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夠為一個人勇敢一次，你就能把你的勇氣，感染給那個人。
母親的承擔
母親只有小學畢業，父親連小學都沒讀完，他們都是十幾歲就出社會工作，分擔家計。
他們是在撞球間認識的。母親在撞球間工作，父親來打球，母親覺得這個人殷實可靠，開始往來。她大父親一歲，是姊弟戀。交往沒多久，父親要去當兵，母親說，我等你。
她依約等到父親退伍。結婚那一年，父親二十四歲，母親二十五歲。他們以一年一個孩子的速度，生下哥哥、姊姊、我。
然後，我染上小兒麻痺。他們不滿三十歲，生活不易，還要照顧一個染病小孩，可以想像壓力有多大。
外公是家族長子，跟外婆生了七個孩子。母親排老二，上面一位哥哥，下面五個弟妹，是家族裡的大姊頭。
外公是一位知識份子，民國五○年代初，競選高雄省議員落選，被控「預備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寫這段時，我查了「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資料，看見他的判決文：
洪天時思想偏激，早對政府不滿，圖結合不滿現實之台籍青年，俟共匪進入聯合國，我國人心浮動時，或於我反攻大陸時，推翻政府，實行台灣獨立。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外公是有些本事，但如此恐懼的政府，未免也顯得太容易被推翻。
那是民國五十三年，外公五十歲，哥哥剛出生。後來大舅意外離世，其他弟妹需要幫忙都會找母親。母親除了照顧自己家，還要照顧弟妹。家裡發生這些變故，身為長女，不管如何都得扛起來。
我染上小兒麻痺後，不管實質上或心理上，都增添母親的負擔。
野狼125上的尋醫
我的身障手冊障礙等級，標示是「重度」。我雙腳肌肉萎縮，左腳相對輕微也不太有力，右腳完全無力，只有腳趾能動。
走路我只能靠左腳支撐。我的雙腳長短不一，一開始右腳比左腳短五公分，後來差距逐年拉大。
開始走路後，為了要平衡左腳，右手臂就得承擔更多重量，後來雙臂發育也不平均，右手臂明顯比左手臂粗壯。
有段時間，我常覺得，我身體左右兩半，好像來自不同「元件」。
我左眼雙眼皮，右眼單眼皮；左耳小且聽不見，右耳大聽力敏銳；右臂粗壯，左臂一般；左腿萎縮但比右腿粗，右腿像一節竹竿……
小時候我甚至天真想過，這樣的身體，是不是老天爺拿那些用剩的積木，隨便拼湊起來，丟進我媽肚子裡的？
是，不懂事的自己，或是好事的他人，都會對這樣的「身體」編故事。特別是別人編的故事，內容不脫前世今生的因果報應……聽起來，都像做錯事的懲罰。
爸媽總是想方設法，要讓我的雙腳恢復活力。小時候，我常有的行程，是爸爸騎著野狼125機車，載著我跟媽媽，到處求醫找偏方。
我看過各式各樣的醫生、密醫、推拿師、廟公、乩童。我喝過很多宮廟的符水（把符燒了配鹽水喝）、其苦無比的中藥。雙腳貼過無數膏藥（拿來當壁紙可以貼滿一片牆），經歷無數推拿按摩。
爸媽心疼不忍時，會買玩具給我。我好幾台火柴盒小汽車，是喝很多碗又黑又苦的中藥，換來的。
寫到這一段我才意識到，他們在我很小，就透過這些嘗試，為我埋下一個希望的種子。
孩子小兒麻痺沒錯，行動不便得拿拐杖，但說不定還是有機會可以改善。
前往台北振興醫院
小兒麻痺在台灣流行期間，很多染病孩子的家庭，都沒有充足資源。蔣宋美齡夫人有感於此，創辦振興醫院，讓許多小兒麻痺病患，可以接受醫療矯正與復健。
我升國小六年級，媽媽聽說台北振興醫院，決定帶我上去看看。
有一晚，我們搭夜班火車，從台南出發。夜車幾乎每站都停，我難以入眠，睡睡醒醒，經常看著窗外。
我記得窗外迷濛的燈火飛逝，拂曉前大地將醒的樣子。往下會發生什麼，我完全沒概念。
我們清晨抵達台北，第一次離家那麼遠，我興奮又好奇。
當時下火車站，第一個浮上腦海的想法是，台北人怎麼會長得跟我們一樣（首善之區，不應該長得不同嗎）？
我們搭車前往醫院，沿途我不停張望，城市車水馬龍，馬路寬闊，繽紛熱鬧，跟台南很不一樣。
到了醫院，等了好久的掛號，終於輪到我看診。醫師說，我脊椎略微側彎，雖不嚴重，但是最好及早開刀矯治，不然以後惡化，會影響到心臟跟呼吸。
還有，我右大腿上翹，右腳呈ㄑ字型，右腿靠鼠蹊部，也必須開刀矯正，才能讓右腿平直。
脊椎矯正，是大手術，必須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用物理的方法先將脊椎拉直，一般要花上一個月左右。
脊椎拉直之後再開刀，要剖開背部，在脊椎骨上釘上鋼條，定型脊椎，防止繼續側彎。手術有風險，過程中如果不慎傷及神經，可能會半身不遂。
除了術後疼痛外，要讓鋼條能固定跟脊椎貼合，必須穿上一件石膏衣，長達半年。上半身會像木頭人一樣僵固，而且無法洗澡。
那是個大決定。爸媽討論過後，與其放任我脊椎繼續側彎，不如一次矯正。痛一陣子，好過苦一輩子。
脊椎手術前半段
那個時代，小兒麻痺病患很多，在醫院開刀需要排隊。一般來說，病童入院後會先做一段時間物理治療，等候開刀。
術後再加上復健、製作支架，經常會在醫院待上半年、一年。需要多次手術的孩子，一待兩、三年也是有的。
為了不荒廢學業，蔣夫人在醫院創辦學校，讓孩子們可以一邊接受治療一邊學習。有點醫療住宿學校的味道。
我進醫院後加入小學部六年級，早上上課，下午做物理治療。
母親決定上台北工作，一邊工作一邊照顧我，哥哥姊姊就讓父親照顧。她在一家西餐廳廚房，找到晚班工作，白天可以到醫院看我。
坦白說，我不喜歡這樣安排。醫院的小孩，沒有人的爸媽會三天兩頭來。有人的爸媽幾個月都不來，彷彿交給醫院後，忘記有這個孩子。
她一個禮拜來兩、三次，顯得我很弱，身邊的孩子逮到機會就嘲弄我（也許是為了掩飾家人不能來的失落），我常遷怒她，叫她不要來。
脊椎矯正是大手術，一般要等上幾個月甚至半年。母親出社會早，明白人情世故，給醫師送了禮，我進醫院一個多月，就排進手術名單。
第一次進開刀房，我不懂緊張或擔心，就是傻傻聽任安排。我被推進手術室，護士阿姨給我戴上口罩，我沉沉睡去。
醒來，頭顱釘了四根鋼釘，前額左右各一根，兩邊耳朵上方各一根。四根鋼釘，被一個正圓鐵環固定，鐵環兩側突出一截螺帽。
另一個半圓鐵環，左右兩側有溝槽，可以垂直勾住正圓鐵環兩側螺帽，也可以拆下。半圓鐵環正後方有掛勾，勾著一個滑輪，滑輪連接沙包。
我的雙腳也打石膏，鋼釘釘進膝蓋上方骨頭，雙腳鋼釘用綁繩接到病床尾端，一樣連接沙包。
也就是說，我的頭跟雙腳，得透過兩端連接的沙包重量，把脊椎拉直。我必須這樣躺著、趴著，至少一個月。期間不斷調整沙包重量，直到把脊椎拉直，才能開刀。
接下來一個月，我只能生活在這張病床上，什麼都不能做。或躺或趴，像一張不斷在煎鍋上翻面的蔥油餅。
母親推我出去看電影
傷口的疼痛，沒有太打擾我，但我有各種不適，我覺得頭很重，身體很僵硬，一直躺床上很無聊。
當時在振興醫院，小孩都期待禮拜六。禮拜六家長會來，家長沒來，一些有愛心的大哥哥大姊姊，也會來陪伴我們玩。但我們最期待的，是週六晚上看電影。
醫院有一個很大的圓型餐廳兼活動中心，週六晚餐後，工作人員會收起餐桌椅，搭起大型布幕，用膠捲放映機，放電影給我們看。
手術完第一個禮拜六，因為各種不舒服，跟媽媽吵著要看電影。我不是真的想看，只是覺得，都被弄成這樣，不要連一部電影也不讓我看。
那是一個無理要求。我的病床特殊，要把病床從病房推出去，不容易。萬一不小心被頑皮的青仔欉小孩，推著飛快輪椅撞到（醫院多的是拿輪椅飆車的孩子），我頭上釘四根鋼釘，不是開玩笑。
護士阿姨再怎麼有愛，也不會同意這種事。但我媽不管，我不知道她怎麼說服護士阿姨，她跟其中一位，聯手把我推出病房。
我印象太深，一路上來探望小孩的三姑六婆說話了：「啊是不看會死喔？」「是有多愛看電影啦？」「生這落款，還要看電影？」
我們來到圓中心，我起身坐著看，但我的頭好重坐不久，只好躺下來。躺下來，又被人群擋住看不清楚……整個過程，沒有觀影的愉悅，只有不舒服。
沒多久，我跟媽媽說，我不想看了。媽媽又把我推回病房。
那麼多年過去，我完全想不起我看了什麼電影，只記得媽媽把我推出去。她才小學畢業，不懂什麼教養理論，但她把我推出去。
她總是在很多關鍵時刻，把我推出去，總是用那樣一推，明白告訴我：「兒子啊，如果別人家小孩可以，你也可以。」
她不讓我拿身體當藉口，拿身體的不便，當作無法前進的理由。不，反而是因為不便，更必須想盡各種辦法，讓自己出發。
後來在企業課堂上，我會分享這個故事，鼓勵同學跨越限制。
有一回我突然想到：媽媽是從小到大都那麼勇敢嗎？還是她因為生了我這樣的孩子，不得不勇敢？不然，她要怎麼教會我勇敢？
為了生存，為了照顧弟妹，為了不讓人看不起，為了扛起一個家，為了她拿拐杖的孩子。
我本來是一個怯懦的小孩，小時候親戚來家裡，我常會躲在房間不見人。
明明是一個膽怯又容易緊張的小孩，怎麼長大以後，會跑去TED，面對上千群眾演講？到底是哪來的勇氣？
母親那一推，其實也明白告訴我：如果你能夠為一個人勇敢一次，你就能把你的勇氣，感染給那個人。
作者介紹｜火星爺爺
本名許榮宏，台灣台南人，1966年生。畢業於成大電機系、東海企研所。曾服務於花旗銀行、滾石唱片、蕃薯藤、匯豐銀行、電視豆、新光證券。現為火星學校創辦人、企業講師。為企業培訓創新發想、故事行銷、策略思考，客戶遍及兩岸三地。2014 TEDxTaipei講者，以一則8分鐘演講「跟沒有借東西」，累積310萬點閱。
出版著作：《給下一個科學小飛俠的37個備忘錄》《三號小行星》《超人大頭貼》《戀人亂語之約翰愛瑪麗》《X經 理人的奇幻管理學》《包包流浪記》（獲得紅點設計等十七個國際獎項）《故事要瘋傳成交就用這5招》《我在地球的奇異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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