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內政委員會通過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初審，其中最具話題性的改變莫過於罷免門檻的修正，將現行罷免提議人比例，由選舉區總數的2%調降為1%，將連署人的門檻，由選舉區總人數的13%調降為10%，罷免通過門檻刪除原投票率須達50%的限制，改為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選人舉人總數的4分之1以上即為通過。這看似公民權利的勝利，其實背後隱含許多民主政治的危機。
雖然許多民眾認為我國的罷免門檻之高是世界之最，並舉出美國、英國的例子，以支持其論點。但殊不知美國多數州的連署門檻為25%的合格選民連署或是最近一次州選舉投票人數的25%為連署門檻，只有少數州有條件將連署門檻訂為10%，但也僅限於全州性的公職罷免。若輔以美國地方選舉之投票率多為50%以下，且幅員廣大、人口散居等特性，美國將罷免連署門檻訂為25%的合格選民連署，甚至10%的合格選民，其難度都不可謂不高。此外，再以英國論之，2015年英國將下議院議員罷免門檻訂為10%的合格選民連署，即可舉行罷免投票，看似簡單。但該法規定要罷免下議院議員需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第一，被罷免人必須被法院宣告有罪。第二，被下議院宣告停權21日以上。換句話說，若是國會議員沒有滿足上述任一條件，選民是沒有權利要求舉行罷免投票。
各國罷免制度均視連署門檻與成立條件互為犄角，兩者一寬一嚴，既賦予公民罷免的權力，亦保障政治穩定。然而，我國此次選罷法的修正，既下修連署門檻，又取消投票率限制，實為罕見。筆者認為此次修法看似公民權的一大進步，實為政治穩定投下一大變數。以英國為例，雖罷免連署門檻寬鬆，但發動罷免投票前，須符合嚴格的前提要件，非任意為之。美國制度之設計亦有此精神。
反觀我國罷免之制度設計，發動前，既無嚴格的前提要件限制，正式成案後，罷免通過門檻亦低。顯然，兩者之間並無配套制度設計、互為制肘。這樣的結果恐會帶來幾個重大影響。第一，政治的公正性受到質疑。我國立法委員選舉的投票率幾乎都有65%左右，相較於其他國家，仍屬公民積極參與的國家。倘若以65%投票率計算，候選人獲得51%當選，則合理推估候選人得票率約為獲得選區約33%支持而當選，如今卻有可能被25%的少數人所罷免，顯然有違民主制度。 （相關報導： 指林佳龍是現代陳世美 新北工務局副局長遭判刑4月 ｜ 更多文章 ）
第二，社會集體反智。民主政治中，參與與不參與都是一種意見表達，選民可以積極表達意見，亦可消極抵抗。因此，只要我國選舉制度在沒有改成強制投票前，都不應該剝奪民眾拒絕參與選舉投票的權利。然而，過低門檻的罷免制度，間接造成支持或反對罷免投票的所有人都必須參與，否則極有可能造成自己支持的代議士被少數意見所推翻，形同剝奪消極抵抗的權利。或許有人會說，如果民眾擔心自己支持的代議士被罷免，就應該積極參與投票。但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不贊成罷免選舉者，為何要被迫參與一場連自己都認為沒有意義選舉？反對罷免者甚至可能必需付出其他的額外機會成本，例如放棄旅遊或減少收入等。這樣的制度設計形同社會多數被少數綁架、把持，無疑是一種社會集體反智。
圖說：呂維胤期望教育局能在特教生的師生比上有所調整，讓特教生能享有更多的資源。（記者鄭永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