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民主若不能讓我有房住、吃得飽，為何要救它？」金融危機世代長大了，62%美國年輕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

當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還沒有倒，資本主義也還沒有發生動搖，但蓋布・托比亞斯（Gabe Tobias）早早就對後來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抱有深刻洞見。

那是在加州聖安娜。2006年，大學剛畢業的托比亞斯在當地從事社區組織工作。他本來是要幫助低收入家庭解決醫療問題。

但他的工作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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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他的非營利組織Acorn開始注意到，許多家庭，特別是西班牙裔移民抱怨說他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罪魁禍首是他們稀裡糊塗簽下的可變利率抵押貸款合約。

「這是滅頂之災，」托比亞斯回憶道。「他們的一切都跟房子綁在一起。除此之外他們一無所有。」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摸清了那些不擇手段的抵押貸款經紀人的伎倆——他們用多套不同的文件誤導客戶，還會招募社區領袖向不太懂英語的人兜售可疑的產品。他年紀輕輕就清醒地意識到：「這個行業就是為了從勞動階層身上榨取金錢。」

今年6月，托比亞斯的朋友、33歲的祖赫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一舉震驚了世界，他以社會主義者身份高調參選，並以壓倒性優勢贏得紐約市市長的民主黨初選。曼達尼的勝利被歸結為多重因素：他的個人魅力，他對社群媒體的嫻熟運用，他把南亞裔居民帶入城市政治舞臺的能力，還有主要競爭對手的弱點。

但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因素。曼達尼的勝利標誌著一場從近20年前開始醞釀的運動開花結果——事實證明，金融危機帶來的苦難深刻影響了當時剛剛步入成年的一代人。

對現年39歲的托比亞斯和許多其他人來說，那場危機——在他們看來，政府對此未能採取有力的應對措施——給他們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讓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弊病，也讓他們感覺美國兩大政黨無力處理這個國家面臨的問題。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人成為川普所創建本土主義運動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粉絲。另一些人則開始從左翼思想中尋找答案。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復興了民主黨內一個早已沉寂的派系，並造就了一批現已積累豐富經驗的活動家，為曼達尼的崛起提供了動力。

「許多催生左翼復興的種子來自 [2008年]，」托比亞斯說。如今，他是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簡稱DSA）的資深戰略師。該組織是曼達尼以及紐約市眾議員亞歷山卓・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進步派明星的政治大本營。「我認識的很多左翼社運人士都有[金融危機]的親身經歷。」 （相關報導： 「Z世代革命」正在亞洲蔓延！英國《金融時報》：對統治菁英感到沮喪的年輕人，正在推翻他們的政府 ｜ 更多文章 ）

當年參加2008年金融危機後抗議運動「佔領華爾街」 （Occupy Wall Street）的那批人，如今已在工人家庭黨（Working Families Party）和正義民主黨人（Justice Democrats）等組織擔任高級職務。工人家庭黨在曼達尼出道之初給了他至關重要的支持。

「人們總說，『紐約人比你想像的要保守。社會主義者永遠不會贏，』」賈絲明・格里珀（Jasmine Gripper）說。格里珀在2008年危機的陰影下開始了她的教學生涯，現在是工人家庭黨紐約支部的聯合主任。「我會說，『你們看看，有一位社會主義者贏了。』」

選戰在9月21日出現重大轉折：紐約市市長艾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宣布不再尋求連任。

據一項民調顯示，主流民主黨的支持率跌至30年低點，該黨的領導層似乎不確定該如何對付川普，相比之下，極左翼卻顯得頗有人氣——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智庫加圖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調查公司YouGov的最新調查發現，18至29歲美國人中，有62%的人對社會主義「抱有好感」——這是冷戰時期的幾代人無法想像的。

一些人甚至向左走得更遠。

最近一天晚上，美國革命共產主義者組織（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費城西北支部的15名同志在湯瑪斯・傑弗遜大學（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的一間教室裡召開每周例會。

參加會議的人大都是二三十歲，他們沒有像老一輩共產主義者那樣戴紅星帽，也沒穿印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頭像的T恤。但當他們開始認真討論指定的閱讀材料——一篇名為《道德與階級鬥爭》（Morality and the Class Struggle）的文章，房間裡便傳出「統治階級」（uling class）、「寄生性」（parasitic）、「資產階級」（bourgeoisie）和「辯證法」（dialectic）等名詞。他們也頻頻提及2008年的危機。幾位成員在解釋是什麼促使他們拋棄一位成員所稱的「溫吞的」（the milquetoast）左派時提到了這場危機。

34歲的查克・比克爾（Zach Bickel）認為金融危機奪去了他父親的工作，並導致他位於賓夕法尼亞中部老家的社區「逐漸萎縮」。

「整個體系從2008年起就再也沒有真正恢復，」 25歲的尼科・梅爾頓（Nico Melton）說。他說，他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學習期間感覺幻想破滅了。賓州大學是資本主義的堡壘，也是川普的母校。梅爾頓是該支部約一年前成立時為數不多的幾名成員之一。

他們的會議有時感覺像是互助小組聚會——一群為現代經濟所困的人在抱團取暖。他們承認，共產主義嘗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成功過——至少是尚未成功。

不過，該支部一名老成員還是鼓勵新同志在秋季招新時驕傲地亮出鐮刀錘子標誌。「無論我們去哪裡，都必須大方亮相，大聲表明立場，」這位同志說。「我們是革命共產主義者！」 （相關報導： 「Z世代革命」正在亞洲蔓延！英國《金融時報》：對統治菁英感到沮喪的年輕人，正在推翻他們的政府 ｜ 更多文章 ）

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 in New York）的歷史學教授傑里米・瓦倫（Jeremy Varon）對此毫不意外。他研究過1960年代到70年代的抗議運動，並且自認為是進步主義者。「我的學生在成長過程中，並沒有給與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有關的種種東西貼上負面標籤，」他說。

他還指出，歐加修－寇蒂茲、曼達尼和佛蒙特州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將社會主義描述為一種道義責任，從而讓他們的社會主義旗號充滿吸引力。「提法很簡單：在一個生產力水平和繁榮程度極高的國家，不應該有貧困，也不應該有這麼多人辛辛苦苦工作卻只有微薄的收入，而少數人卻擁有那麼多財富，」瓦倫解釋說。「如果你用這種方式表述，不僅能讓人接受，我認為還會讓人感到興奮。」

28歲的租房者權利維護者吉娜維芙・蘭德（Genevieve Rand）這樣說：「提到社會主義者——傳統的看法是，你是讀一大堆200年前老書的書呆子。」

現在不一樣了。

「充滿動蕩」

最近一天晚上，蘭德穿著牛仔短褲、黑色長襪和一件紅白相間、印著「凍結租金」（Freeze the Rent）字樣的T恤，在布魯克林展望公園（Prospect Park）周邊挨家挨戶為曼達尼拉票。她要應付吠叫的狗、公寓門禁對講機故障和狐疑的鄰居，還要始終以笑臉示人。當她與住戶說上話時，住戶似乎表現出接納的態度。

「社會主義，」當一位女士被問到為什麼支持曼達尼時，她這樣回答。

「很多人都這麼說，」蘭德告訴她。

她本人在2008年危機中有一段非常私密甚至神秘的經歷。她在新罕布夏州南部的一個中產家庭長大，父母對家中財務狀況一直守口如瓶。

但她在某個時候注意到，父母開始取消音樂課和課後體育運動——一切需要花錢的活動。在2011年前後的一天，父母告訴她，為了省錢，要搬去與祖父母同住。六個月之後，一家人搬到新罕布夏州鄉下一座較小的房子。最近的雜貨店也要開車30分鐘才能到。

蘭德的父母依靠宗教來應對不幸。他們變成了一個傾向末世論的福音派教會的虔誠信徒。「那段時間充滿動蕩。讓人非常困惑，」她回憶說。

最終，她離家去了新罕布夏州一所小型學院，一邊學習一邊在快餐店打工。她起初並不認為自己對政治特別感興趣，直到她遇到當時以「圈外人」 （outsider）身份爭取民主黨2016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桑德斯，她的想法才發生改變。

「他說的那些話講清楚了生活為什麼如此艱難，受益者又是誰，」蘭德回憶說。「我當時在網上看到這個，心想，『沒錯，說得太好了！』」

蘭德初次嘗試組織社會運動是在2019年，當時她搬到了紐約州伊薩卡，身上只有幾百美元。她說服跟她一起在餐館工作的十幾個同事組建了一個工會，以爭取提高工資。餐館很快就關門了，但那種與工會成員團結一致的感覺讓她難以忘懷。蘭德當時在轉換性別，感到特別脆弱——但同事們仍然支持她，還幫她找到了新工作。

「那段經歷對我的影響真的非常深刻。」她回憶說。

促使蘭德投身租房者權利運動的是新冠疫情和一種突如其來的恐懼，她擔心自己在等待政府救濟金期間可能會被房東逐出公寓。大學城伊薩卡的一個小範圍問題後來演變成一場運動，用蘭德的話說，還成為「一種文化現象」。 （相關報導： 「Z世代革命」正在亞洲蔓延！英國《金融時報》：對統治菁英感到沮喪的年輕人，正在推翻他們的政府 ｜ 更多文章 ）

2024年，她幫助建立的志願者組織伊薩卡租房者聯盟（Ithaca Tenants Union）迎來了里程碑：該市誕生了第一個贊同該聯盟主張的租戶占多數的議會。

這一切得益於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組織力量。該組織已故創始人麥克・哈靈頓（Michael Harrington）曾將目標描述為「可行範圍內的左翼路線」（the left-wing of the possible）。蘭德解釋說，她加入該組織，一開始更多是出於實用主義而非意識形態。她認為，紐約的政治長期由房地產大亨主導。唯一的對抗方法是動員基層民眾。事實證明，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組織（DSA）擅長做這件事，而且關注她最關心的議題。

「如果民主制度不能讓我有房子住，不能讓我買得起食物，我為什麼要在意拯救民主？」她問道，並稱住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經濟議題」。

「失望透頂」

托比亞斯也是逐步進入DSA政治圈的。2008年，他曾擔任歐巴馬（Barack Obama）的一位競選組織者，滿心希望這位新總統能結束伊拉克戰爭，並追究華爾街在金融危機中的責任。

但他失望地看到，歐巴馬總統從未真正追究過華爾街的責任。「頭兩年簡直是失望透頂，」托比亞斯回憶道。他對歐巴馬醫改法案的通過也不以為意。

當時，佔領華爾街運動正在醞釀，他自己的政治觀點也在不斷變化。他看到民主黨建制派受制於捐款人，也就是富人。他開始厭惡熱門電視劇《白宮風雲》（The West Wing）中經美化的民主黨形象。

「我們不是要嘗試推動通過一項法案，」他解釋說。「而是要解決制度本身的根本問題。」

托比亞斯當時更多是把左翼政治當成愛好而不是可能的職業，他去了海外，在拉美和北非為樂施會（Oxfam）及其他援助組織工作。在工作的間隙，他於2014年返回紐約，為赤手空拳開展競選活動的席菲・蒂修（Zephyr Teachout）助選。蒂修是法學教授和主張透明化的活動家，要與安德魯・古莫（Andrew Cuomo）同台競選紐約州州長。

學院派的蒂修既沒有錢，也沒有知名度，更沒有明星光環。競選團隊用的是老掉牙的電話系統，工作人員必須手動逐個撥號。反觀古莫已經穩獲工會和工人家庭黨的支持。

但蒂修還是在初選中拿下了三分之一的選票。雖然她的表現當時沒引起太多關注，但托比亞斯認為這「令人眼界大開」。這讓他確信，公眾渴望某種不一樣的東西。「大多數人甚至未被我們的競選活動觸達——但他們還是把票投給了我們，」他說。

為那場競選出力的還有一位名叫塔莎・範奧肯（Tascha Van Auken）的女士，當時她在藍人樂團（Blue Man Group）從事藝人招募工作。在曼達尼今年的市長初選中，范奧肯領導了基層動員工作並大獲成功，數萬名像蘭德這樣的志願者挨家挨戶敲門拉票。

桑德斯2016年競選失敗是一個分水嶺。它把全國各地失望的年輕人團結在了一起。曼達尼說，這是他本人政治啟蒙的重要一章。而托比亞斯注意到，許多原本自稱進步派的朋友現在開始效仿這位佛蒙特州參議員，將自己稱為「社會主義者」。 （相關報導： 「Z世代革命」正在亞洲蔓延！英國《金融時報》：對統治菁英感到沮喪的年輕人，正在推翻他們的政府 ｜ 更多文章 ）

凝聚他們的另一股力量是川普。托比亞斯當時在摩洛哥的沙漠裡工作，在一台畫質模糊的小電視上看到川普勝選之夜的場景。他還記得約翰・波德斯達（John Podesta）面色凝重地對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支持者講話的場景。

托比亞斯次年回到布魯克林，當時一起為蒂修助選的一個朋友堅持讓托比亞斯幫忙助力另一場競選：這次是28歲的酒吧侍者、服務員歐加修－寇蒂茲，她要挑戰一位最資深的民主黨議員。

「她擁有閃閃發光的個性。感覺是一個有趣的人，跟她在一起很有意思，」托比亞斯說。歐加修－寇蒂茲鋼鐵般的個性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回憶道，有一天，他跟歐加修－寇蒂茲坐在一起，參加一場進步派活動，後排兩名男子發表了貶損發言者的言論。

「亞歷山卓（歐加修－寇蒂茲的名）跟我說：『他要是再說一次，我就轉過去給他們點顏色看看，』」托比亞斯回憶說。果然，她很快就轉身怒視那兩個人，要求他們「放尊重點」。

「只是第一步」

大約在那時，托比亞斯見到了曼達尼。他和許多人一樣，被曼達尼的親和力和魅力所吸引。托比亞斯說，曼達尼能把枯燥的政策與動人的敘事結合起來，這也讓他折服。

「這一直是他思考過程的一部分，」托比亞斯說。他還補充說：「他懂得如何把左翼的目標與無聊的官僚體繫結合起來。」

托比亞斯沒有加入曼達尼的競選活動，而是在今年早些時候擔任DSA基金的負責人，這是一家幫助奉行社會主義理念的民選官員提升治理能力的非營利組織。「祖赫蘭（曼達尼的名）贏得選舉只是第一步，」他說。

蘭德則全身心投入競選活動。

幾年前，她在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遇見了曼達尼，當時她正試圖為「正當理由」立法爭取支持，該法要限制房租上漲，並使房東更難驅逐租客。當時州議會裡的DSA成員屈指可數，曼達尼是其中之一，他在2020年意外當選，成為皇后區的代表。

蘭德回憶說，大多數民主黨人都很冷淡，但DSA小組卻把她和其他社運人士當成志同道合的同志，甚至把辦公室借給他們。「他們認為自己的議席屬於廣大勞動階層，」她解釋說。

曼達尼今年早些時候啟動成功希望渺茫的市長競選時，蘭德周末會乘坐巴士進城當志願者。同時，租房者權利運動成為這位年輕候選人的堅實後盾。該組織起草的一份呼籲凍結租金的請願書在紐約市收集到2萬個簽名，併為曼達尼一項標誌性競選承諾製造了聲勢。

在11月的選舉臨近之際，蘭德看到了自己人生經歷的脈絡——孩提時代，她經歷了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動蕩，後來她在使命的召喚下成為一名活動家和曼達尼的競選活動者。 （相關報導： 「Z世代革命」正在亞洲蔓延！英國《金融時報》：對統治菁英感到沮喪的年輕人，正在推翻他們的政府 ｜ 更多文章 ）

「我作為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政治認同來自於這些親身經歷，我感受到資本主義和被企業控制的政策如何讓我的生活變得更糟，」她反思道。「而社會主義讓我的生活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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