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犯罪，被寃枉的人判刑重，真凶卻被判得輕…他道出司法制度最醜惡的一面

在美國，死牢中的囚犯有三分之二是非裔美國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全是白人的陪審團定罪的；另外一個數據是，如果受害人是白人或非裔美國人，陪審團判決死刑的機率有三倍以上的差別。

喬治．瑞安(George Ryan)是美國伊利諾州一九九九年到二○○三年的州長，他二○○○年上任後就下令全伊利諾州停止執行死刑，那時他的理念是支持死刑的存在，但認為現存的法律制度和系統有太多缺點，導致許多無辜的人被誤判而處死。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州長任期屆滿前三天，瑞安下令將全伊利諾州一百六十七位死囚的死刑判決改為終身監禁，並在西北大學法學院發表了一篇演說，題為〈我必須採取行動〉(I must Act)，他認為死刑無法公平地執行。而他選擇在西北大學發表演說的原因之一正是，一位在死牢裡關了十五年的犯人，在行刑前兩天爭取到了死刑延緩執行，在律師和一群西北大學新聞系學生的協助下，找到新的證據，證實了自己的無辜；後來那位差點被執行死刑的犯人不但被釋放，也抓到了真正的凶手。

瑞安除了把一百六十七位死囚的死刑判決改為終身監禁，也假釋了四位死囚。不幸的是，其中一位在假釋出獄後因販毒而被判三十年監禁，另一位則是在犯下謀殺案之前，還有擄人和性侵案件，所以仍然被關在監獄裡。

二○○五年，瑞安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卻在二○○七年因為貪汙案被判入獄六年六個月，他當年的政治動機也因此引起了反對廢除死刑人士的質疑。

不管如何，我們還是先來看看他的演說內容：

「四年前，我宣誓就任伊利諾州州長一職，那是短短的四年以前。那時我對美國的司法制度充滿信心，也強烈支持死刑的執行，因為我相信，奪取他人生命權的最終懲罰將會公平和公義地被執行。

今天，在我任期屆滿前三天，站在你們面前，我要向你們表達我對於行政系統和死刑的挫敗與擔憂。面對死刑這個議題，我從強烈支持者轉變成改造者，一路走來，我對死刑的看法和想法確實一直在改變，我甚至說過不會針對死刑做出全面特赦。但是，做為公職服務者，處理重要議題時，我必須為大家的共同利益著想，保持應變的能力。

死刑是一個最嚴峻的議題，因為死亡是最後的終結，死刑是唯一可以決定是否剝奪一個人生存權的公共政策。我聽取了許多正反意見，也特別和許多被判刑的人以及受害者家屬討論過這個議題，我知道我的決定不會被正反雙方同時接受，我可能永遠不會為我的決定而釋然，但是在我心中，我知道自己盡了全力，去做我認為是對的事情。」

瑞安在演講一開始就為他改變了四年前的立場做出解釋，讓我們正面解讀這是一位領袖應該具有的道德勇氣。接著，他提到一個名叫安東尼．波特(Anthony Porter)的年輕人，也就是前面提到那場冤獄。 （相關報導： 「為何要透過處死罪犯，來證明殺人是錯的？」她與死刑犯當筆友 對死刑完全改觀 ｜ 更多文章 ）

一九八二年五月，芝加哥南邊一個比較貧窮、居民以非裔美國人為主的地區，一對未婚夫婦在公共游泳池附近被謀殺了，當時在游泳池裡游泳的人指證二十七歲的幫派分子波特就是謀殺犯。指證者起初說沒有目擊槍殺事件的發生，後來又改口說看見波特在槍擊案發生後逃跑，最後在警方強烈質詢之下，又說親眼看見波特開槍。警方當時還收到了其他可能嫌疑犯的消息，受害者的母親更懷疑一個叫做賽門的人可能因為涉及販毒而起意謀殺。但是，警方選擇只朝波特是凶嫌的方向偵辦。當波特聽到自己被懷疑是凶手時，前往警局希望能澄清真相，卻馬上被逮捕了，控告的罪名是謀殺和持械搶劫。

法官審訊的過程非常短暫，據法院紀錄，波特的律師在審訊過程中甚至睡著了，而且在開審時才第一次和波特會面。波特被判死刑。一九八六年上訴伊利諾最高法院遭到駁回；一九八七年上訴美國最高法院，再次被駁回；一九九五年，案發十三年之後，波特的智商被測定為五十一，屬於中度智障；一九九八年在他即將被處決的四十八小時前，律師以行為能力不足為理由，再度提出上訴。

這時，西北大學新聞系有一門課的作業是犯罪案件調查，學生們發現波特一案的偵辦過程充滿了疑點。他們找到原先指證波特是殺人犯的那個人，他說自己是在警察恐嚇和壓力之下才指證波特的。學生們又從槍擊痕跡證實了謀殺犯是個左撇子，但波特並不是。

一九九九年，案發初期曾被懷疑的賽門之妻挺身出來說，賽門確實是為了販毒的金錢起爭執，殺了那對未婚夫婦，事發當時她人在現場。她的侄兒也作證，事發後賽門曾逃到他住的地方。四天之後，賽門認罪。西北大學的學生們提出蒐集到的證據後兩天，波特無罪釋放。後來賽門被控二級謀殺罪名，判刑三十七年半。

瑞安州長提出波特平反的事件後，芝加哥兩位報紙記者整理了一份資料，指出伊利諾州大約三百件死刑案裡，幾乎有一半被平反重新審判或重新判刑。

後來更發現，其中三十三位死囚的辯護律師有過被停止律師工作甚至褫奪律師執照的紀錄，可以說，為這些囚犯做生死攸關辯護的律師，在能力或品德上是有問題的。另外，其中有四十六位囚犯是因為獄中其他囚犯的告密而定讞，但這類告密資訊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往往備受質疑。許許多多的事實都指出，在逮捕、審訊、定罪的過程中，由於執法人員的疏忽和無能，為數不少的無辜者被判處極刑，甚至被處決。

瑞安接著指出，逮捕、審訊、定罪過程中的標準不一，也是不公平之處。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處決行為能力不足的犯人違憲，但是伊利諾州沒有訂定行為能力不足的定義。檢察官的求刑標準往往也不一致。舉例來說，一級謀殺案的罪犯在伊利諾鄉下地區被判死刑的機率，是芝加哥和其他鄰近地區的五倍。兩位死刑犯在長達十八年的申訴後獲得了平反，但後來捉到的三位真凶，兩人被求刑終身監禁，一人只被求刑監禁八十年。同樣的犯罪行為，被寃枉的人判刑比較重，真凶的判刑反而比較輕。也有例子指出，相似的謀殺罪行在A地被判死刑，在B地卻可能只判四十年監禁；同一個案件裡的共犯雖然犯罪行為相似，被判處的刑罰也可能不同。

瑞安還指出，死牢中的囚犯有三分之二是非裔美國人，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被全是白人的陪審團定罪的；另外一個數據是，如果受害人是白人或非裔美國人，陪審團判決死刑的機率有三倍以上的差別。瑞安引用加州州長的話：「即使在理論上，死刑似乎是公平的、有效率的，事實上，死刑針對的是貧窮、無知、弱勢和種族的差異。」 （相關報導： 「為何要透過處死罪犯，來證明殺人是錯的？」她與死刑犯當筆友 對死刑完全改觀 ｜ 更多文章 ）

瑞安也談到受害者家屬的感受。他在伊利諾州某個小鎮成長，有位他從小看著長大的年輕人，經常到他家幫忙照顧他的六個小孩，這位有為年輕人家境富裕、結婚成家、生了三個小孩，兩家人是過從甚密的好朋友。有天晚上，這位年輕人被綁架，綁匪要求一百萬美元贖金，並把他關入大木箱，埋在四尺深的沙土底下，只給他一瓶水和一條通到地面呼吸用的塑膠管。年輕人在星期三晚上被綁架，當警察在星期五晚上找到他時，他已因窒息而死。警察很快就逮捕到三個嫌犯，主謀同樣是小鎮裡的人，審判後被判處死刑。當瑞安向年輕人的妻子提及要把這個殺人犯從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時，她非常憤怒和失望。

瑞安真切感受到家屬的憤怒，也聽到了為他們所經歷的悲劇畫下終點的懇求。然而，瑞安問：這是不是死刑的目的？我們對受害者家屬有沒有其他更適當的補救措施？我們為什麼不把執行死刑的社會成本轉移過來照顧受害者家屬？在伊利諾州，一年大概有一千件謀殺案，平均只有兩個犯人被判死刑，那麼對於其他九百九十八件謀殺案的家屬來說，他們的悲劇是否就永遠無法得到終結？

甘地說：「An eye for an eye, only leaves the whole world blind.」直接譯成中文就是「以眼還眼，全世界剩下來的都是瞎子」。但是，「blind」這個字不但可以翻成瞎子，也可以翻成失去了方向、失去了前途、失去了光明。林肯總統說過：「我們不是敵人，是朋友，我們不應該成為敵人。情緒的衝擊，在所難免，但是它不會也不能破壞我們之間愛的關連。」瑞安也和死囚的家屬談話，許多人都說他們承受了雙重的痛楚，既知道自己的親人可能曾經帶給另外一個家庭一段悲慘殘酷的經歷，也清楚明白社會已經準備好剝奪自己親人的生存權。

瑞安引用南非的德斯蒙德．屠圖(Bishop Desmond Tutu)大主教的話：「正義並不排除仁慈、寬恕和愛，這些是美德，不是缺點。」並引用林肯的話作結：「仁慈比嚴峻的法令會結出更豐富的果實。」做為一州的最高行政領導人，瑞安的論述有兩個層面：一是觀念層面，正義並不是報復，仁慈、寬恕和愛是最崇高的美德。一是執行層面，如果死刑執行過程中充滿了疏忽和錯誤、歧視和偏見，那麼不管執行死刑的原意是什麼，都有道理停止、廢除死刑的執行。

作者介紹｜劉炯朗

麻省理工學院電腦博士。為國際知名的電腦資訊學者，在即時系統、電腦輔助設計、VLSI布局等領域均有傑出之貢獻。曾先後當選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IEEE）會士、美國計算機協會（ACM）傑出會員。2011年至今，榮獲有「電子設計自動化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卡夫曼獎（Phil Kaufman Award）等多項相關領域獎項。曾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及伊利諾大學，也曾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國際上聲譽卓著的科學家、教育家。2005年起，在竹科IC之音主持談話節目「我愛談天你愛笑」，暢談科學、文學、歷史、科技發展等各領域的知識。迄今已出版《國文課沒教的事》、《你沒聽過的邏輯課：探索魔術、博奕、運動賽事背後的法則》等十餘本科普、散文作品。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時報出版《大人的社會課：從阻撓議事到邊際效應，搞懂世界的真實運作》（原標題：廢除死刑的爭議） （相關報導： 「為何要透過處死罪犯，來證明殺人是錯的？」她與死刑犯當筆友 對死刑完全改觀 ｜ 更多文章 ）

責任編輯／林安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