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蔣中正困於風起雲湧的學運，吐絲口戰役失利又相傳來。同月在台灣復爆發的228事件，中共雖非主謀，然而事發之後，屬於中共組織的「台灣省工作委員會」與其同盟者，卻趁機著手於各地武裝鬥爭，擴大事亂。舉其要者如謝雪紅等，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張志忠於嘉義一帶組織「台灣民主聯軍」，陳篡地則在斗六方面組織「斗六警備隊」等，實施武裝叛亂，卻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國府為恢復社會秩序，派兩師赴台，此舉削弱了國軍在徐州戰場的兵力。中共中央新華社更於3月8日透過電台，向台灣人民廣播，讚揚此次之武裝鬥爭，更透過廣播直接並迅速的提供武裝鬥爭經驗與指示［註11］。
1949年1月毛澤東對國府以和談逼降，現在民進黨政府「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代主委楊翠的祖父楊逵（原名楊貴），雖身處台灣，卻輾轉在上海《大公報》發表「和平宣言」，這如同228事件後，中共地下黨黨員黃榮燦，為擴大渲染228事件，以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一般。因為當時中共地下黨已滲入《大公報》與《文匯報》，相關報導大都異曲同工呼應中共當時策略。至於楊逵當時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成員？其實只要參考藍博洲《楊逵與中共台灣地下黨的關係初探》一文，復觀楊逵在抗戰時期以日文在台灣《新民報》發表的小說〈新聞配達夫〉，也是由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黨員胡風，翻譯成中文版的〈送報伕〉刊登於雜誌上。藍博洲在前文中引述同為中共地下黨的辜金良述說楊逵的「和平宣言」，是當時在台灣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之一的張志忠幕後策動，進而集體完成？以及楊逵自承1947年因二二八事件與撰寫「和平宣言」，兩次接受國府審訊與入獄期間，或遭審訊法官註銷其罪證，或受監所衛兵對其特別照顧［註12］？相關真相為何？並非是本文論述重點，但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當時共諜遍布的實際景況，至於楊逵是否是中共地下黨或其同路人？從上所論，則可思之過半！
1949年3月15日，中共新華社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同年10月共軍雖一敗於金門古寧頭，11月復受挫於登步島，仍積極備戰準備渡海攻台，當時「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組織發展，也比照大陸相關省區的工作委員會，已是開枝散葉，其書記蔡孝乾更擬定「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洋洋灑灑的臚列四大條，詳述工作方針，如第二條第三項：
「為要使解放軍登陸，能立即得到台灣人民的普遍配合，積極在敵人後方阻擾起見，應加強農村與山地高山族工作，和近山據點的工作，在可能的條件下，在農村建立小型的武工隊，在接近山地區域的黨組織，應迅速地建立工作組或工作委員會專門進行此項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