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平等的盡頭，還有最後一份尊嚴，需要由一雙溫柔的手來守護。林月桃，一位在殯儀館工作三十年的女性殮工，不是醫生、不是法師，也不是社工。她原本只是福利社的銷售員，卻因一場冥婚走進了生死之界。從第一個為丈夫穿壽衣的夜晚，到爭取設立女性殮工制度，她用手中的布、針、乾冰與花，替無法發聲的亡者完成最後的體面。
她說自己不是溫柔的人，也不想當英雄。但她記得年輕女孩最愛的粉紅洋裝，記得跨性別者被家屬要求「回歸本性」時的沉默，也記得那些沒人認領的無名者…… 她為他們洗淨身體、穿上乾淨衣服，讓死亡不那麼恐懼，也不那麼丟臉。《殯葬現場值班中：送行職人第一線工作紀實》記錄了她三十年的故事，這是關於荒謬、溫柔，以及一個女人如何用一雙長滿老繭的手，撐起死亡盡頭最後的體面。
一位殯儀館裡的女性殮工，三十年來默默為亡者梳整遺容、穿上壽衣、送他們走完最後一程。出身美髮業，因一次冥婚踏入殯儀館，從此走進生死之界。她不是醫生、不是法師，也不是社工，但她用手中的布、針、乾冰與花，替無法再度發聲的亡者說出最後一段話。她說自己不是溫柔的人，也不想當英雄，只想讓死亡不那麼恐懼。----劉素英
蚊子的叮咬，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原本不是這條路的人。一開始，我只是在福利社販賣部賣日用品，日子平平。
那年我三十出頭，從沒想過生命會因一隻蚊子的叮咬，走進一個冰冷又無聲的世界。
那女孩叫李沛文，殯儀館裡的人都熟悉她，她在服務台收費，胖胖可愛，講話帶點嬌氣，但人很實在。她與我年紀相仿，本來要嫁進我家我們家曾說好，她和我小叔談婚論嫁。
她生病那年，是個冷冬，起初只是蚊子叮了腳，一抓破皮引發感染。醫療疏忽使情惡化，她被送進馬偕住院，當時醫學不像現在進步，斑毒就足以奪命。我們去醫院看她時，她臉色雖差，卻一見到我們就笑，還開玩笑說怕熱、等春天再辦婚禮。沒想到隔天大年初一清晨，家裡電話響了，她走了，婚事一場空。
那段日子我心裡總怪怪的，做了個夢夢見她坐在我房裡，臉色蒼白，眼神直直看著我，說：「你說過要帶我去的地方，怎麼沒去？」我嚇醒。過幾天，婆婆也夢到她在廚房做事，我們家人開始覺得不尋常，便擲筊問她：「你是想留下來嗎？」三聖杯，她點頭了她想要嫁進來。
我們辦了一場冥婚。她的靈位由我做媒，迎進我家，成為家人。迎她進門那晚，我們照常奉茶、包紅包，一切如嫁娶。那不是儀式，而是彌補遺憾，安慰亡者，也交代自己。
誰會想到，一隻蚊子，會讓婚事成夢，也讓我踏進殯儀館，走上一條不同的人生路。
娶了她的靈魂，也打開了命運的門
冥婚後不久，命運開始改道，原本我只是在福利社做事，直到有一天缺人補位，姐推薦我，問我：「月桃，要不要進殯儀館幫忙？」
我人生第一次走進化妝室，是幫丈夫穿壽衣。他得癌症，臨終前說：「你讓同事幫我換衣服吧，她手穩。」後來他走了，我跟同事一起，把他最後一件衣服穿好，那是我第一次與死亡靠近，那年，我三十六歲。
那天，我提出一件沒人敢說的事
那時的化妝室，燈光總是濁黃的，牆面像被時間熏過一樣昏暗，靜默的空間裡，空氣中始終瀰漫著一股揮之不散的潮氣。當時的工作區還很陳舊，清一色全是男性工作人員，只有一位陳媽媽，做事雖然俐落，但那時並沒有性別分工，無論男女遺體，一律由她與男同事們共同處理。
記得那天，我低頭幫丈夫穿衣，手在發抖，那不是害怕，而是滿心的哀慟，共度多年的伴侶，如今竟成了我要仔細服務的「遺體」，那一刻，我心裡浮出一個念頭：女性亡者，是不是也應該由女性來服務？
尤其是一些年輕女孩，或是面對生理上的細膩差異時，同為女性的我，也會希望人生最後一次被碰觸，是來自一雙能理解、能共感的手。
我第一次在殯儀館看到年輕女性遺體躺在鐵床上，男同事正熟練地擦拭、穿衣、打理。他們的動作沒有惡意，但我站在角落，心裡卻是一陣抽痛。
她才二十出頭，還沒結婚，死後卻要在陌生男性手裡被擺動、擦洗、解衣，再一層層穿上壽衣。她的身體似乎還帶著餘溫，指甲殘著淡淡的紅色，眼睛微睜。我不是講究什麼繁文縟節，只是在想：如果是我，一定也希望幫我的人是同性。
這件事我放在心裡很久，當時的制度是「誰有空誰做」，不分性別，本來想就算了，直到那天，我處理一位車禍身故的少女，我真的受不了了。
她臉部有擦傷，手臂骨折，家屬只求她能乾乾淨淨地走，我幫她抹粉，身旁男同事正準備幫她換內衣，我瞥了一眼，淚水差點掉下來，她還這麼年輕，死後卻要在異性面前如此裸裎，即便我們是處理遺體的專業人員，也該有所約束、有所敬畏。
於是我轉頭去找了長官，那是我第一次主動敲開那扇門，不為請假，不為排班，而是為了一件「沒人敢說的事」。
「女生的遺體，應該由女性來處理。」我平靜但堅定地對長官說，「至少基本的清潔、穿衣，應該尊重性別差異。我不是來製造麻煩，或想改革、或要抗議，只是覺得，如果是我走了也希望如此。這是一份體面。」
沒想到，這份心聲真的被聽見了。時任社會局長陳菊直接簽准：同意設立女性殮工制度，並徵求志願者，我毫不猶豫地填了表。在那張表上，我只寫了一句話：「願意進入女性殮工組，提供女性遺體清潔、穿衣、基礎化妝服務。」
民國八十二年，那個簽名成了我與這冰冷房間最長久的牽絆。
我沒想過會留下來，更沒想過一待就是三十年。我們殮工不談情緒，也不談榮耀，但我們知道手下的分寸。那天我說出口的，其實不是要求，而是一個提醒。
這條路，我走了三十年
如果問我為何做三十年？我只能說走著走著，就留下來了。
一開始這行不叫「工作」，更像補位。誰缺人、誰請假、誰跑單，我就去頂。我不是立志做一輩子，只是一次又一次站在冰冷鐵床邊，最後再也沒走出去。
我不是學醫，也不是學禮儀，只是會剪頭髮的女人。進來後，我學會幫人穿壽衣、擦身體、蓋白布。學會對待剛走的身軀、看家屬眼神，知道何時該講話、何時閉嘴。
我不怕死人。我怕活人說話不留餘地，怕公文壓著走，怕夢見自己躺在鐵床上醒不過來。我怕看得太多，開始不信人生長度，不相信「好好活」真的有獎勵。
三十年裡，我送走數不清的亡者：年輕、老、男、女，有的穿正式，有的什麼都沒留下，有的是全家圍在旁哭，也有孤零零一個袋子送來，名字都寫錯。
我學會不問太多，問多了會麻木。這行最怕的，不是沒心，而是心太滿。所以我只記值得的。
我記得有位老先生走得安詳，穿四十年前太太縫的壽衣，方方正正像新的他太太摸著衣服說：「他說要穿這個回去見我娘。」
我幫他穿好，把扣子扣好，蓋上白布時，對太太說：「妳先生的心意，我看見了。」她點頭。
也有不想記得的：被家屬吼罵、遇命案、深夜接單、清理到手都裂開、吃飯吃一半接電話回處理遺體，還有那些沒人認、沒人來領的無名者。無名者，我們洗淨身體、穿乾淨衣服，幫他上妝成平靜的臉。
我從不偉大，只是認真把這些當「必須有人做的事」，而我剛好是那個人。
三十年，夠你看清人情冷暖，也夠摸透「生」與「死」。這條路上，我沒有鮮花，也沒有掌聲，但有一雙長滿老繭的手、一顆柔軟心，還有謙卑不折腰的姿態。
死亡裡的荒謬，有時比活人還可笑
人常說，死亡要莊重肅穆。但我做這行三十年，看過的告別式、碰過的遺體，比我參加過的婚禮還多，我只能說：死亡有時比活著更荒謬。
我不是說人不該好好走，而是人活著的複雜，死後還甩不掉。有一次，一具遺體送來，家屬匆忙交代：「女性，四十歲，穿淺色衣服。」單子上沒名字，身分證也沒給。我們照流程操作洗身、穿壽衣、梳頭。弄到一半，家屬衝進來，蒼白地說：「不對！這是男的！」
我愣住，對照單子。遺體雖皮膚偏黃、體格瘦小，但真的是男的一位從年輕起就女裝生活的跨性別者。
家屬堅持要他「回歸本性」，把妝擦掉，穿男式壽衣。我看著那具身體，心想：他活著像女人，死後卻被逼回男人，這不是尊重，是再死一次。
還有一次，在為一位老教授洗身時，驚見裡面竟穿著蕾絲女內褲，我與同仁對看一眼，沒說話，只換上乾淨壽衣。很多祕密，是死者留給自己的最後一塊空地。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老婦人還沒咽氣就被強行送進靈堂，家屬說：「先送進來，省得來回跑。」我們綠著臉，確認老婦還有心跳、體溫，怎能就這樣？家屬卻說：「醫生說今晚可能走，就先備著吧。」
備著？死人還能「備著」！我差點把名冊摔出去，你不能這樣對待人的最後一口氣。
還有那種在靈堂外大打出手的子女，搶財產搶到當場撕遺囑的；也有哭得震天響，回家卻立刻問：「壽衣可不可以退錢？」的。還有那種在告別式上打卡拍照，拿著遺照自拍上傳社群媒體說：「阿嬤最後一面，RIP.」後面還配笑臉符號的。
這些我都看過，以前會生氣，後來只能笑。因為有時候，不笑就撐不過去。
死不是結束，而是一面鏡子，把活著的荒謬照得更明白。死亡卸下身體，但人性不會關機。
我處理過一位老阿嬤的後事。她生前節儉，一輩子攢了好幾百萬，留遺囑平均分給四個孩子，靈堂還沒搭完，孩子已在停車場吵起來。
大嫂一句話點燃現場：「誰沒收她紅包？現在裝孝順！」
這不是劇本，是實況轉播：靈堂前沒人哭，大家忙著對數字、翻保險、找地契。還有企業老闆走了，兩任妻子和孩子一見面就吵：「我兒子要自己念經，他爸生前最疼他。」「你兒子？你是前妻欸，現在是我在處理，我才是合法配偶！」最後誦經流程沒念完，僧人收了紅包尷尬地走了，我們工作人員在現場面面相覷。
有人把錢看得比關係重，平常不在意，一到分遺產眼睛亮得比燈還亮。有家屬哭著問：「月桃姐，他會怪我嗎？我不是貪，我真的沒錢了。」
所以我常跟孩子說：「媽沒什麼錢，你們不用等，有多少我會花完。」活著就要照顧自己，別把希望寄託在死後。
如果還有錢，不如現在旅行、吃好飯、學想學的東西。等你走了，那些錢，不一定能讓人記得你，但一定會讓人爭。
我明白：「錢不是不能留，但別留太多、太整齊。」整齊的財產，最容易讓人亂。
粉紅衣服與姑娘廟的距離
幫人穿衣三十年，最讓我記得的一件衣服，是粉紅色的。那是一位年輕女孩，車禍突然離世。她媽媽帶來她最愛的洋裝粉紅色、小碎花，裙擺鬆軟，像她的人。媽媽說：「她活著最愛這件，我想讓她穿著這個走。」
我本來點頭，但旁邊親戚立刻反對：「不行啦，這麼穿會入姑娘廟！」
我們這行最忌的，是讓女孩死後還「像沒嫁人」。穿太亮、太粉、太可愛，家屬就怕，說會成孤魂，要再「嫁一次」。我看著媽媽，她眼眶紅紅，卻咬牙沒吭聲，我知道她是愛女兒的，也知道她怕這樣會被說、被責怪。
她點頭：「去年生日，她穿這件笑得好開心，我想讓她再穿一次。」
親戚想開口，我看了一眼：「我幫她穿得好看，大家就不會注意顏色了。」
我幫她穿上粉紅裙，再罩白紗外套，梳溫柔髮型，夾一朵淡色花在耳後。她看起來像要參加生日會，安靜、甜美、自在。送出去那刻，媽媽拉著我說：「謝謝你，讓她還是她。」
我尊重傳統，但更尊重人亡者本身的性格、喜好與選擇。人死如燈滅不假，但這盞燈是什麼顏色，應該是亡者自己決定的，因此死後不該有標準答案。她不嫁給誰，只嫁給自己的喜歡。
她的脖子沒動，我才敢放下乾冰
很多人以為遺體冰起來就沒事，但真正令人緊張的，是---你不能確定她「真的死了」。
那是一位二十出頭的女孩，皮膚還有溫度。家屬匆忙送來，醫院文件不全，也沒看到死亡判定時間。我們不是醫生，但遺體進冰庫前，要換衣、放乾冰、移位。我站在她旁邊，手裡拿乾冰，它冰冷，像白色止命符，我就是下不了手。
我仍不敢放下，站了五分鐘、十分鐘，直到確認脖子沒動、眼睛沒睜、表情沒變，我才小心鋪上乾冰，一塊塊，像幫花蓋雪。
曾有一次，一位中年婦人送來，說是猝死。我們照流程處理，正準備穿衣，忽然間，她手動了一下。
我們僵住，不敢自己判斷，立刻叫醫院、報警。最後證實是肌肉神經反射，但那一刻冷汗直流，手上的布掉到地上都沒人撿。
人死了，是世界靜下來。但你不知道它何時會提醒你：「別太快送我走。」
我怕的不是鬼，是「還活著卻被當作死者」，所以三十年來，從不草率，每一具遺體，不管體溫冷熱、不管年齡性別，我都會多確認一次---眼睛閉了嗎？脖子鬆了嗎？
皮膚有沒有變色？有時我還會輕聲說：「不好意思，我要幫你換衣服了。」
我從不是偉大的人，只是想讓死亡不那麼丟臉
很多人以為我們這行，是什麼「天使」，什麼「殯葬界的溫柔代表」，還有人寫文章說我是「為死者送行的女人」。我從沒覺得自己偉大，只是做了一份工作，做了三十年，沒走，也沒逃。
我沒有宗教信仰，也沒什麼神聖使命感。我站在這裡，只因有人需要我幫他把拉鍊拉好、扣子扣上、梳順髮絲，讓他最後一次出現在世人眼前時，不亂、不慌。
幫媽媽擦掉孩子臉上的血，讓她哭著說：「我還是認得出他。」
幫沒人領的遺體挑件素淨衣服，放一朵花在胸前，就像有人還記得他。
我總覺得，人走的時候，臉該平靜、手該合起來、身體該完整。這些年看多了，有人走得壯烈，有人淒涼，有人體面，也有人走得草率，但只要經過我手，我都會盡量讓他走得「像樣」。
什麼叫像樣？不是華麗，不是風光，而是看一眼，你會覺得這個人被好好對待過。
我沒什麼學歷，不會多言，但我的手會縫、會梳、會抱、會蓋。我會在凌晨兩點接電話出門，也會在烈日下幫人蓋蓮花帳。我不會寫詩，但知道一朵花該放在哪裡才不被風吹走。
有時我在想，他們走後會不會記得有個叫月桃的女人，曾幫他穿衣、穿襪、合眼、收手。我不求他們感謝，只希望別帶著遺憾上路。
人活著，有人風光無限，有人悄無聲息。我想做的很簡單：讓他們走的那一刻不狼狽。所以，如果你問我：「林月桃，你一生最驕傲的是什麼？」我不會說冥婚、第一位女殮工，也不是三十年的經歷。我會說：「有一次，家屬對我說---『你這樣幫我爸穿好衣服，我就安心了。』」
讓我們明白：死亡不是一種結束，而是一場讓人學會怎麼好好道別的練習。體面，不在於盛大，而在於那雙肯把釦子扣好的手。有些人一生不曾出聲，但在走的那天，仍值得一身乾淨的衣服。
作者簡介｜賴豐奇
畢業於舊金山藝術學院電影研究所，獲電影創作碩士學位。長年投入影像創作，創作形式橫跨實驗短片、紀錄片、電影、電視單元劇與商業廣告，作品持續在影展、產業與大眾文化之間對話。
早期實驗短片《蜉蝣》、《浮萍》分別榮獲第15、16屆金穗獎最佳實驗片，並受邀馬德里 ARCO 實驗電影展及捷克伊赫拉瓦國際紀錄片影展（Jihlava IDFF）。紀錄片《化妝師》入圍第30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並獲選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澳洲墨爾本國際影展與夏威夷影展；《班底》入圍第3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呂赫若》入圍金鐘獎最佳紀錄片，並榮獲金鹿獎最佳導演。
2010年擔任上海世界博覽會台灣館 720 度 4D 全天域球幕劇場影片《自然城市》導演。其創作關注歷史、記憶、人物與時代，近年持續進行影集與電影劇本開發。2020年成立「德豐電影製作有限公司」。
