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以弱勝強的例子無論中外比比皆是。我們最熟悉的赤壁之戰、淝水之戰以及紅軍前四次反圍剿都是典型案例，至於三國時期的合肥會戰，張遼800精騎大破孫權10萬人馬的故事更是經典。可以說，只要合理運用軍事手段，以弱勝強並非不能實現。
17—19世紀中國水師的裝備情況不那麼樂觀，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不考慮國家政治腐敗等因素，單純考慮軍事層面，這一時期的中國水師對陣西方海軍，能通過計謀實現以弱勝強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當時的海戰戰術。
明清水師對陣西方風帆戰艦能贏嗎？
與陸戰戰術相比，海戰戰術更加強調對技術裝備的運用，因此，裝備的發展對於海戰戰術的影響極為深刻。17—19世紀，海軍中的主要艦船都使用風帆動力，少部分帆槳並用，總體來說航速不高，槳帆船航速雖然快一些，但是持續時間並不長。一般情況下，西方戰艦正常航速在6～10節，而中國戰船在4～7節，接戰時甚至只有1.5～3節，如此緩慢的航速，當然也不能指望舵效有多高。一旦進入接敵狀態，軍艦的戰略和戰術機動能力都不足，基本上就是固定的模式。但是總體上說，如果風力夠大，西方戰船的機動性還是要更好一些。
西方在風帆時期的海戰模式是什麼？一般情況下，距離遠則使用重型火炮轟擊，距離近則使用槍械或者迴旋炮等輕型火器轟擊，再近就是接舷近戰。為了能夠最大化發揮火力，後來又出現了線型戰術，這也促成了西方最重要的艦種——戰列艦的誕生。戰列艦誕生後，由於指揮系統的完善，混戰戰術又流行起來，英國海軍中將霍雷肖‧納爾遜就特別善於此道。此外，火攻船也是西方海軍中的常見裝備。
那麼，這一時期的中國水師又是如何作戰的呢？明代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分別在《紀效新書》和《洗海近事》中有詳細紀錄。戚繼光在書中明確表示，200步以內使用佛朗機（子母炮）和鳥銃，30步以內是噴筒、弓箭、標槍，再近就是火箭、火磚等。俞大猷對於火器的使用卻有獨到的看法，他要求士兵要做到百發百中，因此特別強調開火距離必須盡可能地縮短：「大小火筒須兵船犁及賊船乃放，不待言也……下恕火箭、佛朗機及哨船發熕，亦須近及乃放。」
中國水師的戰術沒有發生大變化
到了明末以及清代，艦載紅夷炮大量裝備，取代了佛朗機成為水師進行轟擊的主要力量，但是根據史料記載，中國水師的戰術並沒有發生很大變化。
提督李長庚的兩個侄子李廷鈺和李增階都曾跟隨李長庚參與到剿捕蔡牽的軍事行動中，他們對清軍海戰戰術運用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情況。李廷鈺在《靖海論》中說：「遠則施威遠、劈山（均為火炮名）以擊其船，近則用噴筒、火箭以燒其篷，又進則擲火鬥、火罐以燃其賊，蓋船無蓬則伎盡，人觸火則心慌，水師之備無以過此。」李增階在《外海紀要》中說：「敵遠者，用大炮；略近者，用鳥槍、火器、噴筒、鑽箭；再近者，用火磚、火鬥、石塊；最近者，火具一齊開發……敵船被燒，敵人比逃避，我弁兵便乘其煙焰，持擋叉、鉤鐮、挑刀，用藤牌蓋遮過船。」，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中國水師戰術依舊是以前那樣：在遠距離用火炮等大型管型火器轟擊，在近距離使用鳥槍、弓箭以及噴筒、火箭等具有一定遠射程的火器接敵，待到距敵很近則使用火磚、火鬥等拋擲型的燃燒性火器攻擊，靠幫之後則執冷兵器登船格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