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要接受法律制裁，不少人都認為罪大惡極的人應接受死刑。例如是生活在紐約的日裔攝影師風間聰（Toshi Kazama），他本來也認為死刑是有必要的。
他15歲離開日本後，他一直在美國紐約從事專業攝影工作，並在當地結婚、生子。隨著3名兒子逐漸長大，身為父親，他也開始擔心美國社會的槍枝、毒品、犯罪等問題，但美國社會對待生命的態度，卻又總讓他感到不舒服，尤其是，一個國家竟然對未成年者判處死刑，這令他心感不安。
身為攝影師，他希望了解更多這些少年死囚，呈現美國社會對生命的態度，並為社會做點事。於是他展開了少年死囚作為拍攝計畫。他自1996年開始拍攝少年死囚，第一個進入拍攝的，是全美最高度警戒的阿拉巴馬監獄，和獄方的交涉過程，足足花了8個月之久。
他本身不是記者，所以當初只能硬著頭皮打給號稱全美國戒備最為森嚴的阿拉巴馬監獄獄長，然而對方的態度卻極不友善，甚至口出惡言。不過在歷經幾次的溝通後，他成功進入了阿拉巴馬監獄。
進入戒備深嚴的監獄後，門立刻關上。但和不友善的警衛相比，被拍攝的少年死囚卻對他相當友善，他們都願意被拍攝：
「我和他們握手，擁抱、親吻他們，我會問他們今天好嗎？就像任何一個你第一次見面的人一樣。他回憶起和死囚初次的會面和相處，他自己想接觸的，是他們很人性的部分，而不是一味地追問他們為何犯罪及犯罪內容。」
「雖然我們之間的對話可以很自然，但是我仍可以感覺得到，有什麼東西隱約存在他們之間，那就是死亡的陰影…，當我和他們見面時，並不會流淚，但是當我離開他們，回到自己車上，我總是不停地哭，直到警衛催我快將車開走。」
他照片中的死囚，有些無表情，有些卻十分自在，甚至在臉上淺笑。這幾次經驗中，他體驗到所謂的殺人犯只不過是一個家庭悲劇的產物。他們並非有著面目猙獰的面貌，或是冷血的心靈，與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只在於他們都缺乏愛。
風間聰在獄方人員和少年死囚眼中，是個特別的傢伙。不只是因為他對待人的方式，也因為他總是和他的助理拖著20大箱的攝影器材及工具，進入監獄進行拍攝。
他所使用的相機，是在電影裡才見得到的那種大底相機。被拍攝者通常要等上非常久的一段時間，他才會在大相機的黑布罩內按下快門。他說：
「我要拍攝他們很自然、很人性的那一面，如果我用一般相機，我可能會拍攝到一些刻意擺出的表情、或是姿勢，那不是我要的東西…，我並沒有刻意去呈現他們什麼部分，他們在鏡頭前呈現的只是我們之間建立的關係。」
他總共拍了21位美國青少年死刑犯，有人最後被執行死刑，但也有人改判無期徒刑、甚至無罪釋放，呈現出死刑制度的荒謬之處。他表示死刑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執行動作，從電椅、毒藥注射器材、最後一餐到執行場，濃厚死亡氣息令人不忍。
曾有人問他，少年死囚的拍攝計畫是否改變了社會什麼？
他回答說，如果這個社會還是有槍枝、毒品…，那麼這些東西就有可能到孩子們的手上，他們就有機會做出任何事。而這些繼續存在的問題，也會讓死亡名單上排列的名字繼續增加。
死囚拍攝計畫已告一段落，風間聰卻把二十位少年死囚的照片，集結成冊到各地演講，走訪美國、台灣等地拍攝刑場、死刑犯及家屬。希望人們感受到少年死囚背後那片死亡陰影的同時，也正視這片陰影的成因和問題所在。風間聰說，拍攝期間他對於司法體系及死刑有了更多體悟：
「即使死囚也有人權！」
處決死刑犯並不會減少殺戮，也不會讓受害者死而復生，沒有人想親手殺人，但國家也沒有權利代替人民執行死刑。風間聰希望民眾能夠體認到，死刑並不能解救受害者家屬，只有積極預防犯罪，才能使治安變好。
當我們自己並非受害者時，我們常會義憤填膺地說，如果我是受害者我一定要把壞人殺掉。然而這卻是一個危險的想法。一個要能克服仇恨與憤怒的人，是需要比先前多出幾千萬倍的愛。
廢除死刑這個議題，經常引起相當多不同的看法，反映出社會種種價值觀和問題。可說這個議題事實上是觸到了社會病癥，讓我們一起找出病源，尋求治療的方式。
文／ 言人總編輯 JC LIN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言人文化（原標題：邊緣文化／反死攝影師風間聰—看見死亡的顏色「沒有人想親手殺人，但國家也沒有權利代替人民執行死刑」） （相關報導： 全校第一名淪馬伕、USB線勒斃兩老闆再縱火滅跡 律師揭「殺人犯」如何被逼上絕路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陳憶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