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明專文：走出神話迷霧，重新探問「美國是什麼？」

「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就是帝國的歷史。」──丹尼爾．因莫瓦爾（Daniel Immerwahr）

除了中國大陸，世界上大概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深刻地影響著台灣的過去與現在。從流行文化、科技新知、日常生活到廟堂政治，美國對台灣的影響可謂是全面性和包覆性的。

台灣對美國的依賴自然也不僅止於軍事和經濟層面，而是在心理和思想上將美國視為學習，乃至無法被質疑的典範，即令歷史上台美關係從來不總（真）是穩固平順、「堅若磐石」。姑且不論一九四六年因北大女學生沈崇被美軍強暴而引發的「反政府」、「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國民黨來台後發生了一九五七年的劉自然事件、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一九七二年的保釣運動、一九七九年的中（華民國）美斷交，以及二○○三年的反波斯灣戰爭運動，都曾在台灣掀起過一波波短暫的疑美和反美風潮。

因此，近年來台灣社會出現的「疑美論」──具體地說，是「棄台論」──並非史無前例，但這在台灣現代史上終究是罕見的現象。因為自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始終是美國在東亞島鏈上重要的反共基地和邊境島嶼。台灣人不是不知道美國行事霸道，對之也不是毫無懷疑和保留，但始終選擇了相信美國，相信美式的自由民主就是我們選擇的道路，或至少美國獨大的軍事力量是我們賴以生存，不被中共「解放」的保證。因此在知識上和心理上，台灣人希望，也願意相信，「美利堅治世」（Pax Americana）就是文明的終點、台灣的起點。至於何以致之，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話題，也是閱讀本書，理解「美國是什麼」的重要開始。

美國：披著民主外衣的帝國？

諾姆．杭士基（Noam Chomsky）是美國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轉換生成語法」是語言學上的典範轉移之作，影響巨大。但他更為人所知的，影響也更為廣泛的是他從一九六八年的反越戰運動開始，所逐漸清晰的公眾知識分子形象，以及揭發和批評美國帝國主義行徑的公共書寫。

對杭士基來說，批評美國的帝國主義、拯救美國的民主，幾乎可以說是他大半人生的志業，為此他寫作、演講不輟，著作等身。他與奈森．羅賓森（Nathan Robinson）合著的這本書――《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英文版出版於二○二四年）是他近半個世紀一系列反美帝公共書寫的最新力作。

在這本書中，他們提出了一個根本性（foundational）的觀點，那就是美國作為民主國家形象是製造出來的神話。因為從其外交政策的實際表現來看，美國其實是個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國家，即令美國向來自認不同於歐陸的老牌帝國主義，起碼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從不以占領殖民地的方式建立帝國。然而，美國歷史學家因莫瓦爾指出，雖然美國官方向來不認為自己是「帝國」，但「美國一直都是州和領地的集合體」，「一直是個分治國家，分成兩個區塊，各自適用不同律法」。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

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在北美大陸以外占領與兼併了阿拉斯加以及數十個加勒比海與太平洋島嶼以及無人小島，包括夏威夷群島、波多黎各、關島、威克島與美屬薩摩亞等地的事實，突顯了美國的帝國特色，即以「集結待命區、發射台、存放空間、信標與實驗室」所形成的「點畫帝國」（pointillist empire）；而其特殊之處，就「在於這個帝國持續被視而不見」。

不過，「美國是否是披著民主國家外衣的帝國主義」，就美國研究這個學術領域而言，至少自一九九○年代起，就是一個討論不斷的話題。美國研究學者艾米．卡普蘭（Amy Kaplan）在她與唐納．皮茲（Donald Pease）合編的專書《美國帝國主義的文化》（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中就指出了美國文化研究向來未能直面其帝國歷史；她發現，儘管帝國主義──展現在歐洲殖民、奴隷制、美國的向西擴張、海外介入以及冷戰核武等領域──如此深刻地構造了美國這個國家的發展，但直到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前，美國的文學與歷史學者卻向來予以否認，寧願相信美國的種種行動不同於歐洲國家，不是，也無意於帝國的事業。

卡普蘭寫道，在公眾論述上，美國更傾向視自己為「世界強權」，而非「美利堅帝國」，是「單極」而非「霸權」，是「全球力量」而非「帝國主義」。這些字詞替換反映出否認的邏輯，忽視「帝國作為一種生活型態」（empire as a way of life），不只對受美國宰制的外國人來說是如此，對因之受益、受其壓制或奮起反抗的美國公民來說亦如是。卡普蘭強調，「帝國主義並不只是由外交菁英操縱的外交政策，或受到市場力量驅動的經濟事務，而是關乎本地文化如何整合與國際關係如何協商」的問題。皮茲也指出，「作為一個進行中的文化方案，美利堅帝國主義最好被理解為霸權與反霸權在脅迫與反抗模組之間既複雜又相互依賴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老布希政權所宣示的在波斯灣戰爭後所展開的『新世界秩序』其實是在二戰之後發展出來的國家神話的再生」，即美國作為世界領袖與楷模的自我想像的再次強化。

這個自我想像不只影響著美國自己，也以其外交、軍事與經濟手段重塑了二戰以來的世界。這就是杭士基和羅賓森在本書裡所要點明的「神話」，即美國關於自我、世界與價值的種種理想，固然有可取之處，但更多時候卻成為了美利堅帝國主義的粉飾。他們用簡而易懂、幾近常識的文字寫道，「任何人對他人施加權力時……都需要一種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通常歸結於他們的統治是為了被統治者好的信念」，而「理智的人鮮少關注領導者所宣稱的崇高意圖……重要的是歷史紀錄」。換言之，本書告訴我們，理解美國不能只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要看到美國理念與現實之間的矛盾與「雙標」。美國實際上做了什麼，要比它的領導人與政治人物說了什麼更為重要，因為這涉及美國究竟是什麼的核心問題。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

對台灣來說，「美國是什麼」這個問題無比重要，因為它同時涉及了我們對美國的判斷，以及我們對自我標舉的諸多價值──如民主、自由、平等──是否認真與信守。理解美國是什麼既是了解台灣自己的一方明鏡，亦是判斷世局發展和走向的基礎，畢竟美國不論選擇擴張或保守，都將影響台灣的命運。而《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透過對美國外交行動的記錄和分析，為讀者展開了一幅較少為人知，或是向來被主流媒體隱匿的美國真相。

正義，還是「國家利益」？

這本書從兩個部分來說明美國是什麼：第一部分是「紀錄」，是從美國歷史上的諸多海外行動來檢視它所宣稱的理想主義，尤其是一九四五年之後美國多次涉入他國內政，進行顛覆和規模大小不一的戰爭：從南美洲的智利、古巴到印尼、東帝汶和伊朗，再深入一九六○年代的東南亞戰爭（包括越南、寮國和柬埔寨）、二十一世紀初的九一一事件與阿富汗戰爭、自一九九一年起歷經兩任布希總統對伊拉克政權的攻擊和顛覆，以及至今事况仍舊不斷加劇的以巴衝突。他們也解釋了美國面對中國崛起、俄羅斯威脅，以及核武擴散和氣候災難等問題的態度和背後盤算，從來不只是為了宣揚自由民主、保衛人權那麼簡單。在每一個歷史事件當中，美國都自認站在正義的一方，但實際上卻充滿各種以「國家利益」為藉口的政治計算，其核心價值是反共，掌握重要資源以及進行全面的控制。

比方說，本書引用各種資料指出，一九六五至六六年的印尼反共大屠殺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美國的反共政策創造了暴力衝突的條件，協助並引導蘇哈托政權進行大規模的平民屠殺，以達成美國反共的地緣政治目標；關於越戰所造成的極端和大規模暴力，如美萊村的屠殺，還有波斯灣戰爭中炸毀嬰兒奶粉工廠，對伊拉克士兵和平民進行無差別轟炸與射擊等，則是美軍的戰略使然──即「不惜一切代價減少美軍傷亡，透過極大化的破壞來達成目的」；同樣的，當赤柬造成「殺戮戰場」引起舉世譴責時，美國出於戰略考量，仍願意支持赤柬作為對抗越南的便利盟友，延續中南半島的戰火。就如同在加薩的人道悲劇面前，美國依然支持以色列的軍事行動，乃至主張其占領加薩和攻擊伊朗都是「自衛行動」一樣。這些悲劇顯示，即使是像「反共」這樣的意識形態，對美國而言，也不是堅守不渝的政治信念，而是美國遂行全面控制，抑制對抗勢力的一環。

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亦出於相近的戰略邏輯。以反恐之名，美國於二○○一年入侵阿富汗，不只造成了阿富汗超過十五萬軍民喪生，上百萬人被迫離鄉背井，更促成了塔利班的再次崛起，最終迫使美軍在二○二一年撤離阿富汗。作為報復和反制，美國立即涷結了阿富汗中央銀行的資產，致使阿富汗人陷入更深的貧窮與絕望。同樣以反恐為名的伊拉克戰爭亦是一場師出無名的侵略戰爭，不僅小布希政府聲稱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尋無所獲，海珊政權被推倒後的伊拉克更遭受嚴重的破壞，族群衝突撕裂伊拉克，也讓中東地區陷入動盪和不安，而造成這一切悲劇與種種「附帶損害」的小布希政權，卻逍遙法外。關鍵的是，塔利班也好，海珊也罷，最初都是美國為了自身利益而扶植的政治勢力。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

杭士基和羅賓森寫道：「按照教父邏輯，當海珊遵守美國的規則時，美國支持他；當他違抗時，美國反過來對付他。」最關鍵的是，反恐戰爭除了讓塔利班將自己成功塑造為反美的自由戰士外，更創造了美國將恐怖分子送往他國拘留、審訊乃至虐待，以迴避美國法律的先例；美國二戰時期針對境內日裔移民的集中拘禁，如今轉化為在古巴關塔那摩灣和烏茲別克等地的「境外監禁」。最近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United State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將無證移民移送境外拘禁，其手法與邏輯與之如出一轍。反恐於是也成為違法違憲、毀壞民權的藉口。

對於以巴問題，杭士基與羅賓森則是從「美以共同」行動的角度來思考：為什麼標舉人權價值與自由民主的美國會選擇支持以色列？他們引用美國外交關係檔案指出，美國支持以色列，是因為它是中東地區唯一親西方的強大國家，而以色列的強大可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崛起。然而，猶太復國主義實為占領與殖民的作法，不但反映了對阿拉伯民族的無視與歧視，更像當年美國向西開拓，以種族清洗和種族隔離的方式對待原住民一樣，埋下了仇恨與暴力的種籽。即令聯合國成員國數度提案要求以色列撤兵，結束加薩戰爭，美國依然在安全理事會中一票否決了多國的共識。本書指出：「與其透過政治協議來降低緊張局勢，並讓邊境出現一個非軍事化的巴勒斯坦國，以色列寧願選擇控制境內的敵對人口，這反而使自身更加不安全」，這正是造就今日加薩悲劇的原因，也是眾人批評以色列進行「種族滅絕」（genocide）的理由。

同樣的，對於俄烏戰爭，杭士基與羅賓森儘管也抨擊普丁窮兵黷武，禍害生民，但認為烏克蘭戰爭的導火線仍在於北約擴張。他們引用國際事務專家阿納托爾．李文（Anatol Lieven）的說法指出，倘若美國積極推動與執行二○一五年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的《新明斯克協議》，放棄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的目標，並同意頓巴斯自治，使烏克蘭成為中立國，或許就可以避免這一場無謂的戰爭。持類似看法的還有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Jeffrey D. Sachs）以及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海姆（John Mearsheimer）等知名學者。 當然，在西方和台灣有不少人對此觀點嗤之以鼻，但這是建立在歷史事實上的分析和推論，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不應被視為替普丁開脫的說詞。對此，杭士基與羅賓森鏗鏘有力地寫道：

就像指出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增加了美國遭受恐怖攻擊的風險，並不代表為恐怖主義辯護；同樣的，分析美國拒絕考量俄羅斯所聲稱的安全利益，導致暴力衝突更有可能發生，也不代表為普丁的戰爭找藉口。這場戰爭的責任當然在普丁身上，但美國應該自問：美國政策如何影響戰爭的走向？

換言之，他們要求的是美國捫心自問，自己的行動如何影響了他國的安危，我們又如何看到潛藏在眼下暴力後面的歷史成因與利益算計，刨根問底，釐清責任與前進的方向。這樣的觀點理應至明，然而在當前反戰即投降，只看顏色不談道理的不理性風氣下，反而成為不受待見，乃至被多所撻伐的少數（異類）觀點。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

以戰止戰，是和平的唯一方案？

在論及中國威脅的章節中，這樣的洞見更直指問題的根本：中國威脅的真正涵義是「美國將不再主宰全球」；本書指出，儘管美國聲稱「中國對台灣的行動充滿威脅」，卻認為「自己有權推翻世界各地的政權」。這種「寬以待己，嚴以律人」的例外主義作為正是帝國主義的病症。因此，作者提出了一個理性，但顯然不同於主流意見的想法：

要實現持久的和平與公正解決方案，美國必須避免採取讓中國感到需要展現武力的行動，或者避免讓中國認為，如果不以武力統一台灣就是對美國的屈辱性讓步。我們應該避免給人一種印象，彷彿美國視中國為敵人，而台灣是對抗中國的重要盟友。同時，更應該避免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讓整個區域變成一個隨時可能引爆的火藥庫。

換句話說，本書認為，美國不應採取敵對衝突的姿態應對中國的崛起，更不應該將台灣視為對抗中國的籌碼，因為那只會使得台灣及東亞陷入戰禍。這當然不意味著一切都得順應中國，而是說美國那此看似支持台灣自決的行動（例如二○二二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反而會推升台海成為戰場的風險。減緩軍備競賽，以外交折衝來緩解中美與兩岸的衝突，確保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才是上策。

或許對身處台灣，面臨中國脅迫壓力的讀者來說，這項建議顯然不接地氣，不符實際。但其用意恰恰在於懸置，乃至掉轉以戰止戰的想法，改以降低戰爭風險作為推進兩岸和中美關係的方針。畢竟激怒或羞辱中國，視之為「境外敵對勢力」，除了情緖價值外，對於和平並無好處；相反的，本書提醒我們，敵我意識的強化，尤其是對敵人的妖魔化，最終往往是將原可以透過協商解決的利益衝突，「誇大成『關乎文明對立的史詩對決』，並將雙方描繪成水火不容的虛構敵對關係」。

美國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對此也抱持相近的看法，擔心中美對彼此的不實敘事將引發更激烈的衝突。的確，反戰絕不等於投降，或是放棄備戰的準備，而是不將敵我對峙和軍備競賽當作兩方交往的前提，而改從尊重、解壓與共存的角度，探索和平之道。從以巴衝突、俄烏戰爭到中美關係，本書的批判觀點是一以貫之的。

因此，問題的核心還在於「民主」二字。但本書表述的民主，並不只是選舉投票、立憲分權這樣的形式，而在於總體危機如何面對，民之所欲如何實現這樣的根本探問。毫無疑問，核威脅與氣候災難是當下人類面臨的兩大危機，然而解決危機的權力卻被政治人物與資本家牢牢掌控。即令是如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核武器的使用與否由總統一人決定，但其影響的卻是百千萬人的性命，乃至地球的存續。廣島和長崎的歷史教訓仍歷歷在目，不容忘記。同樣的，資本主義大量生產、過度消費的發展模式造成的環境汙染與氣候變遷，其後果由地球上的所有物種共同承受，但其利益卻由少數的資本家獨享。少數政治與經濟菁英寡頭壟斷了權力，後果卻由多數人承受的狀況，就算不是獨裁，也難以說是民主的。因此，本書寫道：「若我們將民主定義為人民共同決定自己族群的未來，就能清楚看出，這種權力結構與民主精神完全不相容。」面對這樣的全球危機，我們需要的不是以戰止戰，而是合作與互助，以「更大的民主」來構思如何從源頭截斷軍事工業複合體，抑制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制止「碳殖民主義」這類將陷地球和人類於萬劫不復的政策。

對民主的基進想像

在這個意義上，貫穿本書的核心要旨是對民主的基進想像，這正是本書第二部分的重點。「誰決定了外交政策？這些人代表哪些利益？他們的權力來自何處？」這是構築民主的根本問題，也是理解當下美國與世局的關鍵判準。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

民眾如何獲取真相，表達己見，合法爭取自身利益，即是民主的真諦。這有賴民眾能從國家政策和企業運作的旁觀者轉變為民主行動的參與者，並且穿透媒體的認知迷障，抵達客觀而清明的認識。本書強調，「真正有意義的民主，應該讓人民在決策過程中扮演主導角色，親自制定政策方向，確保每個人都能積極參與並充分討論」。老實說，這確實是很高遠的理想，實踐起來並不容易。但是我們不該因為理想不易實踐就否定理想，也不應該因為現實便利就接受現實。相反的，本書提出的基進民主想像不僅在西方社會（包括台灣）已透過社會運動和公民參與有一定程度的實踐，更將理念視為對現實的針砭，提醒讀者，我們是否因為現實放棄了理想，是否讓恐懼遮蔽了良知，是否無意間讓黨派私利，乃至「國家安全」代言了自我的權益，主宰了自己的命運。

如果一國之民主是以保障個人權益為基本，那麼國際社會的民主同樣也應該以所有人，而非個別國家的福祉為依歸。國際法的存在理應獲得所有成員的遵行，而不能是對我有利時才遵守，對我不利時就違抗。民主涉及的不僅是個體自由的主張，也應該具有平等的內涵，不僅在實踐上是如此，在規則的制定上亦應如此。就此而言，美國歷來為所欲為，主導規則又不遵守規則的行徑，很難令人尊重和信服。刻正進行的關稅談判亦是如此。美國是什麼，是民主國還是帝國的大哉問，再次浮現眼前。

針對這個問題，本書強調，不只要觀其行，更要破其言，亦即重新審視那些我們朗朗上口的話語：「自由」、「極權」、「安全」、「防衛」、「恐怖主義」等等，並且認真思考這些宣傳性的語言究竟如何改造我們對現實的認知，淡化或誇張了事實的真相，又如何將我們推向理想主義的對立面。

我們應該理解，國家的武力在施加於敵人之前，總是先指向了人民的內部。宮鬥劇裡說的「清君側，斬小人」就是血淋淋的政治鬥爭，「綏靖與平亂」就是征服與剿匪。一國武力之強化必然以其公民為芻狗，不僅參軍者往往出身貧寒與弱勢，軍隊和警察亦往往互為表裡。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悲劇是如此，而今在加州派駐國民兵與陸戰隊逮捕抗議人士的川普美國亦如是。因此，本書主張，「抵制並限制國家暴力」是公民最基本的責任，誠實且認真面對體制所依賴的暴力，並且拒絕參與危害和平與民主的罪行。改變現狀，確實不容易，也需要勇氣，但除此之外，更別無他法。

走出神話國，尋找新方向

就此而言，美國是什麼，如何在看穿美國理想主義的神話後採取行動，就不只是美國人獨有的責任和義務。如前述皮茲所言，從帝國主義的視角理解美國的意義正在於明白「霸權與反霸權在脅迫與反抗模組之間」有著「既複雜又相互依賴的關係」。雖然不是美國的一部分，但台灣並非在美利堅帝國的籠罩之外，而是其「點畫帝國」的部分構成，我們對美國的依賴固然有自身「國家利益」的追求，但這也意味著無形之中，台灣或多或少參與了美國的帝國行動。

二○二五年八月三日公民團體集結於外交部大門，抗議台灣政府捐助以色列屯墾區計畫的行動，就是一次醒覺的認識。美國於遠方鑄造的血淚與仇恨裡，實有我們的一份責任。追求民主、自由與自立的台灣，因此首先需要看清所託何人，是否值得信賴，並在霸權與反霸權的敵我想像當中看清權力的實態，是順應還是違逆，甚或改造民意？在脅迫與反抗的拉扯中，是實現了，還是扭曲了理想與價值？捫心自問，我們的行動與選擇是否影響了他人的安危？對敵人的恐懼是否造成了對己身和民主的暴力？「台灣有事」即是他人有事，這樣的想法是否、又如何符合公平和正義？

當然，不論在哪裡，和平共存、國家安全，究竟孰輕孰重，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但本書的啟發正在於提醒我們，這樣的提問方式或許是有問題的，是「神話」意義上的政治操作。沒有了安全，何以談和平？以巴衝突、俄烏戰爭都是迫在眼前的例證；但只考慮被神聖化了的「國家安全」，而不考慮國境內外人民實際的生存問題，例如核威脅與氣候危機、能源議題與食安問題，所謂安全與和平亦是緣木求魚。

走出神話國，回到人世間，對災難與戰亂抱持警醒，對大地上受苦的人們予以關懷和憐憫，為「更大的民主」尋找改變的勇氣與方向，是本書的期許。而這一切都得從追問「美國是什麼？」開始。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花月殺手─美國歷史的黑暗記憶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