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年前開始工作時，我就開始聽著身邊N+1的人每天喊著：「我想退休！」
包含我自己，都曾經在過去工作中，把辭職申請書放在電腦桌面，當作超時加班還沒補貼的安慰劑（當同事開始哀號時也順便發給他們）。
大多數人不愛工作，即便是工作狂也不愛，他們只是被迫成為工作的狂熱份子，換句話說，是一種被逼到絕境的生存反應。
為什麼我們如此痛恨工作？
最簡明的理由就是：因為那不是你「興趣所在」和「時間自在」的工作。
所以你會說：「就算把興趣變成工作，也只會讓興趣變成痛苦。」因此一部分的人，刻意不讓興趣變成工作，因為一旦成為工作，就有壓力和強迫性。
或許，在你的心理狀態中，非自願性的工作就像是剛住到陌生的房間裡——你不知道哪邊舒適、哪邊危險、哪邊能逃生。如同大部分的工作，你被放到一個老鼠迷宮中，前後的路途與出現物皆屬未知，牆壁還會不時向內壓迫。
你不只緊張、害怕，危急的時刻還會感受到生存被威脅。
著名的社會學家馬克思（Karl Marx）說道：「勞動對工人說來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
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勞動的異化性質明顯地表現在，只要沒人強迫身體或其它方面的勞動，人們就會像逃避鼠疫那樣逃避工作。」
因為社會強迫你從床上起身，要求你成為一個有用的人，期待你為某些人交出貢獻。而在當代社會，似乎只有一條明確的道路──往更高的職位攀爬。
你並不是依據自己的理想、方法或程度，去執行你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說，你並不是在做屬於「你」的事情。工作與你的內在無關。你只是被迫跟著社會的步調移動，你被推來擠去。你不甘願，但又無法像他人一樣適應。
在這之中產生一種精神緊張，是「擔心自己做不到」和「做到後又不是自己要的」矛盾。兩種力量互咬著撕扯，使你在工作中全然投入，灌注所有的精神能量，下班後精疲力竭，不曉得自己為了什麼忙成這樣。
也唯有在不用擔心工作時，才有閒暇思考：「我真正想做什麼？」
虛無之感，來自無法全然掌控自己想要的
但這股對生命的熱忱，也總被工作後的疲憊感耗損殆盡。你只想休息，躺在床上耍廢一整天。而在現代，另一種極端的形式為：出國跑遍各種景點打卡，你才覺得生活有意義。
能有多遠跑多遠，精算連假最多連到幾天，最好連到下輩子。
因為你感受不到自己的生活意義，唯有逃避工作時，才覺得活著。但活著為了什麼？為了工作賺更多錢？或說只能透過工作來換取欲求的享樂？但享樂什麼時候成為一種欲求了，難道它不應該是人生的基本嗎？
你躺在床上想著。不知不覺，一天過了，又是週日深夜與週一凌晨的交界，你在潛意識中欺騙自己那還是週日晚，但不是，昏沉的目光移回手機顯示的「週一03:40」，你在絕望中睡去，希望隔天不要到來。
「異化」說明的是：人們感受到無法掌控生活與工作，只為了虛無的目標而奔跑，努力的過程無法達成真實的渴望。同時，渴望經常也變成不是自身的渴望，而是社會告訴你要追求的渴望，像是大量的財富、顯赫的名聲、令人羨慕的生活。
這些都一再否定我們形塑生活的能力，讓我們認為無法掌握和決定自己的命運，進而對生命產生絕望的感受，也容易走向終結生命一途。
「研究顯示，無力感的經驗本身就會直接導致身體和精神問題，包括憂鬱症和焦慮症。……如果工人缺乏信心或組織來集體地表達他們的不滿，那就會把沮喪和憤怒轉向自己、當成個人問題。換句話說，階級鬥爭的程度與心理健康問題的程度有強烈關聯。」
如果在工作場合，或是任何一個受到壓迫的場域中，當我們沒有辦法替自己發聲，那股怨氣只能往肚子裡吞。原本是別人覺得你沒滿足他們的要求，但慢慢地，一部分的你會內化他們的想法，覺得是自己沒用，才沒能滿足他們。另一部分的你，對於沒能表達出看法或是改變現狀而受辱，對自己感到氣憤又無奈。
尤其是在階級地位不對等的狀況下，你更沒辦法將想法說出口，心情也無處宣洩。你必須忍耐，因為同階級的人也未必會聚在一起取暖，可能同屬競爭廝殺的對手，需要踩著或踹向對方往上爬。
你感到慚愧，卻為了生存不得不做出泯滅人性的選擇。你感到敵視，只能拉遠距離或製造隔閡來保護自己。你感到失控，所以在生活中努力地找尋可控制的人事物，盡可能在意識上欺騙自己是愉悅的。
這些過程，融合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說，即是：「自我感受不到掌控生活的自由，被取消了自發性與自決權的結果，終將導致分裂的情感投射、極端的被遺棄感、以及破碎的現實想像。」
對精神痛苦者給予諒解與安慰
綜觀《精神疾病製造商》一書，它所強調的是：「沒有任何情感痛苦是『先天的』，即沒有證據證明它是大腦患病或基因缺陷的產物。但是，反而有相當多證據證明，情感痛苦是由於極端的不平等所致，處於底層的人自然就覺得自己是因為無用而失敗。」
基因或大腦功能的確可能產生缺陷，但是因為這些缺陷而造成極端痛苦的，更多是因為人們如何被看待、如何被接納、如何愛與被愛，決定了我們對自己產生何種信念。
這也是個令人欣喜又沮喪的結論。欣喜的是，我們不再被貼上「有病」的標籤，因為社會因素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並非個人的心理殘缺導致痛苦。但這並非要推卸個人的責任，個人還是有義務和職責去爭取「身為一個人」的價值，那不是賺多少錢或多高的地位，而是如何展現出尊重、同理與貢獻的「人味」。
沮喪的是，大環境因素需要更多努力才能有些微改善，那好像也意味著我們的狀況不會有一種立即的特效藥。
那些告訴你吃了馬上不憂鬱、不焦慮的藥丸，就像立即止痛的麻醉劑，失去感覺時忽然神清氣爽，但藥效過了再度陷入劇烈疼痛，甚至需要更多的藥丸、以及沒有藥丸之時更會矇上一層焦慮與挫敗感。
因此，我們仍需保有耐心和信心，一層一層撥開憂鬱、焦慮與恐懼的成因，看見自我的每一種可能，才得以做出最適當的選擇。
最後，作者將精神痛苦的原因歸給社會因素，而非傳統的個人因素，這當然引起一些反彈，因為許多童年創傷、家庭失和、伴侶關係碎裂等等。可能還是需要回來探討細緻的個人內在與人際互動。但是，我們可以從這大聲疾呼的概念裏頭反思：
1. 有沒有可能，這些個人因素終將推演回社會因素？2. 在充斥個人因素的病理觀中，是否需要另一波極端的聲浪才有可能讓人們正視社會因素？
如同作者說道：「能動者獲得一種新的感覺，於是能以從未知道的方式形塑周遭事物。」
我們對於精神痛苦的態度也是同樣的。當得到了新觀點，原本歸咎於個人因素的想法被鬆動，得以加入更廣泛的社會因素觀點，才能對於理解、協助與治療精神痛苦更有幫助。
畢竟不論從哪一個觀點切入的助人者/自助者，最終希望的都是舒緩情緒、重拾快樂。
我們也才得以對他人和自己的無力與崩潰，有更多的同理、諒解與安慰。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YOTTA 。（原標題：《精神疾病製造商》為什麼我們越工作越不快樂？）責任編輯/柯翎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