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總統選舉，民進黨贏得勝選，蔡總統邁向連任之路。去年歲末立法院三讀通過「反滲透法」，總統府也在本月15日就該法公布實施。條文明定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助，利用競選、助選或連署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或施以強暴脅迫造成公務員死亡，首謀最重均可處無期徒刑。
揆諸《反滲透法》係執政之民進黨，針對目前中國共產黨（下稱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與圖謀，訂定的反制之法。然而此法值得國人思考的，一是中共對台灣的的生存危機，是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才有？抑或蔣中正在台主政時期，更甚於此？其次針對中共對台灣滲透，《反滲透法》能發揮何種功能？最後是民進黨就「保衛台灣」而論，是否應還蔣中正一個公道？因此筆者就上述議題，分篇闡述如次：
首先論及中共對台灣的的生存危機，是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才有？抑或蔣中正在台主政時期，更甚於此？可就兩個層面加以敘明：
第一個層面是台灣現在所謂紅色媒體（紅媒）？其實在國府接收台灣，即已附隨生根，當時甚至更熾盛於今。
中共一向認為兩岸問題，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國共內戰時期毛澤東認為：「解放戰爭有兩處戰場，也即是軍事戰線與文化戰線。」目前國內火紅的所謂「紅媒」，其實也只是當時文化戰線上的局部。當時中共在台灣對媒體的滲透，實不亞於當今的形勢。
例如1945年10月國府接收台灣，先遣部隊有大公報的記者，也是中共黨員的台北人李純青，在重慶準備赴台採訪光復新聞前，先行赴往《新華日報》社，原準備請示周恩來時宜，適時周恩來另有要事，轉由毛澤東接見，雖然李純青當下沒有見到周恩來，但事後周恩來派人告訴李純青，到台灣應該注意何事，實質就是任務賦予［註1］。
當時在台灣相關媒體都有中共地下黨或其追隨者的滲入。如《人民導報》的宋斐如、蘇新、吳克泰、呂赫若等，甚至於在台中屬於軍報的《和平日報》亦不能免。1947年228事件發生，3月2日《和平日報》在裡應外合下被暴徒接管，副社長兼總編輯張煦本等員工，遭暴徒拘束於宿舍，宿舍門外尚有兩名身穿日本軍服，身掛手榴彈的兩名暴徒看守，翌日報社在暴徒控制下自行出報，圖藉媒體煽惑擴大事端［註2］。
近期已逝在台曾為中共地下黨黨員的曾永賢，後經自新為我所用，並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擔任國策顧問，對兩岸事務出謀劃策，其就認為彼時中共對台灣媒體的掌握程度相當可觀［註3］。由於兩岸新聞工作人員交流需要，2000年11月9日政府發布〈大陸地區新聞人員進入台灣地區採訪注意事項〉，2001年2月8日國內首度開放大陸記者駐點來台採訪，首批來台駐點採訪的大陸記者，就是來自中共官方媒體新華通訊社（新華社）記者范麗青與陳斌華。其中范麗青之前即曾數度來台採訪，之後返陸更任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國台辦）發言人。換言之民進黨目前執政所言紅媒現象，自兩蔣時期迄今始終未歇。
第二個層面是中共對台灣的生存危機，並非始自民進黨執政，從兩蔣在台執政開始迄今，其實就無一日稍歇。
1945年抗戰勝利，中共與國民黨同床異夢，已準備兵戎相見，縱使是毛、蔣在重慶雙十會談期間，中共仍在山西發動了上黨戰役。中共的組黨成就於知識分子，也由於抗戰期間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強化了對知識分子的吸收入黨或同盟運用。這使得抗戰結束後，中共的地下黨黨員或同盟者，幾如水銀瀉地散布在學校、軍隊與政府機關等處（註4）。
毛澤東更將學生運動（學運）視為內戰的第二戰線。抗戰勝利中共軍事武裝力量尚難與國府抗衡，雙十會談結束，國共雙方雖訂定雙十協定，然而11月5日毛澤東即呼籲：「現在的中心問題，是全國人民動員起來，用一切方法制止內戰。」［註5］繼而11月25日晚雲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國立雲南大學、私立中法大學、省立英語專修學校等四校，在中共地下黨運作領導之下，在昆明西南聯大新校舍草坪上發起「反內戰時事會」，繼因罷課事件，由於國府雲南當局處置失當，衍生12月1日爆發流血事件，流血事件死難師生四人（內有于再與潘琰為中共黨員），中共更進而以此，藉反對內戰等訴求，在全國各地發起「一二·一」學生運動。
這學生運動幾達四月之久，歷時113天［註6］。其中在事發翌年1月13日經由中共地下黨運作，在上海集結大、中學校學生與各界代表一萬多人，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難人士，並由聖約翰大學學生，也是中共地下黨成員的成幼殊與錢春海，依黨組織指示，寫詞譜曲連夜完成《安息吧·死難同學》歌曲。會後舉眾遊行，遊行中並高唱此等歌曲與高喊口號，以凝聚敵愾同仇視死如歸的團結精神［註7］。日後此歌曲也成為在台中共地下黨黨員，遭政府逮捕入獄判刑槍決時，牢中獄友為其送行之歌。
當時「一二·一」學生運動，由於台灣剛光復未久，中共地下黨尚難在大、中學校發揮組織力量。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發生美國大兵強姦女大學生的「沈崇事件」，沈崇雖非中共黨員，中共卻能利用「沈崇事件」，在全國各地以反美、反蔣為訴求，製造學生運動，並從當年年底至翌年1月間，罷課、遊行的學生運動迅速蔓延至上海、南京、天津、瀋陽、重慶、西安、廣州、福州等全國各大城市的大、中學校學生［註8］。當時在台灣，在中共地下黨策動下發起學運，致有大學生集體走上街頭，要求美軍立即撤出中國［註9］。
1947年2月23日國軍將領李仙洲被共軍圍於山東萊蕪，其向吐絲口方向突圍時，受其46軍軍長，實為中共地下黨黨員的韓鍊成與共軍的裡應外合，使國府於3天之內盡失近6萬國軍，李仙洲兵敗被俘［註10］。
當蔣中正困於風起雲湧的學運，吐絲口戰役失利又相傳來。同月在台灣復爆發的228事件，中共雖非主謀，然而事發之後，屬於中共組織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與其同盟者，卻趁機著手於各地武裝鬥爭，擴大事亂。舉其要者如謝雪紅等，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張志忠於嘉義一帶組織「台灣民主聯軍」，陳篡地則在斗六方面組織「斗六警備隊」等，實施武裝叛亂，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國府為恢復社會秩序，派兩師赴台，此舉削弱了國軍在徐州戰場的兵力。中共中央新華社更於3月8日透過電台，向台灣人民廣播，讚揚此次之武裝鬥爭，更透過廣播直接並迅速的提供武裝鬥爭經驗與指示［註11］。
1949年1月毛澤東對國府以和談逼降，現在民進黨政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代主委楊翠的祖父楊逵（原名楊貴），雖身處台灣，卻輾轉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這如同228事件後，中共地下黨黨員黃榮燦，為擴大渲染228事件，以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一般。因為當時中共地下黨已滲入《大公報》與《文匯報》，相關報導大都異曲同工呼應中共當時策略。至於楊逵當時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成員？其實只要參考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一文，復觀楊逵在抗戰時期以日文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小說〈新聞配達夫〉，也是由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黨員胡風，翻譯成中文版的〈送報伕〉刊登於雜誌上。藍博洲在前文中引述同為中共地下黨的辜金良述說楊逵的「和平宣言」，是當時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幕後策動，進而集體完成？以及楊逵自承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與撰寫「和平宣言」，兩次接受國府審訊與入獄期間，或遭審訊法官註銷其罪證，或受監所衛兵對其特別照顧［註12］？相關真相為何？並非是本文論述重點，但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共諜遍布的實際景況，至於楊逵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或其同路人？從上所論，則可思之過半！
1949年3月15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同年10月共軍雖一敗於金門古寧頭，11月復受挫於登步島，仍積極備戰準備渡海攻台，當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也比照大陸相關省區的工作委員會，已是開枝散葉，其書記蔡孝乾更擬定「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洋洋灑灑的臚列四大條，詳述工作方針，如第二條第三項：
「為要使解放軍登陸，能立即得到台灣人民的普遍配合，積極在敵人後方阻擾起見，應加強農村與山地高山族工作，和近山據點的工作，在可能的條件下，在農村建立小型的武工隊，在接近山地區域的黨組織，應迅速地建立工作組或工作委員會專門進行此項工作。」
顯見當時中共欲以武力犯台，仍以裡應外合為至當行動方案。幸而我情治機關適時破獲參謀次長吳石共諜案，循線捕獲「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等人，並適時轉化為自新份子，進而逐次瓦解「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等相關組織，削弱中共武力犯台內應力量。
繼而韓戰爆發中共參戰，政府趁時在台除加強島內肅奸防諜工作，並整編軍隊勵精圖治，轉危為安。然而韓戰結束，中共武力犯台野心依然。舉其要者，如蔣中正主政時期的「八二三砲戰」，直至1996年的「台灣海峽飛彈危機」，可謂始終未歇。因之「守護台灣」豈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始有？兩蔣主政時期更甚今日。這塊土地是全體國人以生命捍衛，並以國軍將士鮮血孕育灌溉，致有在島上成長而出的自由之花與民主之魂。
註：
［1］：李純青，《筆耕50年》，(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6月)，頁557。
［2］：張煦本，〈工作在浙西及台灣〉，《掃蕩20年-掃蕩報的歷史紀錄》，(台北：中華文化基金會，1978年9月)，頁351。
［3］：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60年-曾永賢先生訪問記錄》，(台北：國史館，2009年12月)，頁203。
［4］：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山東：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頁581-583。202。
［5］：毛澤東，〈國民黨進攻的真象〉，《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1066。
［6］：孔祥祚，〈「一二˙一」運動與黨的鬥爭策略〉，《「一二˙一」運動論文集》，(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頁216-227。
［7］：成幼殊，〈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倖存的一粟》，(濟南：山東畫報社，2003年1月)，頁103。
［8］：艾群，《「沈崇事件」真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1月)，頁84。
［9］：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70年》上，(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年8月)，頁458。
［10］：黃紉秋，〈韓鍊成其人其事〉，《中共地下黨現形記》第2輯，(台北：傳記文學社，1993年4月)，頁370。
［11］：參閱一、楊克煌，《回憶「二二八」起義》，(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6月)，頁33-40。二、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5月)，頁132-156。
［12］：楊逵口述、何咰錄音整理，〈二二八前後〉，收錄於《楊逵的文學生涯》，頁163-174。
＊作者為前國安局特勤組長。本文為「反滲透法的省思」系列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