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偉忠觀點:中共對台灣滲透,始自民進黨政府?

2020-01-19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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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蔡英文(見圖)推動的《反滲透法》15日正式實施,但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危機,並非始自民進黨執政,而是從兩蔣時代迄今,就無一日稍歇。(資料照,簡必丞攝)

總統蔡英文(見圖)推動的《反滲透法》15日正式實施,但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危機,並非始自民進黨執政,而是從兩蔣時代迄今,就無一日稍歇。(資料照,簡必丞攝)

2020年總統選舉,民進黨贏得勝選,蔡總統邁向連任之路。去年歲末立法院三讀通過「反滲透法」,總統府也在本月15日就該法公布實施。條文明定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利用競選、助選或連署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或施以強暴脅迫造成公務員死亡,首謀最重均可處無期徒刑。

揆諸《反滲透法》係執政之民進黨,針對目前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與圖謀,訂定的反制之法。然而此法值得國人思考的,一是中共對台灣的的生存危機,是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才有?抑或蔣中正在台主政時期,更甚於此?其次針對中共對台灣滲透,《反滲透法》能發揮何種功能?最後是民進黨就「保衛台灣」而論,是否應還蔣中正一個公道?因此筆者就上述議題,分篇闡述如次:

首先論及中共對台灣的的生存危機,是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才有?抑或蔣中正在台主政時期,更甚於此?可就兩個層面加以敘明:

第一個層面是台灣現在所謂紅色媒體(紅媒)?其實在國府接收台灣,即已附隨生根,當時甚至更熾盛於今。

中共一向認為兩岸問題,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認為:「解放戰爭有兩處戰場,也即是軍事戰線與文化戰線。」目前國內火紅的所謂「紅媒」,其實也只是當時文化戰線上的局部。當時中共在台灣對媒體的滲透,實不亞於當今的形勢。

20200103-毛澤東。(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在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就認為解放戰場包含軍事與文化兩個層面。(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例如1945年10月國府接收台灣,先遣部隊有大公報的記者,也是中共黨員的台北人李純青,在重慶準備赴台採訪光復新聞前,先行赴往《新華日報》社,原準備請示周恩來時宜,適時周恩來另有要事,轉由毛澤東接見,雖然李純青當下沒有見到周恩來,但事後周恩來派人告訴李純青,到台灣應該注意何事,實質就是任務賦予[註1]。

當時在台灣相關媒體都有中共地下黨或其追隨者的滲入。如《人民導報》的宋斐如、蘇新、吳克泰、呂赫若等,甚至於在台中屬於軍報的《和平日報》亦不能免。1947年228事件發生,3月2日《和平日報》在裡應外合下被暴徒接管,副社長兼總編輯張煦本等員工,遭暴徒拘束於宿舍,宿舍門外尚有兩名身穿日本軍服,身掛手榴彈的兩名暴徒看守,翌日報社在暴徒控制下自行出報,圖藉媒體煽惑擴大事端[註2]。

近期已逝在台曾為中共地下黨黨員的曾永賢,後經自新為我所用,並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擔任國策顧問,對兩岸事務出謀劃策,其就認為彼時中共對台灣媒體的掌握程度相當可觀[註3]。由於兩岸新聞工作人員交流需要,2000年11月9日政府發布〈大陸地區新聞人員進入台灣地區採訪注意事項〉,2001年2月8日國內首度開放大陸記者駐點來台採訪,首批來台駐點採訪的大陸記者,就是來自中共官方媒體新華通訊社(新華社)記者范麗青與陳斌華。其中范麗青之前即曾數度來台採訪,之後返陸更任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發言人。換言之民進黨目前執政所言紅媒現象,自兩蔣時期迄今始終未歇。

20200117-兩蔣時代指中華民國歷史上的兩位著名總統,即蔣中正(右)和蔣經國(左)。(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近日民進黨憂心的紅媒現象,自兩蔣時代就已存在。圖為前總統蔣中正(右)和蔣經國(左)。(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第二個層面是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危機,並非始自民進黨執政,從兩蔣在台執政開始迄今,其實就無一日稍歇。

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與國民黨同床異夢,已準備兵戎相見,縱使是毛、蔣在重慶雙十會談期間,中共仍在山西發動了上黨戰役。中共的組黨成就於知識分子,也由於抗戰期間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吸收入黨或同盟運用。這使得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地下黨黨員或同盟者,幾如水銀瀉地散布在學校、軍隊與政府機關等處(註4)。

毛澤東更將學生運動(學運)視為內戰的第二戰線。抗戰勝利中共軍事武裝力量尚難與國府抗衡,雙十會談結束,國共雙方雖訂定雙十協定,然而11月5日毛澤東即呼籲:「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註5]繼而11月25日晚雲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省立英語專修學校等四校,在中共地下黨運作領導之下,在昆明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發起「反內戰時事會」,繼因罷課事件,由於國府雲南當局處置失當,衍生12月1日爆發流血事件,流血事件死難師生四人(內有于再與潘琰為中共黨員),中共更進而以此,藉反對內戰等訴求,在全國各地發起「一二·一」學生運動。

這學生運動幾達四月之久,歷時113天[註6]。其中在事發翌年1月13日經由中共地下黨運作,在上海集結大、中學校學生與各界代表一萬多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難人士,並由聖約翰大學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成員的成幼殊與錢春海,依黨組織指示,寫詞譜曲連夜完成《安息吧·死難同學》歌曲。會後舉眾遊行,遊行中並高唱此等歌曲與高喊口號,以凝聚敵愾同仇視死如歸的團結精神[註7]。日後此歌曲也成為在台中共地下黨黨員,遭政府逮捕入獄判刑槍決時,牢中獄友為其送行之歌。

當時「一二·一」學生運動,由於台灣剛光復未久,中共地下黨尚難在大、中學校發揮組織力量。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發生美國大兵強姦女大學生的「沈崇事件」,沈崇雖非中共黨員,中共卻能利用「沈崇事件」,在全國各地以反美、反蔣為訴求,製造學生運動,並從當年年底至翌年1月間,罷課、遊行的學生運動迅速蔓延至上海、南京、天津、瀋陽、重慶、西安、廣州、福州等全國各大城市的大、中學校學生[註8]。當時在台灣,在中共地下黨策動下發起學運,致有大學生集體走上街頭,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註9]。

1947年2月23日國軍將領李仙洲被共軍圍於山東萊蕪,其向吐絲口方向突圍時,受其46軍軍長,實為中共地下黨黨員的韓鍊成與共軍的裡應外合,使國府於3天之內盡失近6萬國軍,李仙洲兵敗被俘[註10]。

當蔣中正困於風起雲湧的學運,吐絲口戰役失利又相傳來。同月在台灣復爆發的228事件,中共雖非主謀,然而事發之後,屬於中共組織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與其同盟者,卻趁機著手於各地武裝鬥爭,擴大事亂。舉其要者如謝雪紅等,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張志忠於嘉義一帶組織「台灣民主聯軍」,陳篡地則在斗六方面組織「斗六警備隊」等,實施武裝叛亂,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國府為恢復社會秩序,派兩師赴台,此舉削弱了國軍在徐州戰場的兵力。中共中央新華社更於3月8日透過電台,向台灣人民廣播,讚揚此次之武裝鬥爭,更透過廣播直接並迅速的提供武裝鬥爭經驗與指示[註11]。

謝雪紅。(取自維基百科)
228事件爆發後,全台各地屬中共組織者趁機帶動武裝鬥爭,擴大事亂,謝雪紅當時便在台中組織著名的「二七部隊」。(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1949年1月毛澤東對國府以和談逼降,現在民進黨政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代主委楊翠的祖父楊逵(原名楊貴),雖身處台灣,卻輾轉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這如同228事件後,中共地下黨黨員黃榮燦,為擴大渲染228事件,以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一般。因為當時中共地下黨已滲入《大公報》與《文匯報》,相關報導大都異曲同工呼應中共當時策略。至於楊逵當時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成員?其實只要參考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一文,復觀楊逵在抗戰時期以日文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小說〈新聞配達夫〉,也是由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黨員胡風,翻譯成中文版的〈送報伕〉刊登於雜誌上。藍博洲在前文中引述同為中共地下黨的辜金良述說楊逵的「和平宣言」,是當時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幕後策動,進而集體完成?以及楊逵自承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與撰寫「和平宣言」,兩次接受國府審訊與入獄期間,或遭審訊法官註銷其罪證,或受監所衛兵對其特別照顧[註12]?相關真相為何?並非是本文論述重點,但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共諜遍布的實際景況,至於楊逵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或其同路人?從上所論,則可思之過半!

1949年3月15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同年10月共軍雖一敗於金門古寧頭,11月復受挫於登步島,仍積極備戰準備渡海攻台,當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也比照大陸相關省區的工作委員會,已是開枝散葉,其書記蔡孝乾更擬定「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洋洋灑灑的臚列四大條,詳述工作方針,如第二條第三項:

「為要使解放軍登陸,能立即得到台灣人民的普遍配合,積極在敵人後方阻擾起見,應加強農村與山地高山族工作,和近山據點的工作,在可能的條件下,在農村建立小型的武工隊,在接近山地區域的黨組織,應迅速地建立工作組或工作委員會專門進行此項工作。」

顯見當時中共欲以武力犯台,仍以裡應外合為至當行動方案。幸而我情治機關適時破獲參謀次長吳石共諜案,循線捕獲「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等人,並適時轉化為自新份子,進而逐次瓦解「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相關組織,削弱中共武力犯台內應力量。

繼而韓戰爆發中共參戰,政府趁時在台除加強島內肅奸防諜工作,並整編軍隊勵精圖治,轉危為安。然而韓戰結束,中共武力犯台野心依然。舉其要者,如蔣中正主政時期的「八二三砲戰」,直至1996年的「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可謂始終未歇。因之「守護台灣」豈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始有?兩蔣主政時期更甚今日。這塊土地是全體國人以生命捍衛,並以國軍將士鮮血孕育灌溉,致有在島上成長而出的自由之花與民主之魂。

註:

[1]:李純青,《筆耕50年》,(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6月),頁557。

[2]:張煦本,〈工作在浙西及台灣〉,《掃蕩20年-掃蕩報的歷史紀錄》,(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78年9月),頁351。

[3]: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史館,2009年12月),頁203。

[4]: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山東: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頁581-583。202。

[5]:毛澤東,〈國民黨進攻的真象〉,《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66。

[6]:孔祥祚,〈「一二˙一」運動與黨的鬥爭策略〉,《「一二˙一」運動論文集》,(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頁216-227。

[7]:成幼殊,〈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倖存的一粟》,(濟南:山東畫報社,2003年1月),頁103。

[8]:艾群,《「沈崇事件」真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1月),頁84。

[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70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8月),頁458。

[10]:黃紉秋,〈韓鍊成其人其事〉,《中共地下黨現形記》第2輯,(台北:傳記文學社,1993年4月),頁370。

[11]:參閱一、楊克煌,《回憶「二二八」起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頁33-40。二、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5月),頁132-156。

[12]: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前後〉,收錄於《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63-174。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反滲透法的省思」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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