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學運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回首二十五年風雲。他們背負著十字架，被作為倖存者的負罪感所困擾。兩人在台灣尋找人生的歸屬，吾爾開希已是台灣女婿，拿中華民國身份證，有三個孩子；王丹也在台灣的大學教書多年，與學生關係融洽，「子弟兵」更是台北太陽花學運領袖，並辦「中國沙龍」作為兩岸學生交流平台。他們支持台北太陽花學運，「自我反省者」思維改變，重新激進化。
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他們成為了天安門學生領袖。在那之後，十字架始終跟隨在他們身上。十字架意味著蒙難與代價，他們入獄、流亡、與至親分離，作為倖存者的愧疚時時困擾著他們；十字架也意味著救贖與責任，他們無法成為職業革命家，但他們始終竭力呼喊，而在故土之外，他們需要尋找歸屬與腳下的根，重新確認存在的價值與意義。
十字架也意味著負擔與捆綁，他們難以成為政治之外的自由人，無論走到哪裏，人們看到的，是他們臉上的歷史烙印。從進入民運的那一天起，他們再也無法真正離開。
電話是王丹打給丁子霖的。隨後，吾爾開希從王丹手中接過話筒，抖抖索索地對丁子霖說對不起。這是兩人的首次對話。「很高興你打來電話。」丁子霖回答，但她的聲音裏感受不到任何喜悅。通話幾分鐘後就結束了，因為話筒兩邊的三個人都失聲痛哭到幾乎無法說話。「你就把我們當你的孩子吧。」吾爾開希最後說。
此時是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深夜，距離六四事件已經過去近十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後，丁子霖成為了一個傷心的母親——她的獨子被解放軍的子彈奪走了生命。（她後來成立「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裏都是和她一樣在那夜喪失了至親的女人們。）如果不是王丹之前已經和丁子霖建立了聯繫，吾爾開希不敢面對她，他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知道丁子霖對學生領袖有憤懣情緒。「我一直背負著作為倖存者的罪惡感。」吾爾開希向亞洲週刊回憶：「也許不是聽了我的演講受感召，他們還會活著。」
那一夜，在吾爾開希台灣的家中，王丹和他徹夜長談直至天明，其間多次抱頭痛哭。兩人相識於天安門廣場，六四事件之後，他們是公安部發出的學生領袖通緝令上排名第一與第二的人。僅僅幾天前，王丹從美國抵達台灣開始為期一週的訪問，十年未見的兩人才得以再次見面。此時的他們，已經經歷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吾爾開希從未經歷牢獄，他的流亡生涯已經持續了近十年，他已決定要在台灣長居下去，已經結婚了，剛剛獲台灣長期居留權，第二個兒子出生不久；而王丹進過兩次監獄，七年時光耗費在鐵窗中，在北京短暫的自由期間，他與丁子霖建立了聯繫。一年前，他才以保外就醫形式被遣往美國，成為流亡者群體中一名新丁。
「不知是該恭喜你，還是替你難過。」在王丹流亡之初，吾爾開希在電話中對他說。「流亡，日子永無中止，是無期徒刑。」
相比那留存在紀錄片中的經典模樣，如今的王丹老了。歲月在他身上留下的證據是，眼角的皺紋、發福的身材，以及，「超嚴重的中年危機」。年輕時，他一覺可以睡到九、十點鐘，但現在，六七點就會自然醒轉。
但從很多行為看，他與一般追求時尚與生活質量的年輕人無異，每天花三到五個小時在Facebook上，懂得在客廳一角點Muji薰香精油，寫「小資文青」的文章時，會故意喝點兒紅酒以培養情緒，聽Dido和阿桑的歌。「四十歲以後，超焦慮的。拼命裝年輕就是焦慮的表現。」他的聲音裏依然有北京腔與足以辨識的沙啞，但也會自然地帶上一些台灣人常用的語詞。最近五年，他在台灣擔任新竹清華大學教師。
吾爾開希胖了更多，他難免要應對更為嚴苛的評價。在那些不喜歡他的人眼裏，他一度不斷增加的體重也可以成為攻擊的標靶。儘管這兩年經過堅持游泳，他的減肥已略見成效，但仍與當年的形象相去甚遠。當他說話時，一切都回來了，那個穿著病號服打斷李鵬講話的年輕人始終住在他身體裏，他的自信與健談從來沒有變過——「在台灣，我也是一個廣受尊重的政治評論家。」
一九八九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五十天裏，原本素不相識的他們，有了短暫的交集。因為台灣，他們的人生軌道再次重合。
如果說，王丹在一九九九年三月初次拜訪台灣，只是如蜻蜓點水般的掠過，幾年後，他主動選擇與台灣有了更深刻的接觸——他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是一九五零年代兩岸政府國家暴力比較，他需要頻繁地往來台灣做田野調查。他很快愛上了這裏。有一次，朋友騎著機車載他在花蓮逛，他突然覺得「就像上輩子住在這裏」，每條街道都很熟，充滿親切感。學業之餘，他投入很多時間遊歷台灣，「我們知道的阿里山、日月潭都是最醜的，台灣漂亮的地方多了」。
台灣對他的另一重吸引力，是文化。初中時，他就讀台灣詩人的作品，那是他最早對詩歌的接觸，「我那點小文青氣質都是台灣熏陶出來的」。住在台北後，他鍾情於參加各類藝文活動，成了兩廳院（即國父紀念館兩側的國家戲劇院與音樂廳）的「長期金主」。他努力不錯過每一部上映的台灣電影，蔡明亮是他最喜歡的導演之一。
事實上，對於定居之地，既符合他理想又現實可行的選擇，幾乎只有台灣了。美國求學十年，他始終存在成為美國人的心理障礙，缺少歸屬感。他想回到華人社會，香港從未允許他入境。他的中國護照在二零零三年過期了，理論上，他是個無國籍人士。這為他帶來了很多麻煩，每次更新居留許可需要經歷繁瑣的程序，他不能在台灣買房，也無法享受退休待遇。
與其他流亡者不同，吾爾開希有著更深一重的痛苦。他的家庭是維吾爾族，居住在新疆，他父親又是局級官員，這些因素讓兩位老人從未獲批過護照。吾爾開希也成為六四事件被通緝的學生領袖裏唯一的特例——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再未見過他的父母。
從二零零九年開始，他開始了一種雞蛋撞高牆式的反擊，先後在澳門、東京、香港，主動向中國政府投案，以求見到父母，「哪怕這種見面必須隔著監獄的玻璃牆」。 他面對的是一個經濟與國力在快速提升的龐然巨物，這種反擊可想而知是無力的，甚至是無聲的，他被拒諸門外，而他的投案行為本身，在國境之內引發不了任何迴響，沒有中國媒體會報道這件事。
與一直單身的王丹不同，吾爾開希有三個孩子，流亡，是他必須與下一代共同直接面對的事實。他嘗試用略顯輕鬆的語氣說這些事情，讓人感受不到情緒的沉重，但孩子們能夠抓住殘酷之處。「爸爸，你真可憐，你見不到爺爺奶奶。」他的大兒子才七歲時就會對他這樣說。他很悲戚，但他從不對孩子許諾，未來相見在何時。
每一年六四期間，大量的採訪邀請都會湧向這些當年的親歷者。其中一些人，選擇了迴避，比如韓東方五年前即已公開表示，不再做任何應景採訪。作為最具標誌性的兩個人，王丹和吾爾開希從未迴避採訪。「在流亡期間我們能做的事情本來就少。通過媒體，傳達我們的聲音，幾乎是我們能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吾爾開希的聲音裏帶著一種播音員般的渾厚與理直氣壯，他表示始終相信言說的力量。
但很多問題，用王丹的話說，「都是重複了一萬遍的」，「你們印象最深刻的畫面是什麼？時間重來，你還願意會做同樣的選擇嗎？你對過去後悔嗎？」吾爾開希仍然認為，「不覺得我有權利拒絕任何採訪」。
另一處尷尬在於，在他們所居住的台灣，對他們和天安門往事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少了。在六四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除了台獨的《自由時報》，再沒有其他台灣媒體向王丹發出採訪邀請。而在五月二十二日，元智大學為吾爾開希安排的一場講座，只有二十個學生參加——他們的專業是藝術。或許，這才是流亡過程中，更深層次的痛苦。「一個人在國境之外說的話是沒有份量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在一九三三年納粹上台後，選擇留在德國，他如此解釋。
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王丹與吾爾開希體現出截然不同的性格特質。吾爾開希展示了他意見領袖的一面，花了很長時間談自由意志與民主，他講得很流利，應該是在不同場合多次闡釋過這些理論，但王丹在很多問題上似乎並不願展開太多，偶爾用無厘頭的方式化解，始終保持著一種淡淡的疏離感。
相同的是，兩人都對流亡生活選擇了一種「去魅」的態度。既不將其悲情化，也不將其傳奇化。另一位學生領袖沈彤曾表示，六四事件之後的十五年一直做噩夢，夢見一群學生遭軍隊槍殺，直到女兒出世才停止。但王丹與吾爾開希顯然並不想將話題導往那個方向。「我完全未做過學生被槍殺的夢。」王丹說。曾有記者在母親節時問他是否思念家人，他很反感，拒絕回答。
「現在流亡怎麼會是一種酷刑呢？人家拼命想流亡，余杰就自己選擇了流亡，也沒有人逼他。過去流亡送去西伯利亞，現在我們流亡送到美國。我在中國天天被跟蹤、被政府欺負，現在生活很舒服。」王丹說，停頓片刻，他又補充道：「所謂酷刑都是懲罰家人，不能回國看他們，如果不是這個原因，我根本不認為流亡對我是折磨。」
吾爾開希則強調平靜的力量，「能活得平靜，已是流亡中很不容易了。」他確實是這樣做的，去年底向香港入境處投案失敗後，返程飛機上他也能安然入睡。「這些年，我們學會了讓強烈的情感在心裏面，不會影響我們的情緒。面對對手，情緒是否平靜，是能不能佔上風、掌握狀況的一個關鍵點。」他說。
六四事件之後，二十五年過去了。當流亡已經變成日常生活，數字魔力就會逐漸減少。「今年雖然是二十五週年，我沒把它當成一個特別大的（儀式），它已經變成生命裏的東西了。」王丹說。
吾爾開希已經是一個台灣人了，這不僅體現在身份轉換上，他的興趣也轉向了許多台灣本土議題。這種轉變，現在看來，摻雜著某種必然與偶然。十年前，他曾受邀在廣播電台談兩岸關係，觀眾可以打電話進來，這讓他有更多機會與台灣人直接對話，從台灣人角度出發想問題。由於節目頗受歡迎，更多的工作邀約發來，二零零四年前後，他一度要每週參加五檔不同的電視政論節目。（這種美好時光已經不再有了。電視上已經很少看到他。）
當他的孩子長大，不可避免面臨教育、治安，甚至更瑣碎的切乎自身利益的議題，他漸漸不再把自己當成寶島的客人，「也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
這種轉變，尚未在王丹身上發生。雖然他也表示把台灣當做另一個故鄉，但他更像一個異鄉人，極少對台灣時政發表評論。他至今未領取中華民國護照，因為想不通：「我怎麼就成了中華民國的人了？」
但他並不是無根之人，他在另一個地方找到了歸屬。儘管成為教師的日子並不長，他很快就享受起校園生活，和學生走得很近。他從不避諱表現出對外界的防備（比如出行時必戴口罩以免打擾，他也不接受媒體的隨訪要求），但在學生面前，他完全打開了自己。他會和學生去唱通宵的卡拉OK，每年的生日會在課室裏和學生一起過，甚至帶著他們去畢業旅遊。很多人把他當成一位兄長，昵稱他為「舟舟」（和「丹丹」字形接近，但又刻意追求不同）。他們在他面前也並無禁忌，哪怕觸及他向來極為保護的隱私部分。
「王老師，你現在這麼大了，也不成家，家裏不著急嘛？」有一次，一個來台交換的大陸學生問他。他「哎」地長歎一聲，模模糊糊敷衍幾句，很快繞開了話題。
在課堂之外，他開辦了「中國沙龍」，談論中國問題，這個活動始於四年前，最初他只是想把與學生課外的討論變得周期化，後來，這個活動面向更多人展開，每週在台北與他任教的國立清華大學所在地新竹各一場，有時在教室，有時在咖啡館，通過電子郵件報名——王丹只接受學生，他不想把沙龍變成粉絲見面會。記者不能參加，沙龍不准拍照、錄音、錄影，王丹深知自己身份敏感，不想給參與者帶來困擾。
中國沙龍無論形式還是規模，都頗像當年他還是北京大學學生時創辦的民主沙龍——每次二十餘人參加，這符合他的期待，人多了，反倒不利於討論的展開。在台灣談論中國問題，畢竟是少數人的興趣，幾乎沒什?女生參加。王丹不希望沙龍變成八卦橫飛的政治謠言茶話會，沙龍前他會布置任務，比如閱讀胡平的文章、《陽光時務》的報道，有一次他還推薦觀看某部反映南美獨裁政權瓦解的電影。王丹或者他請來的嘉賓在開場做半小時到四十分鐘的主題演講，然後進入提問和自由討論。而兩小時的沙龍之後，仍有餘興的人一起去7-11便利店買啤酒喝，王丹請客。「每次要請好幾千（台幣），反正我那點兒月薪都不夠我請人吃飯。」他告訴亞洲週刊。
統獨大辯論是每學期中國沙龍的保留節目。參加者按立場分坐兩側展開辯論（可想而知幾乎變成大陸交換生與台灣同學的辯論）。王丹設定規則，每人每次發言不超過三分鐘、不許打斷發言、不許鼓噪。他並不參與討論，但會在結束後點評雙方表現。
看起來，這完全不是一個誰能把誰說服的比賽，大陸學生側重於談國家利益與血濃於水的感情，台灣學生則在乎民主社會的保護與個人自由。辯論有時候會陷入車?轆話。而另外一次，一個大陸女生激動地哭了出來：「我們對你們這?好，把你們當一家人，你們怎?還會想脫離我們呢？」
「我覺得統與獨不是現實問題，也知道辯論沒有結果」，王丹對亞洲週刊說，「可是我們要去政治化，大家都覺得這是敏感政治問題不談，為什麼不可以談？多麼敏感多麼政治我們都可以談。即使立場尖銳，也要面對面說出來。」他希望兩岸年輕人能夠學會傾聽，保持交流。
某種程度上，王丹成了一座橋樑，連接起不同的意識形態與人群。每學期中國沙龍會組織學生去宜蘭遊學，雖然很多大陸交流生平時不敢與王丹有太多接觸，這個全程免費的活動足以將更多人吸引過來。每次成行的六七十個人裏，陸生佔了一半。他們會聽綠營大老林義雄講座，參觀當年林義雄親人被謀殺的故居，逛羅東夜市，晚上睡通鋪。所有人一起行動，無論台灣人還是大陸人。「陸生只跟陸生玩，台灣生交流很有限。但通過王丹，大家有了溝通，而且得以坐下深入聊。」曾在國立清華大學交流的大陸學生陳軒說。
在二零一零年秋的那個學期，通過王丹的中國沙龍，陳軒結識了一位充滿激情的台灣人。那人是王丹的學生，沙龍的積極參與者，但竟然熟讀《資本論》，整天背著一個寫著「農用」綠色的小包（代表著一個左翼農村組織）。今年三月，他與林飛帆一同領導了太陽花學運。他是陳為廷。
在當時，陳為廷並不為人所知。如果不是王丹，他也許很難與大陸人陳軒——甚至任何大陸人產生友誼。與沉穩的陳軒相比，他性格裏充滿了不安份因素。他也是一個公開的台獨支持者，曾聽到一位女生在和別人聊天時自我介紹是大陸來的，就衝上去開玩笑地喊了一嗓子：「我是陳為廷，我支持台灣獨立！」這句話的後果是，那個女生被嚇哭了——後來他道歉了。
在王丹搭起的討論平台，台灣人與大陸學生有了彼此了解的機會。陳軒慢慢知道，陳為廷雖然是個獨派，但對中國充滿好奇，對大陸學生也沒有敵意。兩人後來成為朋友，陳為廷還帶他去台北過週末，參觀他的中學。而陳軒交流結束時，陳為廷還幫學校的雜誌採訪了他。「那時候他就口才很好，敢打敢衝，所以太陽花學運為什麼站出來的是他，我們一點也不意外。」陳軒對亞洲週刊說。
所有的偶然，循跡回溯，都能找到關聯的線頭。太陽花學運的另一位領袖林飛帆，在王丹二零一一年來成功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協助他在成大辦中國沙龍。王丹像塊磁石，身邊集結起一批活躍分子。
從很多方面來看，王丹都是一個與眾不同的老師。他不會安排任何期中考試，期末報告頁數夠了一定給過。教《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時，關於六四事件的章節，他請吾爾開希講課。而在最後一堂課，他分享人生經驗，送給大家四個Tips，前三個都中規中矩，第四個是，「電子郵件二十四小時內必須要回」。而他自己的郵箱，早在第一堂課時就公布了，他還有點炫耀地說，Gmail剛上線他就申請了，所以郵箱正是他名字的拼音。在統獨大辯論上，有一條紀律叫做「尊重王丹」。
「我小時候就是孩子王，他們都服我，宿舍大院裏都知道。」說這話時，王丹帶著一種近乎淘氣的神情，「我就是喜歡跟年輕人在一起」。
作為王丹的好友，吾爾開希也受邀來過中國沙龍兩次。最近一次是昆明火車站砍人事件發生之後，王丹請他來國立清華大學講維吾爾歷史。三月十八日晚的中國沙龍，人數比往常翻了至少一番，有四五十人參加。但參與者原本可以更多，因為王丹的「嫡系部隊」——和他頗為親近的以陳為廷為首的一批熱衷搞社運的學生，殺到台北反服貿協定去了。當晚，他們匯集林飛帆（此時的他已是國立台灣大學的研究生）的隊伍，以令人錯愕的速度，攻佔了立法院。
那時沙龍已經結束，吾爾開希和王丹在酒館裏喝酒，手機上不斷傳來前方的消息。「這還有什麼好說的，趕緊去啊。」吾爾開希興奮起來，他對王丹說：「我們兩人應該聯手去。」但他反覆勸，王丹都不肯去。他索性自己坐計程車狂奔四十分鐘，從新竹趕到了台北。時值凌晨兩點，學生們還未睡。他並不認識陳為廷等人，但學生們認識他，請他上台發言。
五分鐘的演講裏，吾爾開希像是回到了當年的廣場上。他很激動，聲嘶力竭地喊出每一句話，而歡呼聲不斷響起。「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是光榮的。」他最後說。這句話，像是在評價當年的自己。
演講視頻很快在互聯網上傳播開來。他馬上打給王丹問：「看到反應了嘛？」「看到了，反應很激烈。」「那你還不過來？」
「他第一時間沒來，是因為性格不同。我對時機的敏感度更高。」吾爾開希對亞洲週刊說。「我想在最早的時間去，表達我們天安門學生的支持，提醒社會大眾如何看待這些學生。」
王丹在凌晨四點鐘到達，他與吾爾開希並肩站在一起。這一幕並不陌生，是天安門運動中的經典畫面。而這一次，兩位昔日的學生領袖，在一場新的學生運動中，再次並肩站在了鏡頭前面。
他們只是短暫的出現，不會成為這場運動的主角。「很多時候很想進去跟他們開會，後來想想這是他們的光榮，應該用機會贏得這份光榮。」吾爾開希說。他只是在一開始時向學生們強調，要想好退場機制。後來幾天，他們數次去探望學生，並未予以任何指導。
在王丹講述中，並沒有呈現太多以上細節。「那是我的學生，我作為家長和老師，不出現在現場出現在哪裏？」他帶著些許攻擊性地反問。
在亞洲週刊的採訪中，他用了較長時間為魏揚——那個被邊緣化的因衝擊行政院而飽受批評的學生辯護。「大家過度批判他們衝行政院，我覺得是不公平的。立法院和行政院到底有什麼區別，為什麼立法院可以？行政院不可以？群眾運動本身就是激進的，帶有衝撞性的，而且他們也有擔法律責任，也被打得頭破血流，政府也沒吃什麼虧。」在社交媒體上，他和吾爾開希均發表了支持學生立場的言論。
一些人對於他們的這種表現表達了失望。「二十五年過去了，他們居然什麼教訓都沒有學到。」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四君子之一周舵不留情面地批評道，他認為，太陽花學運是「無法無天、反動倒退、極左民粹的」。
王丹承認，他的觀點在慢慢變化，「當然也受到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我們對社會運動不要太嚴苛，因為社會運動一定會有這樣的問題，太早絕食了，路線激進了。可是如果用這些標準來要求社會運動，社會運動就被抹黑，對社會發展不利。」
他談及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和以往的表述有所區別。「我過去一直認為學生絕食時間點的選擇值得反思。坦率來說，我現在有所改變，該不該絕食更重要，哪個時間點不重要。」（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他集合吾爾開希等六位學生領袖，不顧北高聯和北大籌委會的反對，以個人名義發起了絕食，最終將事件推上高潮。）而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次出獄後，他曾對曾勸學生停止絕食的學者包遵信說，絕食應該在五月十九日前停止，那樣學生有主動權，更有利於黨內健康的民主力量。九十年代末，他也曾說過，「學生有錯，政府有罪」。
是進入中年後的王丹，從一個自我反省者重新變為一個激進者了嗎？
對於天安門運動的反思，以及對當年學生領袖的指責，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達到頂峰。這種批判很多來自於友軍——曾全力支持學生的台灣與香港媒體，認為是「學生的激進導致了鎮壓」。有時候，怒火會直接指向個人。在王丹流亡美國之初的一次講座中，有留學生站起來對他說：「你怎麼還活著，你怎麼不去死啊？」
而紀錄片《天安門》在彼時的廣泛傳播，讓很多人感歎，對話的機會一次又一次地喪失——當然，那只是美國導演卡瑪．韓丁所選擇的一種講故事的方法而已。片中，柴玲是最為激進的代表，吾爾開希也展現出頗具感染力的狂熱一面，而王丹的形象相對溫和。
人們對學生領袖的失望，也來自於民運團體的分裂。這些鬆散的個體，沒有可能成為職業革命家，面對的卻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國家，焦慮感愈發嚴重。「中國政治流亡者影響力衰退，陷入匿名者境遇。為了確認自身存在，他們相互攻擊。」評論人許知遠在一篇文章寫道。
「這種批判聲浪襲來，這對王丹的震撼是很大的。他對自己要求比較嚴苛。」吾爾開希說。「但謙虛反省的時候把基本價值觀忽略，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壞毛病，這是不講真理只講態度。」他說自己的轉變，較王丹更早，現在的他認為：「八九年學生運動是人類兩三百年現代歷史裏大規模群眾運動裏面最自我克制的一次，自始至終閃耀著和平理性的光輝。」
這種表述或許讓人錯愕。但如果意識到他們所扮演的公共角色，又能有所理解。因為一些偶然，他們被推上時代的舞台，又被另一種歷史敘事迅速淹沒，如長安街沿途建築物上被修補再也找不到的彈孔。他們如果選擇繼續扮演公共角色，就必須背負那沉重的十字架，不斷地矯正自己的心態。
在王丹流亡之初，有不少人勸他遠離民運，潛心學業，但民運領袖王軍濤告訴他：「你今天能有這樣的名聲和話語權，其實是八九民運的犧牲者，是你這十年的代價堆積起來的資源，這些資源限制現在是你個人的，你不去使用，別人也用不了，它就白白浪費了。這樣做太對不起那些死難者，也對不起你這些年的付出。」這番話讓他堅定了未來的定位。
回到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的那個深夜，放下電話時，吾爾開希知道自己邁出了面對倖存者負罪感的第一步。但他也說，「這個結，一輩子也解不開」。「要讓那些為理想而逝去的人的理想，經過我們的努力早日實現。」他告訴亞洲週刊。
在某些時刻，王丹也會講起他的另一個理想：「我想回北大當校長。我只認北大。」採訪中他多次重拾這個話題。「回去我就從北大校長當起，然後去改變中國。」他是個擅開玩笑的人，但這並不是一個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