌道。

這一觀點對台灣特別具有警示與啟發意義，台灣近年在半導體、資通訊與AI應用領域的成果，使其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環節，但也潛藏「效率導向」過重的隱憂。長久以來，我們習慣透過技術代工與成本控制維持競爭力，卻在基礎科研與制度創新上投入不足。當全球進入AI驅動的創新時代，真正能決定國家命運的，不再是誰能製造晶片，而是誰能創造下一個產業鏈。

創造性破壞的意涵，也提醒我們成長不應以維持現狀為榮。當技術更新太快，舊的產業與技能被取代，社會若不能以開放與包容面對，反而會陷入恐懼與防衛，這正是歷史上「盧德式反彈」的現代版本。台灣的教育與勞動體系必須迅速轉型，將再訓練與終身學習制度化，讓被淘汰的勞動者能轉化為新創浪潮的參與者。AI不該是恐懼的來源，而應成為促進全體學習與創造的新引擎。

這次獲獎學者的研究也強調「開放社會」對創新的支撐，創新不僅需要技術，更需要環境。若政治結構封閉、利益團體強大，創新將被扼殺於萌芽之中。工業革命能在英國率先發生，並非僅因技術條件成熟，而是社會制度願意接納變革，這對今日的台灣格外重要。當產業結構逐漸僵化、政策資源傾向既有產業時，政府應該創造更多試錯與容錯的空間，讓新創企業有機會挑戰巨頭，也讓市場機制淘汰落後者。經濟的韌性來自競爭與更新，而非補貼與保護。

同時我們也應思考AI與創新的倫理邊界，當生成式AI在金融、教育、醫療、甚至文化領域快速滲透時，創造性破壞可能不只發生在企業之間，更發生在人的價值體系之內。人類面對科技時，若只追求效率與利益，將失去社會的穩定與信任。科技的進步若不能轉化為「共同繁榮」的力量，經濟的成長也可能成為新的不平等來源。所謂的「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創新必須有倫理的方向，才能成為長久之道。

台灣未來的成長動力，應從三個面向再出發。其一是強化科學研究與產業實作的連結，讓知識不只停留在學術殿堂，而能進入工廠、農場與社會現場；其二是在教育體系中培養跨領域思維，讓工程師懂社會、經濟學家懂科技，形成創新的跨界生態；其三是打造開放透明的制度環境，使新創者能挑戰舊勢力，而不是被規範窒息。唯有如此，創新才能成為持續的國家力量，而非短暫的榮耀。

回望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啟示，成長並非自動發生的自然現象，而是一種需要持續維護的文明成果。創新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上一代的突破只是下一代的起點。對台灣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模仿他人的創新模式，而是建立屬於自己的知識體系與文化信念。當社會能兼容不同思想、鼓勵探索未知、並勇於淘汰落後時，創新才會成為真正的國家基因。

正如一句古語所說：「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經濟的永續成長，正是文明不斷自我更新的體現。唯有勇於創新，善於破壞舊有框架，並在開放的社會中重建新的秩序，台灣才能在全球變局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新位置，讓成長成為一種自然而堅定的力量。 （相關報導： 王鳳生觀點：矽盾還能守多久？台灣AI晶片的戰略抉擇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